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有一个特殊的问题，腐败的根源是什么？是我们原来就有的计划经济。含义是什么呢？就是太多的事情是公权，我是一直不太赞同太多地从道义的角度去思考腐败这个问题，其实这是制度造成的。是因为有那么多公权，有人就有了腐败的机会。你要不削弱那些公权的话，它就总是在滋生着各种腐败的动机。所以，怎么限制公权，怎么使公权在发展过程当中，真正能够为更多的人服务，而不是为少数人服务，这又是一些特殊的问题。是发展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一些问题，也是改革所比较着力的一些地方。
咱们回过头来看这30年，还是改革了不少，还是打破了很多公权力，我们就回想30年前吧，30年前卖猪肉的都是公权力，瘦的给谁，肥的给谁，有没有皮在那儿，那就是公权力；你有没有票，走不走后门，那就是公权力。至少这些年，我们还是打破了许多。现在呢，确实还有一些政府的管制，国有的资产，国有的企业，国有的垄断等等，公权力还是在背后发挥影响，还是有很多既得利益。那么怎么办呢？就是继续改。而且我们想想，过去30年，我们把很多中小的国有企业都运营垮了吧，这些资产当中至少公权力小了吧。我们现在一些大的国有企业，在民营化和改革之前，现在是怎么加强监管，来限制来约束公权力的问题。但是从长远来讲，还是要逐步把这些公权力用别的权力替代下来，把这个既得利益破除掉。
所以，我说我们回过头来看，我觉得我们就应该有希望。总觉得好像很多事情没改好，但你回过头来想，30年前，到处都是国有企业，然后到90年代末新世纪初的时候，下岗了2700多万人，多数中小国有企业在地方上都已经民营化了，某种程度上已经实现了过渡。回过头来想这个过程，我们还是有信心吧，中国人也不笨吧。而中国人也会看到这些问题，也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吧。当然了，现在既得利益集团是很强大的，有时候需要危机才能够解决，需要大家觉得有要解决的问题。当经济增长比较快的时候，当这些大企业利润还很高的时候，改起来确实很难，因为它的既得利益抓得比较紧，而且很有理由啊，你为什么要改我，我挺好啊，对不对？我们过去为什么改，是因为它有问题实在走不通了，问题实在没法解决。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冲突，就是怎么打破原有的既得利益，寻找一条道路，能够使这些既得利益得以转化，使新的利益集团能够培育出来，然后去和这些旧的利益集团进行竞争，冲突，逐步用新的利益去替代旧的利益。但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抱幻想，包括走极端。你甚至可以来一个革命，你可以打破原来的坛坛罐罐，你可以把一些沙漏抓起来，但接下来你有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替代它？这个制度也不是一天能够形成的。所以，回过头来这么想的时候，我说我们这样的渐进式改革道路，仍然是一条好的道路，比较起来仍然是最好的道路。是在大家的利益都能不断增长的过程当中，对原来的既得利益进行转化，使利益结构发生逐步地变化，逐步走到彼岸去。
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得对改革的过程有一个充分的理解，它不是一天能实现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还有个概念：当我们处在中间状态的时候，既不是此岸，又不是彼岸，处在中间过渡阶段，各种利益矛盾又很复杂，这时候会出现一种改革焦虑症。谁看现在的制度都不顺眼，旧体系的利益集团看不顺眼，再往前看，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也不顺眼。现在又有很多矛盾冲突，也不顺眼，大家都觉得这里面有问题。所以这种焦虑症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更理性地来看待这个过程，理解它的艰难，理解它的漫长，理解历史不是一天完成的，特别是一个制度，特别是一个像我们这样有几十年计划经济历史，又是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大国，各地方的差距又很大，这是一个历史的漫长的过程。
改革焦虑症其实都是参照系的问题。你要是参照最好的，完美的制度，那大家都焦虑了。但要想到完美制度是一个发展的过程，一个改革的过程。我想我们应该更多地来理解这个过程，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现在要做什么。如果一下子用革命的那种方法，把你认为的一些既得利益集团都铲除，能解决问题吗？我想我们就寻找一条渐进的过程，逐步把它做过去，让大家的利益逐步调整。对所有的事情都不能太理想，这是一种态度，也是一种科学分析。科学分析就是事实上这事物会怎么发展；这个经济规律究竟是什么；事实上我们在发展和改革当中，我们近期能实现的和远期能实现的东西相互关系是什么。对此都要作出理性的分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