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谎言体制的坍塌
1941年，中共在延安创办《解放日报》。这是中共创办的第一张大型日报，由《新中华报》和《今日新闻》合并而成。创办初期，它并不是中共的宣传机器。但1942年，陆定一主导对《解放日报》进行改版，便确立了党报宣传机器体制：（1）编委会每个成员分工联系一个党、政、军领导机关，使加强党的观念落到实处；（2）建立稿件审查制度，规定重要的社论、消息、通讯、文章，由党中央审定；（3）建立检查报纸制度，实行领导人看大样制度等。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之时，就是中国进入极权社会之际。从此，中国人也就从“动物人”转变为“植物人”，对“动物”来说，还可以自由跑动，但对“植物”而言，连跑动的权利也没有。正如因“党天下”言论而被毛泽东打为右派，被邓小平维护“反右”的“正确性”而拒绝给予平反的储安平先生所言：“在国民党统治下，自由是‘多’与‘少’的问题；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是‘有’和‘无’的问题。”
在蒋介石国民党统治大陆时期，对于报纸，采取的是事后惩罚机制，也就是知识分子可以自由创办报纸，只是在报道了国民党不高兴的新闻后，才可能被取缔。被取缔后，还可以换一个名字继续出版。而1949年共产党取得大陆政权后，知识分子根本不能自由创办报纸，要得到共产党的批准才可以办报纸。
中共建立政权后，将中华民国时期的所有报纸杂志广播电台全部接收，并把这些媒体“改造”为中共控制下“以《人民日报》为龙头”的宣传机器。这种宣传机器就是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也就是意识形态灌输。经过这种“改造”，民国时期曾经兴盛过的民间媒体从此消失，除了中共党报外，只剩下形式上由所谓“民主党派”主办但归中共领导的《文汇报》、《大公报》与《光明日报》，这些“民主党派”报纸必须按照中共的节拍跳舞。
1951年，曾积极帮助中共夺取政权的“中国民主同盟”以为毛泽东会实践当年的承诺，让其参与国家管理。该同盟在中共的许诺与支持下办了一张表面上由“民主党派”主管的《光明日报》，社长章伯钧以为有了自己的言论阵地，非常高兴。但随之发生的一件事情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当时中共中央针对一件国际事件发表了声明，并由新华社为各民主党派中央委员会代写了一份联合声明，表示支持共产党的立场。《光明日报》认为自己是民主党派的报纸，于是将民主党派的那个声明放在了头版一条，将中共中央的声明放在了头版二条。结果引起中共高层震怒，认为这样排版是一场“政治事故”，中共宣传部命令追回这一天的报纸，全部销毁，立即重新排印；并指示《光明日报》必须要像《人民日报》那样，将中共列在前，民主党派摆在后。
由于中共治下的媒体实行审批制，任何媒体都必须挂靠在党政机关之下，让党政机关作主管与主办单位。更兼之公众无结社自由，这确保了公众不会有任何公共领域发言可能，不会对中共存在任何威胁。
在中国，甚至连“新闻”的基本定义也被长期纂改了。在一般公众眼里，新闻与宣传是同义语，因为新闻媒介受党的各级宣传部门直接领导，其主要职能是宣传。这与美国政治学者、传播学奠基人之一哈罗德•拉斯韦尔对“宣传”的定义何其相似乃尔！哈氏说：“宣传，从最广泛的涵义来说，就是操纵表述来影响人们行为的技巧。”但新闻与宣传在本质上有许多不同：（1）宣传重符号，新闻重信息；（2）宣传要反复，新闻要新意；（3）宣传重观点，新闻重事实；（4）宣传重时宜，新闻重时效；（5）宣传重操作，新闻重沟通；（6）宣传有重点，新闻讲平衡；（7）宣传要花钱，新闻能挣钱。宣传常常与党派和团体私利、偏见等涵义相联系。
极权国家维持统治的两手就是暴力与谎言。暴力依靠于军队警察，谎言依靠于宣传机器。这也就是毛泽东的“枪杆子”与“笔杆子”的问题。德国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成了真理。前苏联从列宁到斯大林，一直都将媒体当作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机器。苏共的这点统治经验，尽管被民主世界视为邪恶之至的“洗脑”，却被中共全盘照搬，且“青出于蓝且胜于蓝”。尤其在中国这样一个民众素质不高且缺乏独立思考能力的国家里，控制媒体就基本上能左右国民的思想。
媒体是宣传机器，政府将其定位为“党的喉舌”，即媒体必须为党的利益说话。粉饰太平被视为媒体的主要职责，至于什么是事实并不重要，记者的道德良心也必须让位于政府利益。记者们曾编了一段打油诗来描绘媒体的角色：“新闻媒体是条狗，天天蹲在党门口，党叫咬谁就咬谁，叫咬几口就几口！”
媒体在中宣部的操纵和控制下，对国内情况，说今天中国又取得世界巨大成就；对国际情况，说世界还有2/3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对于这些谎言，人们真诚地相信。
但是，1956年的反右派斗争，中共号召知识分子向其提意见的“阳谋”，转眼之间，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把300多万知识分子打为右派。知识分子怀着真挚的心向党提改进意见，党却以“右派帽子”来对其进行“奖励”。这让知识分子们伤透了心，开始怀疑起党的统治。从而，这座由谎言建造的体制也开始坍塌。
林彪事件对知识分子的震撼是非常强烈的。那时，每天吃饭前，民众都被要求像仪式一样说，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统帅身体永远健康。本来，毛泽东被塑造为一个无所不知、无所不晓、明察秋毫、洞察一切的万能之神。但他培养、指定的接班人却要暗杀他，是个野心家，是投敌叛国的反革命，天下还有比这更荒谬、更不可思议的吗？事后中央发下一份文件，据说是毛泽东在1966年写给江青的信，用来说明毛早就知道林彪心术不正，当时接受林的吹捧只是为了打倒刘少奇。依照这种解释，无异于承认毛在玩弄权术，把全党和全体革命群众都蒙在鼓里。这岂是一个“伟大领袖”的作为？总之，官方的说词充满破绽，左支右绌，捉襟见肘，自相矛盾，顾此失彼，无论如何都不能自圆其说。人们意识到，原来，毛主席他老人家也不是那么英明，也是要犯错误的。于是，对毛的迷信开始消解，毛的神话开始破灭。因此人们觉醒了，开始怀疑整个谎言体制。
第二章、地下媒体
人们开始怀疑谎言体制，但官方完全掌控媒体，大众开始尝试寻找新的传播渠道，最先找到的就是大字报。
1、大字报是把双刃剑
1957年5月19日，北京大学大饭厅出现第一张“大字报”，质问北大团委出席共青团三大的北大代表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中共号召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向其提建议之后，北大学子响应号召而贴出的中国第一张大字报。随后北大学子贴出了一张张的大字报。这一天也被称为“五一九运动”。后来，这些大字报成为“向党进攻”的“罪证”，写大字报的人也被打为“右派”。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民主人士与知识分子向党提建议而发明的大字报，随后却成为揭发、批判他们的工具，并且被毛泽东赞扬为是“一种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
在“大跃进”运动中，大字报得到广泛使用。宣传机器也对大字报功效一再推崇，其作用被吹得神乎其神、玄而又玄，在那个不断“创造”神话的年代制造出一件又一件的滑稽剧。
“大跃进”后，大字报一度沉寂下来。1966年5月16日，文革爆发。5月25日，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了“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8月5日，为了打倒刘少奇，毛泽东也在中南海亲自贴出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彻底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大字报表面上谁都可以使用，但事实绝非如此。那些“牛鬼蛇神”没有张贴大字报的权利，甚至，堂堂国家主席刘少奇在受到诬陷的时候，贴出了一份答辩的大字报，贬眼之间也被撕成了碎片。
“文革”大字报几乎有一个固定的格式，先是以择其所需的语录开篇，接着写一通形势大好，然后笔锋一转，抓住被征讨者的只言片语，或断章取义，或张冠李戴，或无中生有，或牵强附会，再佐以“砸烂”、“横扫”等“革命”语言，随意上纲上线，任意口诛笔伐，欲置被征讨者于死地而后快，用当时的时髦语言说就是要“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叫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5年，大字报被写进《宪法》，与大鸣、大放、大辩论一起被称为“四大”。
实际上，大字报是1949年后民间唯一一件不为官方所有完全有效控制的宣传机器。它本身存在匿名发表、绕过官方登记、无时空限制等特点，从而潜在具备自由传播的特征，并有可能在某些时刻突破禁锢。“文革”初期，大字报几乎全部被作为夺权或泄愤的工具，但逐渐地，“不同的声音”开始出现，乃至于风行。在“文革”中期，质疑“中央文革”乃至林彪、江青甚至毛泽东的大字报就时有所闻，而到了1976年“四五运动”前后的北京，大字报的火力更有转向，乃至开始非难“四人帮”以至置疑毛泽东。
文革结束后，大字报曾相对自由地存在了一段时间，在北京出现了“西单民主墙”。而且邓小平也借用了大字报中呼吁他出山的民意，取代华国锋，登上最高权力宝座。但很快，“西单民主墙”出现了批评邓小平的声音，促使他强硬地封杀了大字报，逮捕了魏京生，并进而在宪法上取消了“四大自由”。
