为和解而努力，就是要实现上帝为人类提供的梦想，即让我们都懂得我们同属一个大家庭，同在一个互相依存的微妙网络中。
——图图大主教《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

一九六三年六月二十六日，美国总统肯尼迪造访西德，在柏林发表了题为《我是一个柏林人》的演讲，其主题直指柏林墙——“自由有许多困难，民主亦非完美，然而我们从未建造一堵墙把人民关在里面，来分开一个民族。……自由是不可分割的，只要一人被奴役，所有的人都不自由。”肯尼迪没有等到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天，在他演讲的时候，柏林墙另一端的东德士兵如同大理石一般笔直站立，个个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猜忌、仇恨和恐惧的结果，是一座墙的诞生。这堵墙虽然没有长城那么长，但它所带来的隔绝却超过了长城。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三日，冷战最为剑拔弩张的时刻，为了阻止东德人逃往西德，在东西柏林的边界上，一夜之间突然矗立起了一堵高大的墙，美其名曰“反法西斯防卫墙”。东德政权效率之高，举世为之瞠目结舌。这堵墙由十二公里长的水泥墙和一百三十七公里长的铁丝网组成，包括有一百一十六个观望台。它一共截断了一百九十二条街道，三十二条铁路线，八条轻轨、四条地铁以及三条高速公路。随后，经过四次的改建和加固，柏林墙遂成为冷战时代“铁幕”的象征。

 

虽然高耸的柏林墙阻止了大量东德人逃往西方的势头，但人们仍然想出各种各样的方式越过高墙，许多方法甚至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如自制热气球飘过去、挖隧道爬过去、藏进汽车的底盘和汽车的缝隙里蒙混过关、躲藏在两个打通的行李箱里混过去等等。于是，东德领导人向边防军士兵下达了对企图穿越柏林墙者“格杀勿论”的命令。在柏林墙存在的二十八年间，至少有一千一百多名东德居民在试图翻越柏林墙或潜渡施普雷河时被枪杀。柏林墙沿线血迹斑斑，枪声不断，这里成为一处人们谈虎色变的充满死亡与恐怖之地。

在二十八年间，柏林墙及其附近地区逐渐变成了举世无双的都市中心的“无人区”。而在这片“无人区”里，居然矗立着一座教堂——当时，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柏林墙正好将柏林和解大教堂（Chapel of Reconciliation）一分为二。和解大教堂是一座建于一八九四年的哥特式教堂，在柏林众多宏伟的教堂中，它并不怎么突出。幸运的是，它在二次大战期间未受毁灭性破坏，战后很快被修复。柏林围墙竖起之后，“教堂的地理位置刚好位于东柏林辖区的最西端，与属于西柏林辖区最东端的基督教会联盟仅一墙之隔。从西柏林墙边向东望，还可以看到此教堂的尖塔，和解大教堂就这么孤零零地屹立于无神共产主义下的东柏林的死角地带。” 然而，有一种破坏甚至大于战争，这就是统治者对历史和文化的傲慢及蔑视。正如梁思成虽然有能力说服美军放弃轰炸日本的京都和奈良，从而拯救了这两座日本最美丽的故都，却没有能力说服毛泽东放弃拆毁老北京的雄心壮志一样，人好大喜功的东德领导，力图将东柏林打造成一座崭新的、整齐划一的、“具有社会主义美学风格”的城市。在这样的思路下，和解大教堂的存在便是多余的了，更何况它破坏了柏林墙的权威：一九八五年，东德政府以“提高边界地区的安全性与清洁”为由，悍然将这座教堂以爆破的方式摧毁。

如今，就在消失的教堂的原址附近，依然保留着一段最完整的柏林墙；也正是在这里，基督教会和解联盟主持修建了一座“和解小教堂”及一间小型博物馆。教堂和博物馆虽然很小，其纪念意义却不容小觑。因此，这里也是我们访问途中不可或缺的一站，我们一大早便出发去与“和解小教堂”的主任牧师艾舍博士会见。艾舍博士身材清瘦，头发花白，年逾六旬。他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衬衣上装饰有显示牧师身份的领结，在谈话过程中一直和蔼地微笑着。艾舍牧师将我们迎进他在博物馆一隅的办公室。我们的话题便从和解教堂凤凰涅磐、由大变小的历史过程开始。

