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狂热沉寂之后，大约在67年底，中国大陆上悄悄开始了一场读书运动。它遍布全国，参加者有66年狂热的红卫兵，有运动中的逍遥派，有被批被整的高干子女。读书的人有不少成为卓越的思想家，最早的反对派。可以说在中国黑暗到极点时，仍有一丝光亮，这证明人追求思想自由的愿望是不可战胜的。
问：文革是毛体制控制社会最严酷的时代。旧有党政机关被砸烂之后，对社会的控制通过工宣队和军事管制。但在社会的地下，却又极有活力，尤其在思想领域，仿佛有一个和官方舆论宣传完全无关的思想世界。请你给听友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好吗？
答：历史事实确如你所说的，这反映出人性中有追求思想自由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我先介绍背景情况：自66年底，文革运动的一些狂热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本来在66年上半年拼命鼓动红卫兵造反，半年之后，他感觉红卫兵的“冲锋队”作用已经结束，特别是66年底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开始与中央文革对抗。毛发现这些孩子已经不听使唤，就开始谈“小将犯错误”的问题。江青在12月23日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公开指责“西纠”，说他们凌驾于毛之上。她特别指出“要对这些小家伙专政”，说“这些人中有可能有将军之子，元帅之子，国家主席副主席之子，部长副部长之子，谁要那样干，就得去坐社会主义国家的牢”。这种用时捧上天，不用时打入狱的做法，让一些冷静下来的红卫兵开始产生怀疑，对自己听了毛的话，大肆造反的那些理想目标，究竟对不对。特别是对中央文革的做法产生怀疑和批判。67年1月8日，红卫兵的发源地清华附中有人以“延征”的笔名，贴大字报，质问中央文革，指责中央文革对青年学生的镇压，是“左倾机会主义”。
问：看来对文革中许多做法的怀疑出现得很早。
答：是的。正是这种怀疑和不满，使一些好学的青年人回头读书，而且全国各地几乎同时出现了许多读书会性质的小组织，比如北京的“共产主义青年学社”，武汉的“北斗星学会”，湖南的“毛泽东主义小组”，上海的“东方学会”。这些喜欢思考的青年人读书有几个共同的特点，其一，首先读的是马克思列宁，他们想从革命理论的来源处搞清楚自己面临的现实问题。通过阅读和思考，有些人提出了自己对中国前途的看法，比如杨小凯撰写的《中国向何处去》，系统阐发他对中国前途的看法，其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其二，通过各种途径寻找外国的著作，有政治理论也有文学名著。当时大部分在地下读书的人是西化派，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汲取营养，来确立自己的价值观，比如徐晓，就记载下她读《怎么办》的感想。她说：“罗朴霍夫假装自杀，成全其朋友与妻子的恋情，这故事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它诠释的不止是浪漫，不止是高尚，而是‘合理的利己主义理论’，使别人快乐和幸福是为了自己的快乐和幸福”。这种思想不仅中共的教育中不存在，中国传统思想中也不存在。其三，文革中除了毛和马恩列斯的著作，几乎所有的图书都成了封资修黑货，所以要读书就要读禁书。那些灰皮书、黄皮书成了抢手货。当时地下读书中最重要的几部著作，如吉拉斯的《新阶级》，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托洛斯基的《斯大林评传》都是六十年代为了所谓反修防修，翻译出来供高干阅读的。读这些书是有级别限制的，像《新阶级》就是副部长以上级别的人才能看。读书按级别，这是人类阅读史上的奇闻，只有共产党能造出这种制度。所以最早的地下读书人有许多高干子弟。虽然老子在文革中被打倒了，但家中还留下了一些书，于是读了，而且流传起来。更有许多家里没书的平民子弟，就去偷书，像我的朋友朱正琳在贵阳被捕入狱，公安人员就从他家中搜出了3000多册书，都是贵阳那些爱书的人从图书馆撬门进去偷出来的。其四，就是读书交流。互不相识的小圈子会因一本书的借阅而沟通起来，甚至会有远距离的交流，通过书信交流读书心得。比如我所熟悉的一些101中的老高中生，他们曾有一年左右的时间讨论《新阶级》，那时我年纪还小，没有参加讨论，但我的一位大朋友，把他们之间的通信给我看过，当时真在心里引起了震动。比如有一句话，“把马克思主义当作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法则，必然要在实际上引起在一切知识活动领域里专制”。
问：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这是我们从小就被灌输的教条啊！
答：没错，正因为如此，当你看到有人你说，这个说法是一切思想专制的来源，你不能不吃一惊。再仔细想想，发现事实果然如此，从此迷信就打破了。从我个人的精神发展史来看，文革的地下读书运动，有关键性的启蒙作用。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讲到，我当年在工厂当工人时，结识了一位朋友，他向我介绍了爱伦堡的《人、岁月、生活》，我读这部书就是从马海德的儿子幼马处借到的。
问：你说的这位马海德，是不是那位被称为“活着的白求恩”的外国专家？
答：对，他早年在延安帮共产党。中共夺权后，是他帮助建立了中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我借到这部书就通宵夜读，有关西方现代艺术的知识，当时全来自这部书。那时因为书少，借书都有时间限制，所以常常要抓紧读，还要抄。说来有趣儿，那会儿有些书的政治观点是完全相反的。可读书的人并不分辨，是书就拿来读。像哈耶克和科切托夫，在意识形态上是完全敌对的，可我们一样读，一样吸收，所以那时在思想中是一团混乱，像胡平那样在七十年代就能写出逻辑一贯、说理充分的《论言论自由》实在是罕见的。他是地下读书运动中成就最大的人之一。
问：听你这样介绍，地下读书运动为思想解放运动做了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