从1956-1982年，这26年时间里，中华大地上共贴出了多少张大字报，恐怕是永远无法统计出来，但大字报成了这些年间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2、手抄本：民间传播渠道的开拓
在1949年后一系列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文革中，大量书籍被焚烧。但由于存在 “内部读物”，这些书属于禁书，采取内部出版内部发行，只供党的高级干部看，这种“内部读物”，一般为灰皮，因此叫“灰皮书”。“灰皮书”有《第四十一》、《一寸土》）（苏联小说，巴克兰诺夫），《跟着太阳走的人》、《高空》、《雁南飞》（以上为苏联电影剧本），还有一些政治书籍《铁托传》、《斯大林传》（托洛斯基撰写）、《新阶级》（南斯拉夫，德尔拉斯）。其中《新阶级》一书影响甚大。德尔拉斯是南共理论家，他认为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如不加以防止可能会产生一个压迫人民的新阶级。这令人联想起文革中“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理论。
除此之外，“内部书店”出售黄皮书，“高干”持特殊证件方能进入购买，这些书封面多为黄色，内容多为苏联小说，所以叫“黄皮书”。布隆恰夫的《经理的故事》、叶甫图申科的《娘子谷》和《白轮船》、《落角》、《多雪的冬天》、《你到底要什么》等都是“黄皮书”。
这些“灰皮书”和“黄皮书”，高干可以购买和阅读，其子女也就能阅读，随后高干子女的朋友也就能读到。那时没有复印机、传真机，更不会有博客，也很难得到油印机。这种书一般一个高干子女只会有一本，但想看的朋友却很多，这些人就想出一个解决办法——采用复写纸抄书。把书撕开，一人抄一部份，抄一次就是好几本。当然由于每个人的字迹不一样，可能一本书存在好多种字迹，但书通过这种方式传开了。而且参加抄书的人也越来越多，甚至进行多次传抄。
但“灰皮书”和“黄皮书”种类有限，而且这些书都是国外的，离中国现实比较远。一些人开始尝试自己创作。这些作品创作时是手写的，加之被大量传抄，被称为“手抄本”。手抄本从内容上可分为四类：
一、讲述常识和个人诉求：如张扬的《归来》（这本书以《第二次握手》发行了430万册的）、遇罗克的《出身论》，毕汝协的《九级浪》，《逃亡》，《南京知青之歌》、《重庆知青之歌》、《鸭绿江之夜》、《我是一个资本家的女儿》等；
二、配合高层政治斗争：如《梅花党》（或叫《一只绣花鞋》、《三朵梅花图》、《一张梅花图》等）、《绿色尸体》、《李达之死》、《红都女皇》等；
三、充满娱乐性与猎奇性；如《303号房间的秘密》、《一百个美女的塑像》或《第一百张美人皮》、《金三角的秘密》、《地下堡垒的覆灭》、《三下江南》、《一缕金黄色的长发》、《十七枪打死赵连元》、《远东之花》、《一块手表》、《一个绣花枕头》、《三条命案》等；
四、“禁欲”年代被称为“黄色读物”：《少女之心》、《曼娜回忆录》、《梅茹回忆录》、《新婚第一夜》和《幸福的秘密》等。
《九级浪》于1970年迅速在北京知青中间传抄，并逐渐扩散开去。小说在当时得到普遍欣赏、认同。与《九级浪》同时流传的还有一部《逃亡》。《逃亡》记述，在东北插队的几名知青，扒火车返城的经历。小说运用不同人物的回忆，包容了文革初不同的生活层面，有人性的丑恶、污秽，也有一闪即逝的美妙片断，不同的回忆片断，剪辑在一起构成了文革的历史场景。这是一部敢于直面人生，大胆暴露黑暗面的作品。还没有一部小说，能够把知青悲惨命运揭示的这么尖锐、深刻。
在那个宣称要“触及灵魂深处”的运动中，连汉语中所谓“白纸黑字”的说法，都曾染上了令人惊恐的特定含义，大致可以等于“罪证确凿”的代称；甚至就连一封寻常的家书，到末尾处也往往要暗示阅后即毁。由此就不难想见，在一个越少动笔越发安全的环境中，大张旗鼓地去抄写这类很可能招灾惹祸的可疑文本，这本身就显得相当反常，从而也见证着某种难以遏止的心理冲动。
这方面最有名的例子，就要数任毅那首《南京知青之歌》了。1969年，南京知青任毅在江浦县下乡插队期间，写了一支歌，传唱中被命名为《知青之歌》，今天看起来这支歌无非就是有点小资，“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雄伟的南京古城我的家乡，我的家乡……告别了妈妈，告别了家乡……”任毅把这首歌写出来后，第二天唱给同点的知青听。但知青们却通过口口相传，把这首歌传遍了全国各地，以至于任毅在新疆插队的妹妹都会唱。两个月后，任毅回家探亲，听到妹妹唱，让他吃了一惊，但他没有告诉妹妹是他写的。后来甚至莫斯科广播电台广播了这首歌，但被改成男声小合唱，歌名也被改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任毅听了苏联播放，认为问题严重，走进南京娃娃桥看守所去自首，接待他的人认为没事。但半年后，娃娃桥看守所却用汽车把他押送到劳改队。1969年底，南京开始批判《知青之歌》，原因在这首歌被上海回城的知青广为流传，被一批人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告密，革委会立即向中央汇报，引起了“四人帮”中的江青、姚文元的重视，他们批示要上海成立专门小组调查。因此，1970年2月19日，阴历正月十五，中国人传统的节日——元霄节，任毅被抓捕，以现行反革命罪被判处死刑，期间多次被绑到刑场，后来由于许世友认为不该判死刑，改判十年徒刑，直到一九七九年出狱，差45天九年。
1976年初，杭州汽轮机厂23岁工人李君旭伪造了“周总理遗言”。这篇“遗言”在短短一两个月就传遍了大半个中国，仅安徽一省，就抄出6903份，收缴30028份，可见它的流传之广，威力之强大。1976年4月5日，天安门悼念周恩来的诗词就有794首，几十万人在天安门读诗、抄诗，引发了“四五”运动的爆发，显示“手抄本”这种民间传播力量的伟大。
在图书严重匮乏的年代，抄书风气像伤风一样在知青之间互相传染，有人抄唐诗三百首，也有人抄中华活页文选。但是，“文革”手抄本是当时国人文化精神诉求的晴雨表，它在极权主义的危境中开辟了全新的非官方民间出版传播渠道。
3、地下沙龙
1967年春夏之间，在江青“文攻武卫”的口号下，全国范围内各大专学院、中学的红卫兵组织纷纷出版报纸。当时，中学生只要几个人凑在一起，把手表卖了凑几百元，就能出一张报纸。如：刊载《出身论》的北京《中学文革报》（四三派报纸）一次印刷30000份，一抢而光。《出身论》（作者遇罗克）又引来“四四派”小报载文与之辨论，也销路不错。老红卫兵派则办有《莱茵报》、《新湘江评论》。在大学则有《井岗山》（清华）、《东方红》（矿院）、《长征》（石油学院）等等，这些小报不下有二三十种。一时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中央文革”所利用的几个组织：清华井岗山、地质东方红等小报，经常透露出一些“中央精神”，左右运动发展。如“联动分子陈小虎在广州被抓”等谣言也是通过这类小报登出，意在攻击陈毅。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1967-1968年北京小报满街，加上外地小报入京。当时小报的销售不成问题，一般人为了解瞬息万变的运动情况，搜寻小道消息，都乐意购卖小报，但对其报上观点，一般并不认真对待。
在北京各中学“四三派”、“四四派”登上政治斗争舞台的同时，“老红卫兵”已开始脱离政治斗争。除—部分人结伙进行文艺演出，大部分开始“逍遥”。作为被当时批判的“逍遥派”、“颓废派”这些人聚在一起游山玩水、聚餐、交流书籍、传唱外国歌曲、学写新旧体诗等，这就是后来文艺沙龙的雏型。
实际上，早在1962年年末或1963年年初，郭沫若的儿子郭世英与张鹤慈、叶蓉青、孙经武、金蝶等人组织“X诗社”。这是最早的地下沙龙。郭世英由于看不惯他父亲没有骨气，想与俄国“十二月党人”一样生活。这个小组研究讨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是不是阶级斗争？大跃进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毛泽东思想能不能一分为二？什么是权威？有没有顶峰？等等敏感问题。没过多久，他们的言论和活动，引起北大和公安部门的注意，将他们的书信和油印刊稿截获。由于赫鲁晓夫的名字俄文拼写的第—个字母也是X， X小组便“顺理成章”地被视为“赫鲁晓夫集团”。郭世英被定性为：“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论”、“性质属敌我矛盾”，但“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被迫于1963年夏离开北京大学哲学系，下放河南西华农场劳动。三年后回到北京农业大学学习栽培学。文革爆发后的1968年4月26日，被迫害致死。
“X诗社”惊动了毛泽东和中共高层，一是X诗社的成员多是高校学生，二是成员的家庭出身多是高级知识分子，甚至有军队的高级干部。张鹤慈是北大教授张宗炳的儿子，而张宗炳则是著名学者张东荪的长子。
与“X诗社”同时成立的还有，张郎郎、张久兴、张新华、董沙贝、于植信、张振州、杨孝敏、张润峰等人组织“太阳纵队”诗歌沙龙。这个沙龙宣称，这个时代根本没有可以称道的文学作品，要给文坛注入新的生气，要振兴中华民族文化。“X诗社”成员的被捕，使“太阳纵队”如惊弓之鸟，才活动几天即自行解散。
当张郎郎逃跑时，给朋友写下：相信未来。郭路生因此而写下了那篇名作《相信未来》。仅仅凭着《相信未来》一诗，郭路生名满天下。他的诗在当时的青年中间秘密流传甚广。无论是在山西、陕北，还是在云南、在海南岛、在北大荒……只要有知青的地方，就秘密传抄他的待。郭路生成为文革中新诗歌运动的第一人。北岛回忆说，他当时为什么写诗，就是因为读了郭路生的诗。
1969年冬天，部分知青由农村逃回城市，留在城市的知青与从乡村归来的知青重新聚合，组成“地下文艺沙龙”，大家一起谈哲学，谈马列，弹琴唱歌，也搞文学，蹬自行车外出野游。在北京有黎利的沙龙和赵一凡的沙龙。