艾舍牧师一边招待我们喝茶，一边向我们讲述这段柏林墙遗址的故事以及和解教堂的历史渊源。他告诉我们，他在牧师的身份之外，也是柏林墙纪念馆领导委员会的委员。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六日柏林墙倒塌之后，一时之间周围地带处于无人管理的状态，有一些聪明的商人将柏林墙的断壁残垣运回家中囤积居奇，后来果然买出了天价。很快，原来柏林墙的隔离区兴建了大量的房屋，地理意义上的柏林墙只存在于人们的记忆之中和照片上了。不久之后，艾舍牧师与各界人士一起发起呼吁，希望政府将柏林墙的一部分保留下来，同时在原址上重建和解教堂。经过十多年的努力，他们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保留一部分柏林墙，在统一之后的德国是一个极具争议性的话题，因为许多昔日的东德居民认为这是一道深深的伤疤，不能让它继续裸露着。特别是一些死难者的亲属，担心这段墙继续刺伤他们的情感。一些西德人也建议大家应当向前看，不必过于拘泥过去的历史。但是，经过长期的、充分的讨论之后，大部分人都支持保留一段柏林墙的意见。此种看法逐渐成为大家的共识：这是对历史的尊重，同时也能警醒后人。让受害者获得安慰的办法，不是掩盖历史，而是让历史成为对未来的启示。

当年，柏林墙的修建利用了“人民”的名义。但“人民”却发现这堵墙其实是为少数人服务的，是保障少数人的特权的。曾经参与修建柏林墙的东德工人巴尔克，也担任过柏林墙下的哨兵。在忠心耿耿地为东德当局服务四十年之后，他终于在党代会上愤怒地发言说：“当年我曾乞求人们理解政府的建墙措施，因为这堵墙可以阻止共和国受到进一步的销蚀，并保障道德、经济和政治上的健康。然而，政治局欺骗了我和成千上万的工人战斗队队员。他们把反法西斯墙玷污成一堵肮脏的墙，躲在墙内像脂肪里的肉蛆一样挥霍无度。” 这样的一堵墙，能不倒塌吗？使之倒塌的，不是从肯尼迪到里根的呼吁，也不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政策，更是东德政权失去了自身的合法性，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与支持。一个用高墙来囚禁其公民的国家注定了是无法长久下去的。

更可怕的是，在柏林墙下一直上演着和平时期的本来不必要的杀戮。日前，在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文件，文件再次表明，东德政府曾下令对越境者开枪，哪怕其中有妇女儿童。这份文件是在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四年服役的一名前东德边防军下士的档案中发现的。其中一九七三年十月一日一份七页长的执勤指示写道：“对使用射击武器，不要犹豫不决，即使有妇女儿童突破边境时也一样，因为叛国分子经常利用他们为自己服务。”这一指令下达给前东德情报部门特种部队，其成员的公开面貌是边防士兵。专门负责清理前东德国家安全部档案的比特勒女士认为，这份文件具有重大意义，它以白纸黑字的形式驳斥了昂纳克和克伦茨们的“没有下达过开枪命令”的谎言，再清楚不过地表明，前东德国家安全部确实下令无情地杀害手无寸铁的同胞。这一文件在德国引起震撼，尤其是不惜对妇女儿童开枪的命令更是令人发指。

