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最反感李源潮最热心的“哈佛共干训练营”》中介绍到了一篇据说被推荐給习近平阅读的文章《哈佛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培养了多少中国官员?》中说: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是美国重要的公职人员培训基地和政府问题研究机构,为美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公职领导人员,并承担了大量的政府研究课题,对美国社会发展和政府决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该学院对外开放的主要目的就是美国价值的文化输出,事实是文化殖民。通过培养他国政府官员精英从而影响该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版图。哈佛商学院的培养模式自改革开放30年来一直风靡中国,而哈佛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人才培养模式中国百姓并不知晓,该学院通过案例教学、活动会议、毕业走向……,对中国官员的培训等目的明确,就是培养有利于美国战略利益,对中国培养回国的所谓精英分子实施政治洗脑从而为美国利益服务。
如上观点事实上得到了宋平和习近平的高度认同。习近平上台之后至少两次在内部会议上转达宋平在指责李源潮领导的中组部“主动迎合西方对我和平演变”的时候说过的话:小平同志生多次警告,帝国主义把和平演的希望寄托在中国党的第三代、第四代……身上,这话现在也没有过时。
2007年中共十七大召开后,习近平以新任政治局常委身份分管书记处和中央常务工作之后,另外一篇曾经被新华社转载的“记者述评”也被摆上习近平的案头,文章的标题是《“既费钱又不讨好”:审视中国官员出国培训热》。
该一开篇即以挖苦的笔调回顾说:100年前,五位清政府大臣到14个欧美国家考察宪政;100年后,五位四川官员赴美“顶岗培训”。历史以形式的相似重演,官员出国也走过了100年的历史……
质疑的声音不是从现在开始的。自改革开放起始,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出国考察、出境学习就是借鉴西方发达国家“先进经验”的一种途径,官员出国深造“蔚然成风”,质疑和诟病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出国考察就是出国旅游,是浪费纳税人的钱!”
“去哈佛不如去延安!”
最不能让公众平息心中疑虑的是一组数字。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干部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2000年以后,公费出国有增无减。后来财政部有关负责人辟谣说该数据不实,根据《2004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决算》,2004年全国行政事业单位出国费用约为29亿元(其中出国用汇19亿元),其中中央11亿元,地方18亿元。但这并没有扭转公众心目中对官员出国浪费钱财的印象。
“官员出国成本过高,造成巨大浪费,是个严重的问题。”中国人民大学行政管理系主任毛寿龙教授对《民主与法制时报》记者说,“我国公共财政体制缺乏内在的硬约束,目前还是一种软约束,使领导干部可以在财政上做很多临时性的调整,使得某些开支远远超过了所需要的水平,同时也损害了其他部门的利益。”
这位教授直言:“这是一个巨大的财政漏洞。据我个人的了解,我国很多出国都是和腐败联系在一起的。出国就是游玩,或者用大笔现金买东西。许多留学生回来告诉我,我国官员在国外的国际形象非常糟糕,花钱非常厉害,我们有的留学生甚至开了旅游公司,专门做出国培训官员的生意,挣他们的钱。所以,对出国行程的控制,就非常关键。”
有报道说,出境经费年年控制,但年年超标。1998年指标为50~52亿美元,实际开支达280亿美元;2000年指标为65~70亿美元,实际达320亿美元;2002年则达350亿美元;2003年干部出境达427万多人次,耗资仍在300亿美元以上。各地超规限外汇的来源,主要为挪用税收、土地开发收入、动用留存外汇、动用人民币买入外汇作经费、侵吞行政和其他公共项目经费等。
该文的小标题之一是“美国成了中国官员培训基地?”
文中说:事实上,近几年,国内党政干部出国考察、培训,无论是在考察团的规模上、还是出国的频次上,确实有上升的趋势。
这是因为2003年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作出了大规模开展干部培训的决定,要求5年内全国县处级以上党政领导干部普遍培训一遍。
于是,党政干部大规模赴境外学习培训就似乎成为贯彻落实中央精神的最好选择;各地党政部门的官员们一时间仿佛口承了天宪,终于能够大张旗鼓、积极地把自己往境外送。
“赴美”两个字格外显眼,当然去英国、瑞士、德国等欧洲国家,新加坡、韩国、日本亚洲国家的也有,还有去澳大利亚的。但从公开报道的事实看,以美国为目的地的官员培训团最多。美国俨然成了“中国的官员培训基地”。
其中,最为著名的就是中国官员培训“哈佛计划”。根据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清华大学和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签订的三方协议,在从2002年起的5年内,政府学院将为中国培训300名厅局级以上中高级官员。有报道称,这是历来最大规模的中国官员海外培训计划,将对中国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卢迈先生在一次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每人学费20万元人民币”,引发了广泛的质疑:花20万哈佛学三周值吗?
后经调查,这项计划的资金将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下设的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国内培训费用150万元人民币,而在哈佛的学习费则由美国安利公司赞助,金额为100万美元。但学员们培训所需的车旅费等仍由其原单位支付。
成说就因为收到如上信息之后,习近平以分管中共党务和干部工作的政治局常委的名义为干部出国培训的管理原则“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更有实效”这排笔 之后添加了四个字:“趋利避害”,遂成此项工作最高指示。
内部人士透露,“趋利避害”四字对内指的是压控越来越多的打着培训幌子公款出国旅游,对外指的是防止国外思潮的渗透引发中共干部思想混乱。
据传习近平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提及官员出国培训潮有必要遏制的问题,与会者之一,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坏笑着又讲了一遍他过去已经讲过N次的故事。他说:以前,听说南斯拉夫的奶牛养得好,中国人就经常去学习参观。当地的官员就对我们讲,“中国人就是爱学习,连我们的奶牛都认识中国人了!”
有心人也许会记得习近平的“8.19讲话”,其中一段内容是: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国际思想文化领域斗争深刻复杂,西方国家把我国发展壮大视为对其价值观和制度模式的挑战,加紧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斗争和较量是长期的、复杂的。二是,国内一些错误观点时有出现,有的宣扬西方价值观,有的专拿党史国史说事,有的以“反思改革”为名否定改革开放,有的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三是,在我国社会深刻变革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的条件下,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相互叠加、集中呈现,人们思想活动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明显增强,思想道德领域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现象,一些人理想信念不坚定,一些腐朽落后思想文化沉渣泛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有所滋长,等等。
有消息说,习近平在对全党宣传部长讲这段内容之前,在中组部和中央党校的内部工作会议上也讲过相关内容,大意就是人家要对我们进行思想文化渗透,我们迎头反击还怕来不及,怎么可以把我们的干部主动送上门去接受他们的思想文化渗透?
习近平讲过这段话之后,已经接替李源潮中组部长职务的赵乐际“奉旨”行动,对李源潮经营的官员国外培训计划逐个进行审查,之后便是找出各种理由通知合作对方中止合作。自此,中组部官员对美国相关人士新的说法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你们美国哈佛佛肯尼迪政府学院已经不再是我们的“第二党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