其中赵一凡的沙龙特别活跃。文革初，赵一凡的足迹几乎遍及整个北京，到北大、清华等校去抄大字报，致力于收集民间流传的各种各样的小报、传单。文革后期，收集各种手抄本的诗歌和小说，并传播这些手抄本书籍。交换图书，交谈读书体会，是其沙龙的主要活动，一方面扩大了“圈子”，另一方面促进了文化启蒙。郭路生和齐群等人，以及后来形成的白洋淀诗群，都与赵一凡有过接触交往。
“九一三事件”之后，文革进入低谷，北京的沙龙开始活跃起来。1972年夏天，国务院宿舍、铁道部宿舍有一个小小的沙龙。以徐浩渊为促进者或沙龙主持人，她是当年“二十八个半布尔维克”中那半个布尔维克徐迈进的女儿。这个沙龙是大家聚在一起唱歌、看画展、交流书籍画册、为某一位成员过生日、出游等等。由于有后来成为“白洋淀诗派”的头面人物的岳重、栗世征参与这个沙龙，因此这个沙龙被称为“白洋淀诗派”诞生的产床。芒克、岳重、多多、宋海泉、方含、赵振开（北岛）、江河、甘铁生，这些人都在白洋淀插队或游历，从1971年后分别开始写诗，因此被称为“白洋淀诗派”。
在各种沙龙中流传的诗歌，通过不同渠道汇聚到赵一凡的沙龙。出入赵一凡沙龙的文学青年们大多都开始学习写诗，几乎人人是诗人。
1974年1月，赵一凡的文艺沙龙被公安局抄获。大量地下文学资料被作为“反革命文艺”材料抄没。赵一凡被定为“第四国际”反党集团首犯，其余十几人作为集团主要人员被捕入狱。因此，北京地下文艺沙龙纷纷解体。
虽然地下沙龙解体了，但是这些沙龙的聚集者后来创办了民办刊物，成为八十年代的启蒙者。
第三章 民间媒体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的去世，标志着一个充满阶级斗争的极权主义时代结束。随着“四人帮”的垮台和政治气氛的宽松，成千上万的民众从各地涌到北京，找中共有关部门上访告状，要求平反他们过去的冤案。在以往的各个政治运动中被迫害的人以及被牵连的家属，总数约一亿人，占当时中国大陆人口的1/10。
但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加之信访部门的官僚主义，大批冤案得不到平反，很多上访人连申诉的机会都没有。那时胡耀邦对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还没开始，这要等到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才正式开始。因此，1978年秋天，一些上访者把他们的冤情写成大字报，贴在北京中南海旁边西单十字路口东侧路北一排约有200米长的灰色矮墙上，向社会各界申诉他们的苦难并寻求援助。因为这里来来往往的人很多，在此之前，常常有人在这排矮墙上贴寻人启事和小广告，引人注目。大字报越贴越多，后来人们称这堵贴满申诉材料的墙为“西单民主墙”。
开始，只是在申诉冤案，但很快就发生了变化。有人开始探究产生这些冤案的背后原因。有的大字报提出，“没有毛泽东，林彪和四人帮能不能获得权力？”有的直接问：毛泽东难道没有错误，人民难道不可以议论他的错误吗？这些议论的结果是“毛泽东不是神”——一张近万言的大字报从毛泽东的错误阐述到制度问题，认为“没有哪个人可以一辈子不犯错误，关键要有一个有效、健康、科学和民主的社会制度来保障。”他们提出“我们没有特别的野心，我们是普通人；但我们要做一个幸福、自由的普通人。”
随着各种冤情被披露，以及文化大革命的暴行被不断揭露，人们的不满情绪与日俱增，民主墙上的政治评论也越来越多。但由于这堵民主墙面积有限，要张贴的大字报太多，往往上午贴出的，下午就被其他大字报覆盖。于是一些人开始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组织民间团体，出版油印刊物。从而开始了中共统治下第一次有群体民间组织和民办刊物的历史。
这种在北京街头自由张贴发表政见的大字报源头，要追溯到1976年清明节时的天安门事件。那时，“四人帮”的罪行早已天怒人怨，趁清明节的时机，人们纷纷到天安门广场烈士纪念碑前送花圈送挽联，越来越多的贴出反对“四人帮”的政治诗文，形成了1976年的“天安门民主运动”，这也是促使结束“四人帮”专政的一股强大的群众力量。粉碎“四人帮”后的1977年清明节，天安门纪念碑周围也贴了很多怀念周恩来和庆贺粉碎“四人帮”的诗文。1978年清明时，纪念碑周围贴的政治诗文更多。1978年4月6日一篇署名霍华和尹明的大字报发出建议，他们认为，应当把张贴政治性的大字报经常化，不必限于清明节。文章说：“我们应该把这块地方作为不中断的论坛，不闭幕的会场，不休战的阵地，随时把我们的思想言论写出来，把我们的作品发表出来，在这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这里，每一个人都可以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科学家、艺术家、理论家、作者，同时又是读者、听众、观众、批评家。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主人。”当时，人们认为这就是“民主墙”的倡议书。当然，天安门广场不适于成为经常张贴大字报的地方，人们在寻找一个更为适合的场所。
这时，出现了一件事，更直接引发了西单民主墙的出现。“文革”一开始，深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中国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杂志被停刊了。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青年》于1978年9月11日复刊，《中国青年报》于10月7日复刊。出人意料地是，《中国青年》的第一期复刊号登有介绍1976年4月5日“天安门事件”中同“四人帮”作斗争，在迫害面前坚强不屈的青年工人韩志雄事迹的文章《革命何须怕断头》，选登童怀周编辑的《天安门诗抄》（这本诗集曾印行过，遭到汪东兴的批评，此次《中国青年》以《青年革命诗抄》为标题，选登其中一小部分）。这触怒了当时主管宣传的党中央副主席汪东兴，他下令把已经发出去的《中国青年》复刊号通通收回，禁止发售，引起了广大青年读者的愤慨。有人把这一期杂志一页一页地张贴在西单那一排矮墙上，轰动了北京城，成千上万的人们涌到西单墙去看。很多人读后，在这个墙上贴出短短的大字报和长长的小字报，表示反对禁止发售《中国青年》。另一些要求肃清专制余毒、要求民主、要求言论出版自由的大字报，也越来越多。如这年12 月贴出的任畹町、魏京生等写的文稿，要求政治民主化，引起很大的反响。一些青年还自发地组织了一些民间团体，出版了一些民间刊物。来这里贴大字报看大字报的人越来越多，因而人们把这里叫做“西单民主墙”。
实际上，比“西单民主墙”早十几天前，贵州诗人黄翔与李家华、方家华、莫建刚组织了“启蒙社”，出版刊物《启蒙》，并把它贴在了天安门广场东侧王府井大街原《人民日报》门前巷口和巷内两侧的木板围墙上。在1978年10月11日出版的创刊号上，黄翔发表了长诗“火神交响曲”，这首诗猛烈抨击了毛泽东的偶像崇拜，呼吁放弃专制和封建迷信和建立一个稳定的民主政府。黄翔的大字报一贴出来就观者如潮，有其天时地利人和等特殊条件。他对此的说法是：“立于天安门广场，撒泡尿也是大瀑布！放个屁也是惊雷！”从时间和北京的政治环境看，那时即使不出现黄翔，也会出现王翔。
当天晚上整个北京全城戒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华国锋以为要发生“匈牙利事件”了。黄翔等四人的档案用三叉戟飞机送到了北京。那时中共中央内部斗争还很激烈，有人坚持两个“凡是”，有人要摆脱毛泽东及文化大革命的影响，邓小平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和民间的力量。之后，黄翔他们四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解开裤子，光天化日之下朝毛泽东像撒了泡尿。
黄翔第二次上北京，在1978年11月24日中午十二时在天安门广场，公开宣告成立民间民主社团“启蒙社”。黄翔还爬上楼梯，在面对毛泽东纪念堂的一排木板钉成的墙壁上刷下了两条大幅标语：“毛泽东必须三七开！”“文化大革命必须重新评价！”黄翔的文章和标语贴出后，迅速在北京流传，关心政治的人大多知道这件事情。
一首张贴在街头朗诵在街头的诗，成为北京人谈论的话题，实在是由于诗中的人权和政治诉情。黄翔的诗的最明显特征，就是人权政治诉情强烈到人们往往已不大去注意诗本身的才情，尤其是在他朗诵的时候。黄翔在朗颂中多次向热烈的围观人群高声征询：“新式偶像该不该砸碎？”“精神长城该不该拆除？”每次都得到轰响的回应。也许，可以说黄翔的诗是用艺术调制的人权政治诉情。正是由于这一特点，在当时的中国才会产生热烈的反响，也才可能以这种独特的浪漫的方式在当时的中国产生。
不久，一批“启蒙社”成员认为黄翔的观点保守，分裂出去成立“解冻社”。在1979年2月27日出版的《解冻》刊物中，倡导卢梭的人权思想、孙中山的民主理念、基督教的和平精神、节制和世界人类之爱。同时提出中国应实行两党制，由国、共两党公平竞争。
1978年12月23日，北岛、芒克、黄锐、陆焕兴等人创办了文学刊物《今天》。在创刊号“致读者”中引用了马克思的话剥离出文化专制的实质：“没有色彩就是这种自由唯一的色彩，每一滴水在太阳的照耀下都闪耀着无穷无尽的色彩。但是，精神的太阳，无论它照耀着什么事物，却只能产生一种色彩，就是官方的色彩。” 《今天》第一期出版后，编辑部因是否卷入政治而出现分裂，除了三个发起人，即芒克、黄锐和北岛以外，都离开了。从第二期起，《今天》开始走向正轨：基本保证定期出版，并通过邮寄发行到全国，每期一千本，并先后出版了四本丛书。但《今天》发表的诗歌被官方贴上“朦胧诗”的标签。严格地说，《今天》诗歌与其说是艺术流派，不如说是松散的文学团体。如果说有什么共同倾向的话，那就是对一统天下的主流话语的反抗，摆脱意识形态的限制，恢复诗歌的尊严。
青年工人任畹町主办的《中国人权》杂志，第一次鲜明地提出中国的人权问题。该刊提出十九点宣言，其中包括呼吁把毛泽东纪念堂迁出天安门广场等。