“我们不能将这堵墙从历史中抹去，它确实存在过，而且依然在对我们的心灵发生影响。”艾舍牧师带领我们从纪念馆螺旋式的楼梯登上三楼，从三楼的平台上可以俯瞰街道对面的柏林墙。我这才发现，所谓的“墙”，并非原先我所理解的一堵孤零零的墙，而是两排平行的墙，中间还有二三十米宽的空地，岗楼即设置在空地的中央。空地以灰色的沙土铺就，几乎寸草不生。两排高墙的顶端，都安置有阴森森的铁丝网。这种设计，使得那些企图穿越高墙者无计可施，即便穿越了第一道墙，其进入的仍然是一片属于东德领土的无人地带，并立即为哨兵所发现，哨兵有权开枪射杀之。当时，大部分的死者都死在此无人区之内。今天，许多参观者在这段柏林墙周围徘徊，也有人在墙下献花。那些死难者为了自由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艾舍牧师的话题转移到和解教堂上来。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和解大教堂与柏林墙的关系可谓剪不断、理还乱。昔日的和解大教堂是工业化迅猛发展过程中，由基督教和解联盟组织修建的一座教堂。这座教堂专门为那些刚刚到城市里来寻求工作机会的农村人口服务，它不仅是当时柏林市中心的一处信仰场所，也是一个社会救助部门。这座教堂的历史，可以说也是现代德国历史的缩影：一九三三年纳粹上台之后，德国的天主教会和新教教会都臣服于希特勒的统治之下，和解大教堂也不例外。在纳粹时代，先后在此担任主任牧师的有三人。第一名牧师反对希特勒，后来遭到解职。他反对希特勒并非基于民主理念，而是忠于一战失败之后流亡海外的威廉皇帝，他希望德国重新回到帝国时代，而教会与皇室之间保持亲密之关系。第二位牧师完全认同纳粹的理念，认为希特勒开创了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时代，让德国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这位牧师同意将和解教会改造成纳粹主义的教会。他是一名年轻的牧师，在学术和演讲方面都很有才华，颇受会众欢迎，也深得纳粹当局的器重。二战之后，他受到盟军的清查，一时之间千夫所指。不久，他故意制造了一起车祸自杀，并留下一份遗书，承认在纳粹时代有罪。对此，艾舍牧师指出，当时没有任何一个团体包括教会愿意收容这个有罪的人，没有人原谅他和安慰他，他只能绝望地自杀。这表明当时的社会和教会都缺乏宽容和宽恕的理念，如何对待重新回家的“浪子”，人们并未遵照耶稣的教导去做。而第三个牧师则主张政教分离，当时所有的牧师都是国家官员，需要向希特勒宣誓效忠。他拒绝向希特勒宣誓，后来被迫失去了这一职位。当然，这位牧师也没有像地下教会的牧师如朋霍费尔那样，成为“公开的反对派”。

在经历了残酷的二战之后，和解大教堂终于侥幸幸存下来，此后继续存在了四十年之久，最终仍然不免被偏狭的意识形态所牺牲。在东西德对立的时代，和解大教堂拥有一套独特的治理模式：柏林墙将东西德一分为二，也将和解大教堂一分为二。东德官方企图让它成为显示其宗教信仰自由的样板，所以同意“共治”的方案。这个教会的牧师，既有西德的，也有东德的；其会友也是既有西德的，也有东德的。此种教会，仅此一家。艾舍博士从一九七五年便来到和解大教堂担任牧师，负责处理有关西部的事务。他的一生中一半的时间都献给了这里。在此期间，艾舍与东德的牧师也有一些合作和交往。一九八五年，东德政府决定炸毁和解大教堂，虽然艾舍等人强烈抗议，亦无法阻止教堂死亡的命运。在艾舍牧师的书桌前，挂着一组和解大教堂轰然倒塌时的照片，这组照片定格了教堂倒塌前后的几个撕心裂肺的瞬间。多年以后，注视着这组照片的时候，艾舍牧师依旧黯然伤神。

和解大教堂在历史上没有完成“和解”的使命，它的悲剧深深地根植与德国教会的历史缺陷之中。德国教会与国家的关系过于密切，长期依附于权势阶层，从而失去了上帝的同在与祝福，在挑战与逼迫降临的时候，便迅速自我缴械投降了。那么，在新的历史时期，教会应当扮演何种角色呢？德国统一之后，艾舍牧师与志同道合者一起为重建和解大教堂奔走呼号。他告诉我们：“我的目标并不是重建最为一栋建筑的教堂，而是重建东部与西部之间的信任，重建人们对爱、和解与宽恕的信念。在经过纳粹时代和东德时代之后，此种精神重建极为困难，也必不可少。”关于和解这个概念，艾舍博士解释说，作为一名神学家，比起历史的立场来，他更愿意从神学的角度切入。和解是一个古老而深邃的题目，是圣经中的一个重要主题。使徒保罗在《罗马书》中指出过，我们应当与上帝和解，与世界上所有的人和解，去爱身边的每一个人。那么，为什么不能在这片曾经被鲜血浸透的、被死亡笼罩的土地上修建一所新的教堂、并让其成为和解的标志呢？

