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和公众，除却心存窥视癖外，对描摹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兴致杳然。它所映射的是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系统性的经验缺失。
袁长庚：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沮丧的现实，讲述真实的惨剧非常困难。因为在这里，我们缺乏一种新的语言。摄：Kevin Frayer/GETTY
尽管有许多人为刀下留人而鼓与呼，因强拆纠纷而杀死村官的贾敬龙还是被执行了死刑。而不久之前，甘肃农妇杨改兰杀害子女后吞药自戮的恶性案件，也以地方政府一纸处罚通报而淡出舆论空间。这桩耸人听闻的悲剧，曾因一篇《盛世中的蝼蚁》而迅速扩散，以至迫使行政力量强令屏蔽。而再往前，则有视频软件“快手”所引发的《底层残酷物语》，同样激起人们对中国农村现状的讨论。
而这一切都逃不开智能手机时代的传播定律：热闹过后，激愤过后，一切旋即归复平静。
农村变为“奇观”的困境
这些发生在中国农村的悲剧，不但在传播轨迹上重复定势，连情节都“似曾相识”。这些年来，每隔一段时间，总会有关于农村的恶性事件曝光。其细节各有不同，但却大都是人伦颠倒、世风败坏的悲剧或闹剧。有的如杨改兰弑子那样撕裂血缘纽带，有的如贾敬龙案，露出血淋淋的利益纠葛，有的像留守儿童杀师案一样，是人性蜕变为凶残兽性。
不妨这样说：“乡村”只能以这样的奇观状态，才能获得在公共舆论空间的出场权，才能被讨论和观看。曾经作为文化、道德基石的乡土中国，眼下更像是一块道德“飞地”（enclave），是社会“进步之光”无法照射到的秩序失灵死角。几乎可以确认的一点是，不需多久，我们便会迎来下一个贾敬龙、下一个杨改兰，而我们也已经为他或她准备好了讲故事的语法。
荒诞或残忍的人间事，到头来成为新闻填空题的标准答案。
与此同时，另一种几乎与此相逆的逻辑同样大行其道。就在《蝼蚁》或《物语》文章引爆社交网络后不久，不少人都撰文批评这些文章充斥着“城市中心主义”以及“中产阶级的无病呻吟”。除此之外，还有不少人认为贾敬龙与杨改兰是极端个案，以此入手讨论农村问题定然会模糊焦点。他们强调，在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极大的农民，与城市居民一样有自己复杂而多样的生活，城市人大可不必因零星的恶性事件而大惊小怪。
这种“放轻松，一切并不如你想像的那样糟”的论调，并不鲜见。事实上，持此论者与热门文章的作者，一同构成了当代中国城市中产阶级中，对国情判断立场相左的两个群体。双方意见几乎纠缠着每一次热点问题的讨论。例如，当有人撰文记录乡村失序的现状（如近年春节期间，一些出身乡村的人所书写的返乡笔记），总有人斥之为以偏概全。
毋庸置疑的是，这种驳论，与知识界所谓“批判性、反思性理论”之间，存在亲缘关系。要言之，就是以“全面性”、“复杂性”或“不具代表性”之类形式上极为“科学”的理由，去消解个案的讨论空间。
事实上，这种反对意见并不仅仅是少数精英的特权。我曾跟一位的士司机聊天，他不无羡慕地说：“农村多好啊，绿水青山，没有污染。粮食都是自己种的，无公害。如果遇上拆迁，一下子就富了，现在农村户口更值钱啊！”常在中国大陆行走的读者，应该不会对类似论调感到陌生。在新一轮城镇化的大潮中，随着城市空间的日趋逼仄，“乡村”或是被视为潜在的、可以兑换为钞票的广阔空间；或是被当做城市沉疴宿疾的对立面，是尚未被工业文明所染指的世外田园。
切莫误以为这些人是被官方的新闻所蒙蔽；相反，他们的看法确有一定事实基础。农民现金收入增加，农村社会福利政策缓慢完善，以及农业转型升级所带来的附加值提升，似乎都提示我们不可妄下论断。
叙述乡村悲剧，不可脱离历史脉络
与当代中国诸多社会讨论所呈现的境况相仿，从杨改兰到贾敬龙的悲剧，作为社会发展特定阶段的极端症候，常常被置于“无历史”的真空状态。在人们极力挖掘当事人创伤记忆的同时，滋生悲剧的历史脉络却被有意无意地忽略了。
事实是：对这些惨祸的演绎、阐释，是改革年代文化政治流变的产物，其中清晰折射出当下的某些意识形态困境。在此，我们需要一种“短历史”的视野。也就是说，将个案充分置于近三十年来“当代中国”逐渐浮出水面的历史进程当中。
不妨将时间退回本世纪初。那时“三农问题”在政策讨论、知识生产和大众传媒中，都是毫无疑问的热点。不但中央政府以每年“一号文件”的形式，反复确认农村问题的重要性；知识界和媒体也热衷于不断追问：乡村该去向何方？