在众多民刊中，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由青年工人徐文立主持的《四五论坛》。这本刊物团聚了一批热心探讨中国前途的青年理论人员，发表了很多极为大胆并有创见的文章。
和《四五论坛》观点比较相似的是，1978年底，陈子明、周为民、韩志雄、王军涛、李盛平、吕朴、吕嘉民、王雷、闽琦、李南、郑晓龙、严江征、毕谊民等办起民间独立月刊《北京之春》，力图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主张民主、科学和政治改革。这些人是一批干部子弟，认为自己是站在党内改革派一边的。该刊经常刊载一些党内消息，呼吁为被毛泽东打倒的一些中共高层干部平反。
据许行先生为《中国民办刊物汇编》写的序言“中国民刊的崛起和挣扎图存”一文中统计，当时在北京出版的民刊至少有55种。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探索》、《四五论坛》、《今天》、《北京之春》、《启蒙》、《沃土》、《群众参考消息》、《求是报》、《民主墙》、《人民论坛》、《中国人权》、《解冻》、《新天地》、《民主与时代》、《科学民主法制》、《生活》、《原上草》、《燧石》、《哲理》、《火花》、《百花》、《狂飙》、《我们》、《墙》、《时代》、《学习通讯》、《北京青年》等。
除北京西单的民主墙外，至少其他26个城市也有各自的民主墙。在北京之外，至少还有127种民刊在出版发行。它们中较有影响的是，上海的《民主之声》，广州的《人民之声》、《人民之路》、《生活》，天津的《渤海之滨》、《新觉悟》，青岛的《海浪花》，长沙的《理想通讯》、《共和报》，开封的《无名》，杭州的《沉钟》、《思考》、《浙江之春》，武汉的《钟声》、《启明星》、《记事报》，贵阳的《使命》、《崛起的一代》，长春的《雪花》、《眼睛》，哈尔滨的《下里巴人》，宁波的《人间》、《飞碟》，温州的《呐喊》，太原的《习作园地》，锦州的《民主和法制》，西安的《视野》，保定的《潮》，重庆的《小字报》、《公民报》等。中华全国民刊协会会刊《责任》。
此外，很多大学也办了学生刊物。如较出名的有复旦大学的《大学生》，中山大学的《红豆》，武汉大学的《珞加山》，南开大学的《南开园》，四川大学的《锦江》，吉林大学的《赤子心》等。全国13所大学学生还联合办了《这一代》。
在三十年的信息封锁和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包围下，这些人进行的深度思考是相当可贵的，而且他们还敢于自行油印出版刊物，发表大胆政论直接进行传播和交流，这就更需要有相当的政治勇气和胆量。后来，还一度成立民刊联席会——中华全国民刊协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民刊的活动。
这些民刊与前苏联以及东欧的地下刊物不同，他们都在刊物上写上主办人的姓名和通讯地址。他们援引宪法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向当局申请登记，但当局对此始终置若罔闻。这种带着思想启蒙色彩的群体不同声音，传播之广阔，影响之深远，在中共统治下是前所未有的。
有一位办刊物的人想将他的刊物从“地下”转为公开，便到出版局登记。那里的负责人拿出了一份1950年颁布的“出版暂行条例”来，指着上面的条文问：这里规定凡出版刊物要有两家铺子作保，你有吗？就这样，这位办民刊的人只好悻悻离去，继续“地下”出版他的刊物，直至因此被捕。
在这种不同声音中最大胆的是《探索》杂志。它从一开始出现就带着向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现实挑战的姿态。该刊创刊号上说“我们不相信有绝对正确的理论和绝对正确的人”，“人民要求的，仅仅是要求一些原属于他们自己的东西。”《探索》杂志第一期刊登了该刊主编魏京生写的长篇论文“第五个现代化”，鲜明地挑战周恩来提出、继而邓小平强调的中国必须进行四个现代化的观点。魏京生认为，没有政治体制以及整个社会制度的改革，四个现代化的目标是无法实现的。要想实现四化，必须同时进行第五个现代化，即政治民主化。在该期《探索》上，还摘要刊登了国际大赦组织编发的《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犯情况的报告（一九七八）》。
即使在邓小平已严厉批评了民主墙，政治气氛非常紧张的情况下，魏京生仍在《探索》号外上撰写了题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的措辞尖锐的社论：当时中共十一届三中已开完，邓小平击败了党内凡是派，已获得了空前的个人权势和声望的情况下，魏京生却敢于直接质问：“邓小平值不值得人民信任呢？”
实际上，邓小平最初是支持民主墙的。当时邓小平正在与以华国锋为首“凡是派”斗争。斗争初期，需要利用民间刊物向“凡是派”施压，而且确实很多民间刊物支持以他为代表的党内改革派，所以邓小平在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良作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利否定或批评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要让他们出气。”1978年11月与美国记者诺瓦克的谈话后，诺瓦克还在民主墙前传达邓小平的讲话：“民主墙是好事，人民有这个权利。”1979年1月北京市委曾经下达文件试图镇压民主墙，就因为邓小平为民主墙叫好而不敢动手。后来，胡耀邦向邓小平汇报理论务虚会的时候，邓小平说：“西单民主墙，可有劲啦！”。他还给胡耀邦一个任务，上半年要写出一篇三四万字的大文章，五四发表，说：“十月革命以来民主都没有搞好，苏联犯了错误，我们也犯了错误。资产阶级是搞民主起家的，我们要超过资产阶级民主。”他表示支持民主墙，也大谈民主问题。他甚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还利用民主墙对“凡是”派施加压力，目的是向凡是派夺取最高权力。1978年12月13日，叶剑英在三中全会讲话中也高度评价民主墙。叶帅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党内民主的典范，西单民主墙是人民民主的典范”。叶帅的这两句话十分重要，代表了当时对民主改革势力的评价。可惜，叶帅的这两句话，在正式印发的三中全会文件中，被胡乔木删掉了。
但任畹町等人在民主墙贴出了《中国人权宣言》以后，特别是魏京生贴出《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后，邓的态度明显大变。在魏京生贴出文章的同时，有人贴出一张小字报，题为《致邓副主席的公开信》，署名“丽萍”。它说：“中央所作的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结论，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毛主席的错误是微不足道的”正是邓小平的原话；邓小平一向标榜“实事求是”，批评他说的话“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原则”，这就大大地拆了他的台。“丽萍”还有更尖锐的说法：“在毛主席后的十年里，从毛主席的政治路线看，中心内容：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这条路线把主要矛头对准了持不同政见者，把他们投入监狱。而更触目惊心的是导致了空前的各种类型的民族自相残杀。”“从毛主席的组织路线看，没有毛主席的支持，四人帮能把刘邓陶打倒吗？大多数老干部能这样土崩瓦解吗？没有毛主席的独裁，社会能大倒退吗？”这张小字报完全是针对邓小平的。但他不说邓小平独裁，而说毛泽东独裁。如果毛泽东的独裁能够成立，那么“维护毛主席的旗帜”的邓小平是什么？不证自明。这就是批评毛泽东，遏制邓小平。
在当时的政治气氛中，批判林彪、四人帮不需什么勇气，因为他们已成为中国政治舞台角斗中的失败者；批判华国锋为代表的凡是派，需要一些勇气。但凡是派已经势力大降，批判他们冒的风险并不十分大，而且还可以从正上升的改革派中得到某些益处回扣。而批评一个权势炙手可热、几乎正处于声望峰顶的邓小平，却需要相当大的政治勇气和超人胆量。
随着党内斗争的胜利，邓小平不再需要民间力量，加之魏京生在《探索》杂志对他的强烈批评，促使他决定逮捕魏京生，取缔民间刊物。1979年3月25日，魏京生在贴出大字报《要民主还是要新的独裁》四天后被捕，同年11月以“反革命煽动罪”和“泄露国家机密罪”被判处15年监禁。而1980年9月，《今天》得到第一次警告，要求停止一切出版活动。北岛他们改头换面，成立“今天文学研究会”，出版了三期内部资料。同年12月，再次接到最后通谍，于是停刊。但他们同时发了一封公开信，寄给文艺界的知名人物，希望能得到他们道义上的支持。一共寄了三百多封信，除了收到萧军的回信，根本没有任何回应。
1979年11月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决议，取缔“西单墙”。在人大常委会讨论取缔“西单墙”的时候，理论务虚会也正在召开。范荣康和余焕春在理论务虚会上的提出建议：“把劳动人民文化宫改为民主公园，专设大字报区。”胡绩伟在人大小组会上转述了范荣康和余焕春“以民主公园代替民主墙”的建议。随后胡绩伟向胡耀邦介绍，胡耀邦也赞成设一个民主公园，要胡绩伟去同北京市委商量。北京市委研究后说，劳动人民文化宫原来有很多业务，要打乱原有格局影响很大。同意另外选一个公园作为试点。结果选上月坛公园，设了一个大字报区。这时由于魏京生被捕，形势日益紧张，去贴大字报的人很少。那里又不是交通要道，专门去看大字报的人更少，所以这个试点无疾而终。