当然，艾舍牧师也承认，和解有可能被滥用来干坏事，有人会披上和解的外衣让别人迷路。那么，什么是诚实的、清晰的、有效的和解呢？我们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上，这个世界不是黑白分明的，在做正确的决定的时候也会包含不正确的成分。艾舍博士谈起他与父亲的关系。他说，对于在战后成长起来的自己而言，反对希特勒当然不是一个问题，因为第三帝国已经覆灭，纳粹的罪行已经彰显，历史书上都写得一清二楚。他年轻时候与父亲发生过一些冲突：父亲曾经是一名德军士兵，在法国占领区服役。战后，当父亲在回忆起这段经历时，并没有深切的忏悔，而使用一种无批判性的、甚至美化的方式来讲述之。他当然不接受父亲的这种态度，多次严厉批判父亲，甚至与之疏远。多年以后，柏林墙倒塌，给他带来极大的震撼。在一九八九年之前，他认为东德政权相当稳固，数十年之内都不会崩溃，这是当时大部分西德人的想法。但是，事实证明这一判断完全错误。由此，他转而想起了父亲。父亲当兵的时候只有十八岁，没有完成中学教育。当时，反抗法西斯的德国人如同凤毛麟角，绝大多数人都是顺从者。事后说反对希特勒容易，当时却极难。而自己在八十年代中期，年龄比当年从军的父亲要大得多，经验丰富得多，获得的资讯也多得多，尚且作出错误判断。那么，为什么不能宽恕当年犯了错误的父亲呢？为什么不积极地与父亲沟通，与之共同承担历史的重负呢？就在柏林墙倒塌之后几个星期，父亲去世了，艾舍却一直没有告诉父亲说，他已经原谅了父亲。

柏林墙的倒塌，使得艾舍与早年信奉的左派思想决裂，并失去了很多朋友。此前，他一直都是左派，是反对派，却是主流——因为绝大多数欧洲知识分子都是左派，都是资本主义的批判者，即便教会中的神职人员亦是如此，这时天然的“政治正确”。当时，艾舍认为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反动，是一种新的制度的尝试。当东德的许多档案公布之后，他才惊讶地发现东德的种种黑幕，包括东德教会内也存在大量的告密者，东德人都过着一种“不正常”的生活。此前，他在和解大教堂中与东德的神职人员一起工作的时候，从未料到有此种情况。他一直都天真地将东德的同事当作真诚的信仰者。后来，他才发现，在东德根本没有心灵自由，但此前他并没有更多地思考并关心东德教会和基督徒受逼迫的处境。

 

艾舍博士介绍说，他进而发现东德政权利用科学的力量控制所有人的活动和头脑，许多科学项目都侵犯了公民的自由与尊严，违反了圣经的原则和基督信仰。东德官方展开的如心理学、社会学等方面的研究，有计划地侵入了私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建设了一个庞大的监视网络，并系统性地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两个德国统一已经二十年了，但那段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仍然没有消除，德国完成了政治上的统一，而没有完成精神上的统一。许多参与迫害的人以及告密者，在时代变化之后，不能从昔日的黑暗中走出来。加害人与被害者之间无法实现具有和解性质的交谈和对话。其实，在当下的社会氛围下，昔日的加害者如果承认自己的罪行，并不会被逮捕或被殴打，并不需要付出惨痛的代价。忏悔的门槛并不高，但忏悔者仍然非常之少。

这是什么原因呢？艾舍牧师指出，最困难的事情便是做心灵净化的工作。他总结出一套理论来解释此种情况：揭露的工作当然很重要，但对身负罪孽之人获得解脱并无帮助。如何让他们融入一个解脱的过程之中呢？参加者已经成为旧制度的组成部分，如德国作家恩岑斯贝格所云，“在法西斯时代我未尝知道我生活在法西斯时代”， 他们对旧制度有很大的依赖性，就好像吸毒者一样，一辈子都出不来了，难以冲破心理的藩篱。也就是说，极权主义不仅通过机枪和坦克来控制人，更多时候是通过将参与者扯入谎言之中，与谎言发生复杂的纠缠。另一方面，西德社会也没有为之创造出一个空间和环境，让加害者都能大胆地说出真相，并获得谅解。这需要一个团契，一个群体，置身其间他们才能开始新的生活，去接触与昔日充满谎言的生活没有关系的人。教会本应提供此平台，可惜教会对此无所作为。

