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姨妈，瘦削而哮喘。七十多岁了仍然满头青丝，讲起话来细声细气十分吃力，但从她身上轻易看不出岁月的磨痕。
八七年春节时，我们兄妹因父母去世多年，全仰仗五姨妈及老辈们的照料，所以，照例到五姨妈家团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表哥提议合影留念，五姨妈却突然说：“快来照唷，不然二天照不到囉。”当时我们并未在意，不想没过几天，五姨妈即发作“肺脑病”。我到医院去照料她时，五姨妈已不省人事，但是口中不断有节奏地数著数字。任你怎样呼唤她，五姨妈始终用1、2、3、4、5、6、7……来回答你。仿佛在诉说她象数字一般有序的一生经历，又象在翻阅著一本又一本她酷爱的书籍的书页，令人在单调重复的数字声中，听出许多悲怆。
大表哥告诉我，前几天五姨妈曾说：“不想活了。”
一个人正值儿孙满堂，可享天伦之乐时，虽有哮喘病的折磨，却断然“不想活了。”这话中难道就没有难言的隐痛？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我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过民国时期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和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他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著名学校，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于当时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
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新培结婚，从此，更与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王家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板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开业，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民主、富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已经从天而降。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的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除了死亡可以自行选择外，自身已经别无选择。
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我的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遂吊死在汪家拐街的家中。我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在激烈的社会兴替中，生命于当权者是微不足道的，好在我祖上还算积了德，家族中还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其余的人虽然活下来，但大都活得提心吊胆。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份子”。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象其他的“地主份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怕是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份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可怜惜惜地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从此，五姨妈被管得服服贴贴。织毛钱、打临工，好不容易才混入卫生部门，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五姨妈婆家的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五姨妈啊，你三十一岁守寡，含辛茹苦守著一爿文化家园。可是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已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你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你的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你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你的形像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五姨妈啊，你不愧为志古堂的传人。你的一句“不想活了”，流溢出多少中华文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浸透了你在那个无奈的社会里的悲哀！
1、2、3、4、5、6、7……这数字透著中华文化的宁静和书香，将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让后代更加警醒，给当代诸公数落著他们的斑斑劣迹。
安息吧！五姨妈。
2003年3月16日
八七年春节时，我们兄妹因父母去世多年，全仰仗五姨妈及老辈们的照料，所以，照例到五姨妈家团年。在一派祥和的气氛中，大表哥提议合影留念，五姨妈却突然说：“快来照唷，不然二天照不到囉。”当时我们并未在意，不想没过几天，五姨妈即发作“肺脑病”。我到医院去照料她时，五姨妈已不省人事，但是口中不断有节奏地数著数字。任你怎样呼唤她，五姨妈始终用1、2、3、4、5、6、7……来回答你。仿佛在诉说她象数字一般有序的一生经历，又象在翻阅著一本又一本她酷爱的书籍的书页，令人在单调重复的数字声中，听出许多悲怆。
大表哥告诉我，前几天五姨妈曾说：“不想活了。”
一个人正值儿孙满堂，可享天伦之乐时，虽有哮喘病的折磨，却断然“不想活了。”这话中难道就没有难言的隐痛？
五姨妈出身于书香门第。我外祖父邱光第老先生系前清举人，曾任过民国时期成都市长黄隐的文学顾问，和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的训导主任。他曾同时应聘于成都石室中学、树德中学等八所著名学校，是著名作家巴金的老师，也是蜚声于当时四川的学者和书法家。
五姨妈毕业于益州女子中学。在上个世纪的初期，这已算受过良好的教育。1932年，五姨妈与王新培结婚，从此，更与文化结下了不解的因缘。
王家自清道光28年(1848年)即在成都学道街首建书坊—–志古堂。其时，由于志古堂刻印的书选题对路，校勘与制板精美，从而深受当时文化学术界的好评。原四川总督张之洞、吴棠都曾先后捐资志古堂刻印出《许氏说文解字》、《望三并斋》、《韩诗外传》、《杜诗镜铨》等精美刻本。志古堂不愧为晚清四川首屈一指的书坊。
1945年，姨父王新培去世后，五姨妈即与王家婆婆一道艰难维持住志古堂的开业，在军阀混战民不聊生的状况下面，五姨妈与志古堂员工一道担负起文化传承的苦苦生计。
大陆易帜后，开始一系列的运动。前朝的高官及亲属早已逃往海外，而人微言轻的小老百姓开始还以为民主、富强、平等、自由的新中国已经从天而降。待运动一一展开，就感到自己变成了一叶颠簸在大海的风浪中的孤舟，只能听凭风暴的安排。除了死亡可以自行选择外，自身已经别无选择。
在我的亲属中，最早选择死亡的是我的外祖父和二叔父。土改时，外祖父因祖上传承下二十多亩田地，被划为“职员兼地主”。他认为土地被没收，有辱于祖宗，遂吊死在汪家拐街的家中。我二叔父是个游手好闲的川剧滚龙，虽说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但在戒大烟运动中，吊死在小淖坝家中门板后的挂钩上。在激烈的社会兴替中，生命于当权者是微不足道的，好在我祖上还算积了德，家族中还没有被枪毙镇压的。
其余的人虽然活下来，但大都活得提心吊胆。五姨妈就因为是志古堂的业主，加之家中有几亩薄田，被划为“地主份子”。所幸只戴帽管制两年，没有象其他的“地主份子”，帽子戴到死，还要由子女继承。究其原因，怕是大表哥在福建前线保卫祖国，作为现役军人的“光荣军属”，五姨妈戴一顶“地主份子”帽子，于当局的脸面也不光彩吧？
志古堂自然只能关门大吉。抗美援朝时期，五姨妈又将志古堂的书板全部捐献给成都市人民政府，由政府派员运走，存于成都文殊院内。这些珍贵的文化遗产，不幸在文革中被作为“四旧”焚毁，而志古堂的匾牌，这块文化见证物，却可怜惜惜地被五姨妈送到乡间亲戚家。
不无辛酸的是，在那个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这块文化的见证物在乡间亲戚家也是秽物，亲戚只好把它反转扣在猪圈前面，作为粪坑的踏足板，反而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幸存下来。
从此，五姨妈被管得服服贴贴。织毛钱、打临工，好不容易才混入卫生部门，充当一名挂号、划价、收费的勤杂人员。家中的书籍、字画全部荡然无存，剩下破裂的墨砚被垫在破柜足下作为平衡的支点。直到改革开放初期，五姨妈婆家的亲戚从香港来信寻找他们时，五姨妈还不敢回信，悄悄地把来信烧了，怕又来个“秋后算帐”。
五姨妈啊，你三十一岁守寡，含辛茹苦守著一爿文化家园。可是1979年时，成都市某些人要自诩为中华文化的传人，异想天开地要为一已之利，修成都市的出版志。他们千方百计出重金要收购志古堂的匾牌，这时你从罗家碾的粪坑上找回了这块文化见证物，你的勇气和文化秉性却突然闪现出来。你同大表哥俨然拒绝了他们，你的形像在我心中陡然高大起来。五姨妈啊，你不愧为志古堂的传人。你的一句“不想活了”，流溢出多少中华文化曾经遭受过的痛苦！浸透了你在那个无奈的社会里的悲哀！
1、2、3、4、5、6、7……这数字透著中华文化的宁静和书香，将永存于成都的文化史中，让后代更加警醒，给当代诸公数落著他们的斑斑劣迹。
安息吧！五姨妈。
2003年3月16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