12月6日，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发出通告，禁止在西单墙张贴大字报。热闹的民主墙成了冷落的“鬼打墙”。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关于取消“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问题，都作了决议。1981年2月中共中央下达“九号文件”规定，“处理非法组织和非法刊物”的总方针是：“决不允许其以任何方式活动，以任何方式印刷出版发行，达到合法化、公开化，决不允许这些非法组织、非法刊物的成员在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地区之间串连，在组织上上实现任何形式的联合”，因此民间刊物只存在两年就这样被绞杀了。1981年4月10日，北京和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统一行动，将民办刊物的主持者一网打尽，全国著名民刊的主要编辑几乎都被捕入狱。他们当中，有闻名中外的魏京生、刘青、王希哲、何求、傅申奇、任畹町和杨在行等。此外，1980年大学生选举风潮时学运领袖陶森等，以及大批持不同政见的人士也身陷囹圄，甚至连关心、探望国内民运人士的香港青年刘山青，也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判十年囚禁。
第四章、“擦边球”媒体
宣传机器一直强调“政治家办报”、“自律”。这里“政治家”就是要一切听党指挥，不要有自己想法，也就是不要有任何良知的人。“政治家办报”这样的毒素，对传媒人毒害之深实在前所未有，甚至连南方报系的掌舵人范以锦先生也一再强调。
而“自律”就是要确保那些可能让上级领导不高兴、不喜欢的事情一定不要报道，在没有被宣传管理部门阉割前自己阉割自己。这里只是说“可能”，不是一定会让领导不高兴、不喜欢，至于什么是可能，那就是各个报人自己去揣摩。这样的“自律”要求从总编到主编、编辑，甚至普通记者都严格执行，不去接触那些敏感、领导不喜欢的新闻，即使遇到这样的新闻也假装没有看见。在一次座谈会上，中央电视台台长杨伟光曾谈到过“枪毙”节目的问题。他以《焦点访谈》记者陈耀文为例，说他从因节目被“毙”而流泪到自己“枪毙”自己的节目，表明了《焦点访谈》的记者在不断成熟。
但是谎言体制已经坍塌，民众不再相信党报。在整个80年代，政治环境比较宽松。只有民主墙时期抓捕了魏京生等人，从1978-1989之间，没有抓捕过政治犯或者良心犯。由于一批有良知的人成为负责人，因此报人开始尝试打“擦边球”。“擦边球”的比喻来源于乒乓球比赛，在比赛中把球打在球台边缘，使对手无法接球而获得胜利。这里的意思是，报人根据判断，觉得报道某条新闻，可能会惹领导不高兴，但又不会使领导太不高兴，而后决定报道。采取这样的报道方式一般经过认真计算风险的，确保不会让领导暴怒，不会让领导撤换他的职位，甚至更不会导致报社被解散。大多数情况这样的计算是安全的，但也有计算不准确的。
首先的呼声来自于《人民日报》。1979年，《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提出“党报的党性与人民性的问题”，认为党报如果不千方百计办成人民的报纸，党报就没有人民性，也就没有党性，也就不配称为共产党的党报。虽然早在1945年胡乔木就在《人民的报纸》中说“党报是人民大众的报。”但现在在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他却与中宣部部长邓力群一起对胡绩伟进行批判，认为其观点是错误的，也就是说，后期的胡乔木批判早期的胡乔木。但胡继伟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直到1983年在“反精神污染”中与副总编王若水一起被罢免职务。
1979年11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北大教授郭罗基的《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文中说：“有人发表反革命言论怎么办？好办，你发表革命言论同他辩论，对他批判就是了。对反革命言论不能放纵姑息，但不要动手抓人。法律惩罚的对象是行为，不是思想。”需要注意的是，当时正是对魏京生进行审判的时候，在这样一个时刻又在《人民日报》发表这样媒体发表这篇文章，很有“擦边球”的意味。1981年，《人民日报》又发表郭罗基的《要认真杜绝个人崇拜》一文，说“为了改变突出个人的权力结构，首先废止干部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和指定接班人的做法；党政必须分开，在党内严格实行民主集中制，将权力集中于领导集体，而不是集中个人；在国家政治生活中，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切实保障人民行使选举、罢免、监督的权利，逐步实现马克思所说的‘人民管理制’，即在共产党领导下，由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经济、政治、文化的管理。”这篇文章发表前，郭罗基将原稿送给了胡耀邦征求意见，胡耀邦审阅了全文，又进行了修改、删节，批准在报上刊登。
与此同时，《中国青年报》也在打“擦边球”，“六四”以后中国青年报的“擦边球”传统沉寂了6年后，又从创办《冰点》开始打“擦边球”。
1985年，“左王”邓力群被免去中宣部长职位后，朱厚泽接任部长。据戴晴透露，朱厚泽新上任不久，在给《光明日报》的一次讲话中对记者说，你们是深入群众第一线的，作为上级，我只有全力支持你们。一年以后，朱厚泽提出了“三宽”政策──对不同意见和看法要宽容一点；对不同意见者要宽厚一点；要努力使空气和环境宽松一点。
此时的戴晴正在《光明日报》做《学者答问录》，她与梁漱溟、冯友兰、陈岱孙、张岱年、董乐山、方励之、严家其等40位学者进行对话，产生深远影响，以至于2003年《新京报》创刊时，《光明日报》领导向《南方日报》领导介绍报社历史，着重提到戴晴与储安平两人。
在这种环境下，《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发表了王若望的《一党专政只能导致专横》、方励之的《政治改革的关键是多党制还是一党制》、刘宾雁《中国一直在进行着一场无声的充满血和泪的大辩论》以及一位工程师《中国的改革需要推倒新的‘三座大山’》，这些文章触及一党专制、批评党的永远“光荣伟大正确”、以及推翻马列主义、斯大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新的三座大山。但《深圳青年报》最为大胆的是1987年发表劝邓小平退休的《我赞成小平退休》文章以及《人民有议论领袖的权利》的评论。中共元老薄一波对此很生气，说“你们希望我们这些老头子早点死吧！”。当时正值“反对资产阶级精神自由化”运动，总书记胡耀邦被迫辞职，三名知识分子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因此被开除党籍，《深圳青年报》也被封杀。
同期遭到查封的还有《青年论坛》杂志、《社会报》、《安徽科技报》，这些报纸都是由于大打“擦边球”而触犯禁忌。特别《社会报》，由于其经济上的完全独立和报社内从未设立过党组织，因此被称为第一份准民办性质的报纸。
在所有“擦边球”媒体中，最著名的要算《世界经济导报》。“擦边球”也是其总编辑钦本立倡导的。1980年，曾经办过《文汇报》的钦本立创办了《世界经济导报》，名义隶属上海社科院和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实际实行理事会领导下的总编辑负责制。而理事会成员多为经济学界知名学者和退休中共高级官员。这样的组织结构，明显地与其他党委机关报的严密控制不同，因而这张报纸利用这种管理上的结构性松动，争取了很多自由空间。有着几十年党龄，并经历多次政治运动的钦本立一直很小心谨慎地平衡着报纸版面，使它即发出推动改革开放、解放人们思想的文章，又不越过党的“雷池”，他称之为“打擦边球”。甚至在1987年“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中《世界经济导报》仍然发表《改革的飓风横扫克里姆林宫》和陈一咨的《政治改革是经济改革的保障》。它的大声倡言政治体制改革，使它迅速获得读者的欢迎，发行量达到30多万份，读者大多为知识分子和中共官员，在当时一千多家报纸中独树一帜，具有很大的影响力。
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官方采取低调处理。《世界经济导报》与《新观察》杂志联合主办了“耀邦活在我们心中”的座谈会，并且在439期发表座谈会纪要。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大怒，撤销钦本立的总编辑职务，派“工作组”进驻了《世界经济导报》。5月8日，该报出版最后一期后，被江泽民关闭。此举一下在全国新闻界引起喧然大波，从北京的大报到地方上的报纸，编辑记者纷纷自发组织声援钦本立的活动，在街上游行的学生也举出支持《世界经济导报》的标语，一时《世界经济导报》遭遇成为八九运动的一个焦点。此时在《中国青年报》学校教育部兼科教部主任的李大同，在报社内率先发起了要求新闻改革的呼吁。他领衔起草了一份给报社领导的公开信，几乎所有编辑记者都参加了签名。公开信要求落实中共十三大有关“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的精神，全面、客观、公正地报道学潮情况。此后美国全国报业协会授予钦本立“新闻自由奖”，但同时钦本立却在病床上受到中共“留党察看”两年的处分。在胡耀邦病逝两周年那天，一代报人钦本立溘然长逝。
钦本立的一位朋友在回忆他的文章中写到，“钦本立比喻编报像打乒乓球，在中共当局所能容忍的极限下以打擦边球的巧妙方法，希望为中共的改革和开放出谋献策，用他自己的话说‘尽一份愚忠’。但凡是打过乒乓球的人都知道：靠打擦边球只能赢一分或两分球，要想赢得全局的胜利是不可能的。钦本立最后的结局不但是报纸被封，还在他临危之际被宣布这位毕生忠于中共的老党员‘留党察看两年，以观后效’的判决。他在临终前才向一个老朋友悲叹∶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但是晚了。”后来江泽民凭着封杀《世界经济导报》的“功绩”入主中南海。