在此背景之下，和解教堂的重建便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如德国思想家雅斯贝尔斯所说：“既不要称为过去的牺牲品，也不要成为未来的牺牲品。关键在于，完全地成为当下的。” 如何重建这个教堂，本身就是一个民族的成员共同疗伤的过程。重建柏林和解大教堂，既要延续老教堂的历史，又要让此教堂在一个新的移民社区中发挥新的作用。人类有没有信心让这个曾经破碎的世界成为充满仁爱与宽恕的世界？是柏林墙及其所象征的暴力与杀戮，还是和解教堂及其所象征的爱与和解，更有力量呢？艾舍牧师说，他心目中的新的和解教堂，不仅是一个教会，也是一个纪念馆、博物馆以及社区中心。“这个理想实现了吗？”艾舍牧师微微一笑，卖了一个关子说，“我们现在就去看看。”

于是，我们一起出门，穿过街道，沿着一段柏林墙走了一百多米，新建成的和解小教堂便呈现在我们眼前。与昔日和解大教堂那哥特式的尖顶及精美繁复的雕塑及装饰不同，和解小教堂是一栋小巧玲珑的、谷仓形状的建筑。既不失现代建筑的简约风格，又体现了建筑与大地之间的有机联系。附近的柏林墙遗址、阴森的铁丝网以及空旷的无人地带，与这座暖色调的建筑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走近一看，这座建筑使用的材料居然是黏土，根本没有使用水泥。艾舍牧师介绍说，可不要小看黏土这种建筑材料，这是德国境内第一个用土墙作为承重墙的建筑。

一九九五年，两位年轻的柏林建筑师扎森罗特和赖特曼的设计方案中标之后，本欲以混凝土做为主要建材，但负责监管的柏林围墙委员们希望改以符合环保与健康的黏土为主要建材。这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要求。当时，该建筑仅有九十五万欧元经费，这让建筑师犯难了。许多民众听说此消息之后，纷纷慷慨解囊，使得建筑经费不再成为问题；另外有一支由十四个欧洲不同国家所组成的建筑义工队来免费施工，再加上来自奥地利的土墙结构专家以及柏林工业大学建筑系的专业知识支持，终于在二零零零年完成了这项似乎不可能的任务。即便是那些不信上帝的民众，也不得不感叹说，这座小教堂的出现简直就是一个神迹。而建筑学家则赞誉说：“这座建筑物体型虽小，却涵括解决了过去、现代或者是未来所拥有的历史结构层次与面临的都市建筑问题，其设计与兴建过程与成果，可以说是为现代都市计划与建筑设计种基本问题的解决树立了一个榜样。”

今天，来和解小教堂参观的青年人很多。艾舍牧师说，平时教堂向公众免费开放，而礼拜日在此有几堂讲道。他每周都在此讲道，教会大约有两百多名教友，这一区域内有许多原东德居民，还有大批的新移民，所以需要展开很多工作。艾舍博士既是一名神学家，也亲自参与牧会工作，后者需要他付出数不尽的时间和精力。艾舍牧师说，他很喜欢牧会的工作，去探访每一个会友的家庭，去倾听他们的每一个电话：“我们需要在这个人们离开上帝的时代，为上帝的道路作见证。”虽然就柏林、德国甚至整个欧洲的情况而言，基督徒的数量近年来一直呈下降的趋势，基督教对社会的影响也日渐式微，但艾舍牧师认为，教会仍然可以在社会的精神和道德重建的过程中发挥其他机构无法企及的作用。

不仅那些至今仍然战火纷飞的地方需要和解——科索沃、苏丹、卢旺达、伊拉克、阿富汗等等，德国社会也需要和解。图图大主教说过：“上帝想要表明，冲突和压迫之后生命依旧；有了宽恕，就有了未来。” 加害者需要从恐惧中解脱出来，受害者需要从仇恨中解脱出来，所有人都需要从偏见和傲慢中解脱出来。而这种解脱必须有上帝的参与。人靠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此种使命的。如今，和解教堂正在着此种尝试。虽然和解大教堂变成了和解小教堂，但这并不意味着教会的萎缩与信仰的退却，而是意味着基督徒以一种更为谦卑的态度进入到这个世界当中。这座建筑的设计理念也是如此，正如建筑学家所指出的那样：“新建成的和解小教堂建筑平面局限于旧教堂的唱诗班位置，从平面安排的意义而言，新建筑并没有占据就教堂的心脏空间位置，而是谦虚地、中性地退缩至唱诗班空间的位置。” 所以，和解小教堂所蕴含的精神价值，已然超越了和解大教堂，正所谓“教堂不在大，有真理则有上帝”。艾舍牧师说，他很喜欢这座新建成的小教堂，他经常在此祷告和读经，或者与教友及参观者交谈。建筑学者指出：“和解小教堂所担负的功能非局限于宗教目的，因它的历史与地理位置，它同时拥有人道性和社会服务功能、见证德国现代历史的纪念性功能，以及新时代亟需的环保构筑观念”。 于是，和解小教堂自然地成为一个老师带领学生来学习和参观、感受鲜活的历史的好地方。

