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成功了，但同时也‘死亡’了，因为它变成了利益驱动，失去了道德感召力。”11月21日晚，应武汉大学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为武大师生作了一场题为“当代中国社会思潮”的讲座，谈起从1980年代到目前社会转型和思想文化转型中的诸多问题。
徐友渔是目前国内学界阐释西方理论最重要的学者之一。他学识广博，关心社会民生，2004年被《南方人物周刊》评为50名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作为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思潮变迁的参与者和见证者，他对改革始终有着自己的反思和总结，对当代中国社会思想的主要话题，如社会转型与思想的分化、对立；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与国学热；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等更有独到见解。
谈改革开放
邓小平“扭转乾坤”闷声搞市场经济
徐友渔认为，步入改革开放之初，情况是相当糟糕的，这其中有改革派与保守派之争，关于改革该不该搞、会不会出问题的争议从来没有间断过，在1989年后，甚至有人坚信改革进行不下去了，应转而去抓防止和平演变的工作。不过邓小平南巡之后，改革突然之间变成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对于重新启动改革，党内分歧很大，但邓小平从来不争论，闷声地搞市场经济。这样做还是比较明智的，防止了左派挑起争论而使得改革搞不下去。”在改革岌岌可危之时，邓小平靠个人的威信和苦口婆心的劝说，让党内高层转变了观念，他个人的这种扭转乾坤的作用太大了，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徐友渔又进一步分析改革成为不可逆转的根本原因是特殊阶层利益既得者的驱动。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有一种社会思潮始终是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政策。徐友渔称，它在上世纪80年代的主要表现是肃清“文化大革命”和各种“左”的流毒，张扬人的主体性、人性和人道主义；到了上世纪90年代，重点从安身立命的哲学、伦理、美学的观念革新转换到了对制度安排原理的探索。
谈国学热
“政治儒学”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
在2004年，由于“读经”口号的出现以及《甲申文化宣言》的发表和其他事件，有人把这一年命名为“文化保守主义年”，之后发生了一系列事件，比如很多高校都开设了国学专业，甚至还有国学学院；于丹等人也出来讲授《论语》，书也卖得很火，蒋庆甚至提出要把儒教作为国教等。
徐友渔对当前的“国学热”作了一定的反思，分两个层面看待这个问题。在他看来，如果说是知识、教育方面的补课和基本建设，没有人对此持异议和反对，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我们对于自己的传统文化学术欠债太多，开十个国学院也不够，怎么复兴都是不够的。“但除了这种‘文化儒学’取向，还有人倡导‘政治儒学’，企图恢复传统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现代民主制度。他们否认‘人民授权’的现代政治原理，把‘天道’、血统作为国家权力的来源，甚至要把孔教立为国教。这纯属异想天开，会极大地损害国学的补课与复兴。”徐友渔表示自己坚决反对这种“政治儒学”。
谈文化民族主义
天人合一跟环保不相干
徐友渔还重点谈到，当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有一个突出特点是一些知识分子、学者热衷于证明中国文化比西方文化优越。他将之称为文化民族主义，指出它的基本思想是西方文明正面临不可解脱的精神和文化危机，只有东方文化（实际上指的是中国传统文化）能够把世界从这种危机中解脱出来，因此，21世纪是中国文化的世纪。
“著名学者、北京大学教授季羡林是这方面的代表。他说，每种文明都有兴盛衰亡的过程，西方文明占主导地位已经好多世纪，30年河东30年河西，现在轮到东方文化占主导地位的时候了。我认为这个论点不值一驳。”
季羡林的第二个论点是，中国哲学的本质是“天人合一”观，东方人信奉人类和大自然是一体，现代人类面临的环境问题、生态危机等等都是没有处理好人与自然关系而产生的弊端，只有东方的伦理道德和哲学思想能够拯救人类。“季先生在这里曲解了‘天人合一’的含义，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与环境保护本不相干，更不是现代的生态哲学。”徐友渔针对这一论点反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