《世界经济导报》被封后，《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人民日报》、《中国妇女报》、《光明日报》、《中国农民报》和《工人日报》等中央级报纸的编辑记者都联名抗议上海市委践踏新闻自由的做法。4月28日，《中国青年报》88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一份慰问电文：“谨向一向为我们所敬重的《世界经济导报》及钦本立同志致意！真实的新闻永存！”《中国日报》75名编辑和记者签署了另一份电文慰问钦本立，并向《世界经济导报》同仁表示敬意。该电文称：“威武不屈，钦总树天下报人风范；真理不死，导报是十年改革先锋。”
在“八九运动”中，涌现出许多“擦边球”媒体。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社论，将民众的悼念活动定性为“一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社会动乱”。本来学生此时已经冷淡下来，而这篇社论却导致学生采取到天安门绝食的抗议行动，引发了后来的大屠杀。这篇社论发表后，由于不是通过正常程序发表的，《人民日报》的编辑记者，要求报社领导在报上公开说明这篇社论发表的过程以及收回这篇社论，但社长钱李仁坚决拒绝。
而《科技日报》编辑记者绕过总编辑，4月23日报道天安门学生运动，这是媒体第一次公开报道天安门广场上的情况，受到学生们的热烈欢呼。这期报纸被学生大量复印，贴在市区。学生在游行中举出“向《科技日报》致敬，新闻要讲真话”的标语。
5月4日，北京新闻界举行大游行，参加游行的有许多白发苍苍的老编辑和老记者。游行由新华社总社门口出发，游行至天安门广场，举着“新闻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学生运动绝非动乱”等标语，有新华社、中新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工人日报》、《中国农民报》、《科技日报》、《法制日报》、《亚太经济时报》等报纸的编辑记者参加。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太太，是退休记者，她走进队伍后说，“有多少年没这么扬眉吐气了！”这是北京新闻界首先打破全社会的沉默，第一个走向街头，旗帜鲜明地声援学生。这也是中国新闻记者49年以来第一次走向街头，公开喊出了许逆官方的口号。中共第一喉舌《人民日报》的新闻人，也高举标语：“四•二六社论不是我们写的！”
这次游行后，《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日报》、《工人日报》、《科技日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和新闻研究生院都高举着报社名字的旗帜和横幅走向街头游行，声援学生。《北京日报》和《北京晚报》打着“不以一人治天下，岂以天下捧一人”的标语进行游行。
除了参加游行外，新闻界还提出了要新闻自由的诉求。北京新闻界1000余编辑记者签名的呼吁书，直接要求解除报禁，认为人民有知情权、参政权、监督权和批评权，新闻要自由公开，重大情况要让人民知道，要有保护新闻的法律。在新闻界上街游行举着的标语上，很多也都写着“要新闻自由，要言论自由”，“我们要说真话，不要逼我们造谣”。
5月16日，赵紫阳指示，“目前新闻自由是一个焦点。前一段对学潮的报导放开了一些，游行作了报导，看来新闻公开程度增加一点，风险不大。”这一下子给新闻界“松绑”，5月18日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农民报》、《中国妇女报》、《工人日报》、《经济日报》、《中国日报》、《深圳商报》、《蛇口通讯报》等媒体都公开报道天安门绝食学生情况。《蛇口通讯报》甚至还发表了深圳大学全体中国共产党员的“致中共中央紧急通电”和“致中共中央及全党的公开信”，在整个八九期间，一个单位以全体共产党员的名义致中共中央公开信的只有深圳大学一家。
从5月16日，赵紫阳的“新闻可以放开一点”指示到5月20日北京实行戒严，大约有100个小时的时间，因此有人称这是中国大陆的新闻管制四十年来第一次“松动了一百小时”。但仅仅就是这一百小时的媒体公开报道，对整个“八九事件”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5月19日晚，北京宣布戒严。这时再支持学生就等于与党中央对着干，但《人民日报》在戒严第一天就在报上开辟了《北京戒严第几日》的新闻专栏，每天一篇，逐日报道北京的情况。在“天安门广场一瞥”、“当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识”等通讯中，记者真实报道了在有几百万人上街游行、连续几十天的示威集会中，竟没有发生一起抢银行、砸商店、破坏公物的事情发生。而且，在学生游行所显示出来的爱国情操影响下，人们的道德情操也有所净化，连小偷小摸也少见了，有人称北京的小偷也被学生绝食感动得“罢偷”了。5月20日，即戒严第一天，虽然《人民日报》社长钱李仁说，“你们要走出报社大门，就先在我身上踩过去。”但其编辑记者还是到天安门广场进行游行。在游行时还散发了与《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人民日报》号外。这期号外是吴学灿绕开报社领导编印的，披露了赵紫阳被罢免总书记职务等消息，并建议人大立即罢免李鹏总理职务。这引起了李鹏的震怒。“六四”后，吴遭到通缉，1989年年底在海南被捕，后被以“反革命煽动罪”判刑四年。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在历史上几次重大事件中，扮演了为虎作伥的角色。这一次，他们再也不愿当“喉舌”，要求有自己的声音。
戒严第三天，《深圳商报》报道了深圳五万多人声援北京的游行。5月24日，《北京科技报》在头版头条配发照片下，刊登了该报记者写的长篇通讯：《人间自有真情在——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首都街头目击记》，详细逐日介绍了自戒严令下达后，北京各界的强烈反映。该文结尾激情地呼吁，“历史有纪念碑；历史有斩妖台；历史是裁判员。历史将把人民的忠臣敬在纪念碑上——永远怀念；历史也将把人民的奸臣押上斩妖台——怒斩！”。
6月3日深夜，《人民日报》由第一副总编辑陆超琪主持工作。总编辑谭文瑞在戒严令下达前就以“咳血”为名住进了医院，不理报务。社长钱李仁在6月2日下午突然拿出医生开具的病情报告，宣布即时回家休假。政治敏感告诉他们，即将出现的党和人民有史以来最严重的对立，将使《人民日报》面临最痛苦的抉择。出于良知，他们不愿背叛人民；出于几十年养成的党性服从原则，他们又不敢违抗党中央，因此抱病回家，一躲了之。《人民日报》体育栏一条报道残疾人运动会的消息标题是《不可征服的人》，国际新闻版头条的是报道韩国光州事件的《汉城学生绝食示威，抗议当局屠杀镇压》，第二条是关于波兰的《波领导人指出选举是和解的伟大尝试——警告任何人都不要玩火》，下面一条关于中东的消息《以军再次入侵黎南部，用飞机坦克对付平民》，编辑用这种春秋手法曲折表达出对当局的不满和抗议。
而且“六四”这一天，《人民日报》还发了一条200字《北京这一夜》的报道：
本报六月四日凌晨五时讯 解放军报六月四日社论说，“自六月三日凌晨开始，首都发生了反革命暴乱。”
三日二十二时左右，军事博物馆一带响起枪声，戒严部队进城。
从午夜到凌晨，友谊医院、阜外医院、北京市急救中心、铁路医院、复兴医院、协和医院和广安门医院等不断给本报来电话告知收治人员的伤亡情况。
到截稿时止，戒严部队已突进天安门广场。
这是党报在严密控制下、在戒严部队的压力下，唯一一个顽强地在版面上发出真实的声音，并以第一时间向外界报道北京惨案的。这篇新闻稿的开头用“解放军报社论说北京发生了反革命暴乱”，其语气等于告诉世人，这并不是《人民日报》的看法。而文中各医院“纷纷报告人员伤亡情况”和结尾处戒严部队已“突进”广场等字眼都使明眼人能看出这背后发生的屠杀。事后陆超琪因此被撤职，很多当事人遭处分。《人民日报》因此从6月7日起从8个版改为4个版，一直到6月25日才改为8个版，其公告的理由是“近来由于各种原因，本报每天印报所需纸张供应有困难，印出的报纸也运送不出去，已无库房存放。”
各地党报在高压下，对“六四”惨案都无法公开抗议。但也有少数编辑记者冒着被抓、被捕的危险，勇敢地发出抗议的声音。例如，远在海南岛的《海南日报》，在李鹏政府发言人袁木第一次对外发布“六四”仅死亡了二十几人，而且多数为军人后，在该报头版头条刊出袁木的讲话，同时在旁边位置刊出国家统计会议消息，标题是“国家统计局长指出：谎报数字要绳之以法”。事后该报总编辑程凯被撤职。
6月6日，北京屠杀发生两天后，《深圳商报》刊发了一张大幅照片，画面是一颗小树正被狂风吹弯。照片说明文字只有六个点的省略号，其悲壮激愤，无声胜有声。刊用该照片的版面责任编辑张敏毅，为此名字被列入公安局黑名单。
6月12日，六四屠杀发生一周后，在一片白色恐怖中，《蛇口通讯报》副刊版打破常规刊发了一个整版的杂文，其中有一篇题为“为啥不‘刮骨疗毒’”，直接指出“官倒、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特权，已成为大毒瘤，为什么不用‘快刀斩乱麻’的决心和铁腕去对付这些破坏改革、令万民切齿的动乱之源呢？伟大的中华民族，如果没有遍地燃烧的对腐败的怒火，岂不成了十一亿奴才了吗？这能责怪大学生性急吗？对毒瘤的仁慈，就是对人民的残忍。反之，如果对痛恨毒瘤的人民残忍，而对毒瘤却保护备至，那这样的政府不成了政腐了吗？”该文结尾引用了在民众中广泛流传的几则民谚：“小官倒，戴手拷；中官倒，睡大觉；大官倒，做报告。”“贪官审官倒，法理何处找？！”“法大兴邦，权大亡国；没做亏心事，何必怕人民。”在另一篇题为“猫的屁股说不得”的文章中，作者写到，在这种没有言论自由的社会，不仅老虎的屁股摸不得，连猫的屁股也摸不得。现在，不要说摸，连猫的屁股说都说不得了。作者感叹“眼下，人们已被逼到这地步。”另一篇题为“‘唐成’，你不能走”的杂文更加大胆。作者用历史上受人敬仰的知县唐成“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种红薯”的辞职故事，影射赵紫阳，呼吁“百姓需要‘唐成’，越是‘唐成’，越是不能走。”真正的唐成要“为民作主，斗败诰命夫人。”这版杂文中仅有一幅照片，是毕加索当年为抗议屠杀而作的名画“格尔尼卡”。这期报纸一出版，就被蛇口区党委下令不许发行。组织刊发这版杂文的版面责任编辑安琪被撤职审查，后来她逃亡法国。《蛇口通讯报》最后被查封。