等待一群活蹦乱跳的青少年队伍走过之后，艾舍牧师带我们走进教堂的回廊。回廊以冷杉木修建，没有使用油漆粉刷，保持着木材的原色。由于使用黏土材料所达致的冬暖夏凉的效果，整个教堂没有安装空调和暖气系统，堪称环保节能之典范。回廊的尽头，保留有深达四米的当年大教堂的地基，且以玻璃罩覆盖之，以供大家参观。设计师以此种方式将历史与现实勾连起来了。从大门进入教堂大厅，我的感觉如同进入芬兰那间的岩石教堂一样，豁然开朗，阳光灿烂。对于祈祷大厅，我有两个最为强烈的感受：其一，比起我到过的许多世界知名的大教堂来，这座大约只能容纳两百人左右的教堂，实在是小得不能再小。其二，其黏土墙面没有任何的装饰，既没有塑像，也没有管风琴，更没有彩色的玻璃窗，简直是朴实到了极致的地步。大厅里的椅子也不是通常教堂中常见的木质长椅，而是单个的折叠椅，这样可以随意组合，平时可供学校的老师带领学生来此上课。

在简朴的讲台一侧，竖立着一个细长形状的、高约三米的铜制十字架。十字架下面是点燃着蜡烛的平台及雪白的献花，以此象征耶稣基督的纯洁和公义。而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的形象，与我在其他任何教堂中看到的耶稣基督的形象都不相同。瘦弱的耶稣的两条腿和一只手被钉在十字架上，另外一只手却弯曲地伸展着，似乎在抚平人间的痛楚，似乎在拥抱流离失所的人们。这一形象并不符合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描写，极具挑战性与争议性。艾舍牧师说，和解小教堂之所以接纳此一表面上看似乎叛经离道的十字架，因为他们认为这一雕塑展示了基督教的内在精神，基督教是一个爱的宗教，是一个怜悯的宗教，耶稣不是高高在上的、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的神；耶稣就在我们身边，时刻帮助我们、安慰我们、引导我们，并将和平与公义带给我们。这样一个耶稣的形象，让我想起了图图大主教描述的他心目中的耶稣形象，两者是一致的：“他被钉在十字架上，双臂伸展，仿佛要拥抱一切，将所有的人、所有的物都拥进他无所不包的怀抱，让万众万物都有所归依。没有局外人，一切都在其中，都互相归依。……我们有所区别，因而我们才能懂得我们彼此需要，因为没有一个人可以绝对自给自足。”

 

参观完教堂内部的设施之后，艾舍牧师特意引我们到教堂门口左侧的草地旁边，原来这里安放着一尊跪着互相拥抱在一起的两个人的铜像。艾舍牧师告诉我们说，这是英国考文垂市赠送给和解小教堂的礼物。二战当中，考文垂是英国的飞机和电子工业中心，所以遭受纳粹空军最为惨烈的轰炸，整座城市几乎被夷为平地。考文垂与中国南京、日本广岛、德国德累斯顿一起，被称为二战中四个受害最严重的“悲情城市”。战后，考文垂致力于人类和解的工作，重建了市中心被炸毁的一座教堂，并在那里设立了一个和解研究中心。这尊雕塑，其原件是考文垂市送给广岛的，后来他们听说柏林和解小教堂建成的消息之后，又复制了一份送给昔日不共戴天的敌人。艾舍牧师说，这尊塑像与和解小教堂的精神内涵不谋而合，被安置在此处简直就是上帝的美妙计划。

图图大主教指出，我们生活的世界是一个疲惫、失望和嫉愤的世界，在频繁而深重的痛苦之中，和解让人们“从失望中看到了希望”。 是的，人类固然有罪性，有残忍、暴力和杀戮的一面，但人同时又具备神性，具有上帝的形象，人类的身上更有爱、悲悯和和平的一面。在死亡之地重建爱与和平，这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柏林墙遗址与和解小教堂，就是人类在这方面所作的勇敢的尝试之一。那么，什么时候，中国也能建立一座自己的和解教堂呢？

——二零零八年十一月五日、六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