而香港《文汇报》总编辑金尧如和社长李子诵等人在这份中共对外宣传的喉舌上用“开天窗”的方式表达他们的愤怒，甚至在第一版刊登了“痛心疾首”四个大字。金尧如还公开发表文章和演讲，抨击屠杀学生，并宣布退党。
“六四”屠杀以后，中共一直严密控制媒体，任何有关“六四”的信息都不能透露一点，以至于80年代出生的人，对“六四”屠杀一无所知。但2007年“六四”十八周年之日，《成都晚报》分类广告栏刊登了“向坚强的64遇难者母亲致敬！”，这是对中共谎言宣传的莫大讽刺。当广告主陈云飞找到钟声广告公司要求刊登广告时，公司女职员以为“六四”是一场矿难，所以广告得以刊登。6月5日，陈云飞被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拘留，次日，对他作出“监视居住”半年的处罚，行动受到限制，直到12月3日才获自由。而报社多名高层领导和广告代理公司的职员受到牵连，或降级、或失去工作。为此，陈云飞在获得自由后专程登门向他们道歉。
对于媒体在“六四”中的作用，政治学者严家其说“学生立了第一功，新闻界立了第二功。”学生领袖吾尔开希也说，“学生立了头功，记者立了大功。”
“六四”后，这些“擦边球”媒体有的被封了，比如《经济学周报》、《蛇口通讯报》、《世界经济导报》、《新观察》、《海南纪实》、《新启蒙》、《东方纪实》、《金岛》、《华人世界》（海外版）、《国情研究》等，有的通过抓捕或撤换原来的负责人而方向大变。据统计，在1987年、1989年两次报刊大整顿中，杂志比报纸遭到更严重的摧残，仅1989年，被关掉的杂志有四百家，是报纸的两倍。
直到1995年以后，《中国青年报》、南方报系、《经济观察报》、《第一财经日报》以及《财经》杂志、《南风窗》杂志、《新闻周刊》、《民主与法制时报》、《华夏时报》、《三联生活周刊》等新旧媒体才开始新一轮的“擦边球”。虽然2005年1月5日，《求是》杂志总编辑、中宣部新闻局前局长李宝善公开呼吁媒体不要打“擦边球”，但这些媒体依然继续进行“擦边球”游戏。
在此，特别要提及的是《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以及《南风窗》杂志等南方媒体的“擦边球”。《南方周末》因其擦边球，致使“一纸风行二十年”。它们之所以能进行擦边球，是因为在2002年之前广东一直由叶选平主政。在这之后，因为叶选平不再主政，所以《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广州日报》受到整肃。虽受到整肃，但近年来《南方都市报》的擦边球比《南方周末》有过之而无不及，2007年11月27日在一篇介绍中国的政党制度白皮书的文章，用了通栏标题《专制独裁统治必然失败》。在此之前的8月8日，即奥运倒数一周年之际，当局在天安门举行“We Are Ready”的演唱会，而《南方都市报》却刊出《奥运倒数一周年，Are We Ready？》的社论，认为“奥运会的价值从来都不仅止于运动，它更是一个普世价值的使者，一个全球文明的播种机。理性、多元、包容是普世价值的前提，民主、自由、法治是全球文明的核心。如果还有黑奴工等待解救，如果还有手机用户因短信动辄获罪，如果教育体制没有推进，如果腐败现象没有减少，那么我们必须承认，人文奥运，我们还没准备好。”
第五章、大众媒体
1978年，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等8家报社联合向中共中央有关部门提出申请，要求报社实行“事业单位，企业化管理”，以缓解经济压力。这只是当时的一种权宜之计，但后来这个权宜之计演化为业界的共识。这种两头沾的制度使报社在政策上既能享受事业单位的优势，又能像企业一样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市场竞争，获取利润。1978年底，《解放日报》带头冒险恢复刊登广告。1979年1月28日，上海电视台播出中国第一条电视广告，标志着媒体市场化的开始。
在此之前，由于报纸是宣传机器，因此党报一统天下。党报亦称机关报，属于国家事业单位，报社只管采编，偶尔经营一些广告，但它不是报社的主要收入来源，报社主要靠政府津贴维持正常运转。报纸发行由国家安排邮局统一承揽，报社跟邮局是并列的横向联合关系，邮局发行多少，发行质量如何，报社没有实质性的干预权。这时的报纸发行被称为“权力发行”，因为报纸的发行主要靠红头文件，由党政联合下发文件，报纸发行主要是由强行摊派完成的。报社本身对发行没有决定权，必须依靠党政部门才能达到一定的发行量。那时，报纸的发行讲级别，谁的级别高，谁的发行量就大；报纸的发行分条分块，各种行业报在其所属系统内大行其道。在党报时代，报纸发行就是按照党政宣传的需要，由党委政府决定发行对象，然后把编辑印刷好的报纸经由邮局、按照地址依次分发到订户手中，以实现报纸的分发。
1980年，袁小平提出“电影是商品”，认为应该废除对影片实行的统购统销的办法。由于在此之前，媒体包括电影都是作为宣传机器，现在“商品”的提出，意味着不能再把媒体作为宣传机器来使用。中共体制内的一些“开明”官员，为这种改革变化寻找到的理论依据是：新闻媒体不仅仅是意识形态，而且是一种产业，既然是产业，那就要服从客观的经济规律，就应该到市场中去进行竞争。1987年，把传媒业划归第三产业，也就是服务业。党不再紧紧控制媒体，开始把媒体作为一种提供信息服务的机构而存在。
1983年，信息概念进入中国，引发了一场“新闻与宣传”的大讨论。由于党报还固守自己宣传机器，因此一大批以满足社会多样信息需求的专业类、文摘类、科技类、经济类报纸大量涌现，带动了第一次办报大高潮。1978年，仅有186种报纸，到1988年就猛增到2322种，增长了12倍。广播、电视由于其新、短、快、活和大容量，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电视夺取了报纸的地位，成为三大媒介之首。这种信息热带动的传媒多元化格局，打破了党报长期垄断地位。
但到1981年，全国中文日刊报纸中，对开八版的只有一家《人民日报》，对开四版的也只有42种报纸。除中央几大报外，各省市、自治区党报基本都是对开四版，其余各报不论是中央行业报、专业报还是地方报纸，全部是四开小报，而且是四开四版。在当时的条件下，即使想扩版，也没有条件。当时经济不发达，社会信息量也有限，而且纸张是定量供应，由国家统一调拨。
1988年开始，《广州日报》最先突破的是党办报纸的扩版，“一贯制”的四个版一大张对开的报纸，被八版、十六版甚至百多版的新面孔所代替，继之而来的是报纸出“周末版”，并以其丰厚的获利来养母报，即称“小报养大报”。而且由于其生动活泼，以生活娱乐为主，为群众所喜闻乐见。1993年1月起改为每周2天16版、5天12版，8月起扩为4天16版、3天12版，12月起，天天16版；1995年1月扩为除周末、周日外每天20版，到了90年代末期，逢周末出48版，报纸印刷实现1/3版面为彩色，1/3版面为套红，每天即拼新闻版12个，彩版至少6个，目前每天大约是40～60版的篇幅。
由于“八九事件”，大量报纸、杂志、出版社被关闭。但1992年开始的以经济快速增长换取中共权力合法性挑战中，媒体的“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运行模式使媒体市场化步伐加快。
在这之后，90年代初期兴起的周末报热、90年代中期的晚报、晨报热，90年代后期的都市报热。这些以服务大众为目的的报纸使中国传媒进入大众媒体时代。虽然大众不能还是不能获得政治类信息，但毕竟可以获得生活类信息。
电子媒体也利用自身的特点，发挥独特的功能，中央电视台的《为您服务》，北京电视台的电视红娘、电视商场，上海东方电视台的“东方大哥大”，上海广播电台的“市民与社会”，尤其是市民与市长的直接对话。
但这种市场化是有限的，是在不放松新闻控制条件下的市场化。这犹如先捆着一个人的手脚，再一脚将这个人踢下海。在禁区多多、新闻来源单一的情况下，媒体为了在市场中立稳脚跟，只好被迫在声色犬马上做文章。而政府也乐意将国民引导到放纵物欲，不问政治的犬儒式生存之道上去。即使外国媒体在中国投资，也必须遵循中国的新闻审查规则，尽量不碰政治话题。
大众化媒体时代，媒体也开始尝试向民营化转向，但1999年9月27日，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新闻出版署和财政部关于《中国经营报》和《精品购物指南》报社产权争议的批复中指出：“我国的报刊均为全民所有制单位。……报社创办时，如有个人、集体自筹资金的，不能认定为对报刊的投资，应按债权债务关系或者赠与来处理，由主办单位参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予以退还。”丁望辛辛苦苦花了15年时间投资经营创办的《中国经营报》就这样被中共的一纸文件接收了，这彻底将报刊民营化趋向中止。虽然此后也有民营投资商投资媒体，如山东三联集团投资《经济观察报》、北大青鸟投资《京华时报》、阳光传媒投资《财经时报》等，但在法律上只能投资报刊的广告业务，不能投资采编业务。
在大众媒体时代，党报仍然坚持作为宣传机器的面目出现，不再符合大众的需求，因此被边缘化。当然也有成功转变为大众媒体的，比如《广州日报》。但《光明日报》的发行量具说只有几万份，《人民日报》如果不是由于官方的订阅，其发行量也不会比《光明日报》多多少。2006年5月30日停刊的台湾《中央日报》就是《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的前车之鉴。
以前，各个政府部门利用从大众身上搜刮来的钱财订阅各级党报，但是由于大众的不满，因此中央政府不得不于2003年发布《关于进一步治理党政部门滥散和利用职权发行，减轻基层和农民负担的通知》，只确保公费订阅中央的三报一刊（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杂志）。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虽然中国媒体的娱乐化盛嚣，但仍有一些媒体没有沉沦，甚至还延续了1949年后被强行割断了四十九年的“文人论政传统”。不平则鸣，有感而发，是我国的文化传统之一。即使在我国相对短暂的传媒发展史上，文人论政，也已成为自《循环日报》、《大公报》、《申报》、《观察》以降的报业传统。在一个健康开放的公民社会里，表达舆论、公众论坛、传递信息、社会监督，是大众传媒的天然功能。1998年，中国青年报《冰点时评》的开辟就是为延续这样的传统。
在此之后，许许多多的大众媒体，如《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北京青年报》、《经济观察报》等一百多家报纸开辟和扩张了时评版面，开始尝试为公共知识分子从事社会与政治批评提供数十年来前所未有的平台。这使我们回想起民初林立的报业、知识分子的自由写作，和当时民间对一种公共政治生活的苦心经营。特别要提及的是2003年在孙志刚案后，各地传媒包括网络涌现出大量评论文章，其中不乏佳作，如《天堂里有没有暂住证》等。2003年后，一个雏形的公共政治空间也开始从网络向平面媒体延伸。2004年，《南方都市报》时评版经过改版，成为中国最好的时评版：从代表报社立场的社论，到提倡公民写作的来论，到强调认知价值的专栏评论，再到阐释精深、着眼宏远的宏论，该版一直在雄心勃勃地对中国传统评论进行改造，使之更富于现代感，更富于成熟纸媒的特质。改版块的负责人李文凯认为，南方都市报的时评是紧跟新闻的评论，尤其是能够折射出社会转型变动脉络与得失的时事时局评论。确实南方都市报是这样做的，今天中国发生的将对我们社会转型有影响的事件，南方都市报都勇敢地发表评论，这也正是《循环日报》、《大公报》、《观察》等曾经所追求的价值。
这些“文人论政”的媒体，经常以“媒体公器”的身份发表评论。但“媒体公器”一词却遭到当局的批判。中宣部在2004年11月11日发出第二十九号文件，要求批判“公共知识分子”的理念，反对“新自由主义”，并警惕“媒体是社会公器”的提法。为此，《解放日报》在第二天就发表吉方平的评论《一个迷惑人心的口号——回应“媒体公器论”》，认为：“我们的媒体，是党、政府和人民的喉舌。”而“‘社会公器论’，是西方新闻学的一个口号。”
但实质上，早在1956年7月1日，《人民日报》就在头版头条《致读者》的社论宣告，“人民日报是党的报纸，也是人民的报纸，它是人民公共的武器，公共的财产，人民群众是它的主人。”
三天后，《解放日报》又发表吉方平的评论《透过表象看实质——析“公共知识分子”论》，文章直接针对《南方人物周刊》在同年9月8日一期评出“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当天读到此文后，给中共上海市委和《解放日报》写信，赞扬上海在宣传工作上旗帜鲜明，写了一篇好文章。随后，《人民日报》全文转载了此文。《南方人物周刊》主编被降为副主编。
“六四”事件后，中共领导层进行了反思，一致认定这次事件是“西方资产阶级”价值观侵蚀的结果，因此采取了新的意识形态战略，对新闻媒体采取了新的管理方式，即受中宣部与新闻出版署双重领导，还成立了专门的“审读小组”、“审听小组”、“审看小组”，分别负责审查纸质媒体、电台播音、电视节目。许多传媒人士总是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与“危害国家安全罪”判刑。据记者无国界组织报告，2003年以后中国成为全世界关押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
而且大量报刊也因为触犯禁区而被停刊。被停刊有：《21世纪环球报导》、《新周报》、《时代人物周报》、《北京新报》、《东方》杂志、《方法》杂志、《今日名流》杂志、《蜀报》、《商务早报》、《经济早报》、《深圳法制报》、《法制画报》、《法制》等等。
这些媒体被禁后，无论是媒体本身还是知识界都很少发出抗议的声音，但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被禁、《新京报》被换主编时就与以前不一样了。
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总编辑杨斌和两名副总编辑孙雪东、李多钰被同时免职，该报编务由直属中宣部的《光明日报》全面接管。一百多名记者立即举行集体罢工后，两副总编复职。在此之前的2005年11月3号，新京报就把“负责报道一切”口号去掉了，有时甚至还发中宣部写的理论文章。在此之后，一些新闻骨干纷纷选择离开。
2006年1月25日，中国青年报的《冰点周刊》，被勒令停刊。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对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错误刊发〈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的处理决定》，认为此文“极力为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罪行翻案，严重违背历史事实，严重违背新闻宣传纪律，严重伤害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严重损害中国青年报的形像，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中央有关部门提出了严肃批评。”实际上，不仅仅是袁伟时的引发停刊，而是包括以前发表的文章，包括徐临江的《平型关战役与平型关大捷》、龙应台的《你所不知道的台湾》、胡启立的《我心中的耀邦》以及贺卫方的原本准备发表后被撤稿的《周叶中剽窃及其他》等文引起的。主编李大同、副主编卢跃刚被停职，被称为“冰点”事件。
在《冰点》停刊前的2004年5月，卢跃刚在网上发表的《给团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赵勇的公开信》，披露了中青报和共青团高层互动的大量事实，成为中国新一代报人的宣言书。2005年8月15日，李大同《就〈中国青年报〉新的考评办法》致李而亮总编辑并编委会，直接点名批判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因此团中央与中宣部的一起秋后算账。
“冰点”事件发生后，李大同发表了《就〈冰点〉周刊被非法停刊的公开抗议》，激起海内外的强烈反响。
龙应台发出《请用文明来说服我——给胡锦涛先生的公开信》。龙应台说：“我真正想说的是，锦涛先生，作为一个台湾人，我实在不在乎团团和圆圆来不来台北，虽然猫熊可爱得令人融化。但是我这样的台湾人可真在乎‘冰点’的安危，就像很多、很多香港人真在乎程翔那个被逮捕的记者的安危。”
江平、朱厚泽、李锐、李普、何家栋、何方、邵燕祥、张思之、吴象、钟沛璋、胡绩伟、彭迪、戴煌等13位中共元老发出《关于冰点事件的联合声明》，申明说：“这是中国新闻恶性管理制度长期作祟的集中爆发。这是中国新闻界的重大历史性事件。”“‘愿殉自由死，终不甘为囚’；‘自由昭临处，欣欣迎日华’。这是先烈狱中高歌的《自由颂》。我们将踏着先烈血痕，竭尽薄力去捍卫公民的自由权利；我们与《冰点》一同前行。”
甚至贺卫方等学者还准备以读者的身份聘请律师，状告《中国青年报》违背合同。团中央与中宣部没有想到会引发这么强烈的抗议。不得不于3月1日复刊，陈小川任主编，总编辑李而亮向报社党组作出深刻检查，编委会向团中央作出深刻检查！复刊后首期刊出批袁伟时的文章，但袁伟时要求再发反驳文章却被拒绝。李大同、卢跃刚被调到新闻研究所。李大同、卢跃刚1995年创办《冰点》之前，由于在“六四”组织由40人组成的新闻界对话团与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对话而被调往新闻研究所。《冰点》创刊后，十多年来成为读者最爱的栏目。
这两次事件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从而也给当局深刻的教训。以后不能再像以往那样为所欲为了。
在大众化媒体时代，民众也在进行民办媒体的努力。在2001年4月-2002年7月之间，张伟、左上文、欧燕等人创办了《时事资讯》、《热点纪要》两份报纸，在重庆、成都等城市热卖一时，共售出150万份，报上的政治、军事新闻远比官办报纸吸引读者。但却在2002年12月被重庆市渝中区法院以“非法经营报纸出版、印刷、发行”分别判处张伟有期徒刑6年，欧燕有期徒刑二年。四川人高扬、何桂英在2007年6月创办《社会新闻报》，连续三期对辽宁营口市中级人民法院涉法案件进行报道，因此触怒营口警方。9月26日，营口警方与北京警方合作以“非法报纸”取缔，高扬、何桂英被以“非法经营罪”逮捕。
2005年中山大学公民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创办了《民间》杂志，是中国第一份以公民社会为理想，反映中国草根行动者的公益读物。官方却在2007年7月6日以未申请刊号为由将其查封。其后执行主编翟明磊的家被抄、《民间》杂志过刊和电脑硬盘被抄走。
近年来，出现了一些机构和个人创办的民间刊物，如《公民》、《新时代》、《汉箴》等。还有一些读书类刊物南京的《开卷》、长沙的《书人》、北京的《书脉》和《芳草地》、南昌《笔谈》、安徽《书香》、湖北《崇文》、内蒙的《清泉》等。还有一些公司创办的内刊，如《万科周刊》、《SOHO小报》等。
（未完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