当时，“三农问题”又进一步被分解为诸多子问题，例如农民工进城后的社会适应，公有土地制度是否应该继续保留，或针对留守儿童、老人的社会福利政策等等。在众声喧哗的讨论背后，隐然存在一个共识：无论是经济还是文化意义上的乡村，都是这个社会良性运转的基础，关乎所有人的福祉。同时，多数对“三农问题”的讨论，都以技术性决策建议的面貌出现。这二者相联系的逻辑是：农业、农村、农民问题不专属于乡村，它是社会总体蓝图设想中的一个有机部分，需要具有可操作性的应对策略。
不必过分美化这种全民热议所能产生的效果。若真可一言兴邦，那么今日的悲剧，也不会反复上演。但我们还是能从这十余年的嬗变中察觉到，对问题的争论、表述，已经发生微妙但深刻的位移。
质言之，像《蝼蚁》和《物语》文章这样，渲染盛世遗忘之角落，是在城乡间划定不可逾越的界限：乡村的畸变，是可资利用的反面教材，意在说明当城市发展的虚火过旺。反对者则否定了将农村表述为某种普遍“问题”的可能性，甚至更为彻底地宣称：城乡发展状态上半斤八两，城市人的操心未免反应过度。无论在城乡之间进行切割还是弥合，这些悲剧事件都只是接机抒情的便宜之计。
笔者相信，因该案而受到追责的那些基层官员，一定觉得委屈。如杨改兰案中，官方罗列造成杨家悲剧的诸多问题，例如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危房失修等等，显然只是为了给这桩惊世凶案，一个看似合理的解释。但反过来想，我们又实在难以苛责制定惩处规定的人。除了这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因素之外，假若真的存在将杨改兰们、贾敬龙们逼上绝路的深层因素，我们眼下是否有合适的语言，将其准确地表达出来？
旧表述退场，新表述在何方？
语言的匮乏根源于经验的匮乏。笔者曾在香港中文大学参与“中国文化与社会”之类课程的教学。那些本就来自大陆的青年学生，对农村问题却表现出知识匮乏，常常令我倍觉灰心。但转念一想，学生本身不该被批评，因为他们不但缺乏乡村生活的实际经验，而且在成长过程中，对农民和农村的讨论，往往只以杨改兰案贾敬龙案这样的恶性事件，在法律电视节目中一闪而过。少有人提醒他们，遥远的乡村正在发生的事情与自己的生活相关。
退一步讲，即使他们当中有些人，希望能进一步窥探当代中国乡村生活的真实景象，又该从何处入手？随着当年“三农”热潮的隐去，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农村研究这样的“老问题”已经过时。而媒体和公众，除却对杨改兰案之类事件心存窥视癖外，似乎也对描摹乡村社会的实际变迁兴致杳然。
缺乏深入、公正的记录，只是问题的症候之一，它所映射的是全社会在这一问题上，系统性的经验缺失。
《蝼蚁》这类文章的写作，是对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国寡民”论述的拙劣挪用；极力证明杨改兰悲剧给自己带来强烈不适的作者，实则从未把握造就悲剧的真正无奈。“蝼蚁”只是用来向“盛世”喊话的道具，是自诩为民间的写作者对自我“良心”的反复确认。
反对者们固然看到了《蝼蚁》视野的偏狭，但此类恶性事件的频发，显然使其“农村不像你想像的那么糟”的观点难以立足。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个让人沮丧的现实：讲述真实的惨剧非常困难。因为在这里，我们缺乏一种新的语言。
每次像杨改兰案这样的惨剧发生时，总有人试图拔高意义，暗示他们是一个又一个“孙志刚”。2003大学生孙志刚死在广州的收容所中，事件经过发酵、讨论，催化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2003年不幸遇难的孙，今日已成为干瘪的符号，每当有人想给某个悲剧加以命名的时候，他的名字就像劣质的贴纸，覆盖了新的亡魂。但回顾收容遣送制度废除前后的历史，除却俞江、滕彪、许志永“三博士上书”之类的象征事件之外，学者、媒体，甚至政府内部的部分法务工作者，都对问题的细部进行了充分探讨。非此，仅凭情怀和口号如何能让国家法令转向？
曾经的孙志刚案，是充分且周密的社会讨论最终得以落实为国家意志的典范。后来者往往盯住若干姿态性事件，罔顾彼时的真实。让紧扣“问题”的求索被曲解为“主义”的胜利，这背后的文化政治，或许也是杨改兰无法成为孙志刚的原因之一。
说回我曾参与的“中国文化与社会”课程。那堂课的学生们在完成规定阅读后，无不表示自己从此获得认识问题的新视角。但在作业的结尾，这些在课上所获得的新视角、新观点，往往又回到“随着经济发展，这些问题……”之类的套话。
杨改兰案是变革时代出给大人们的考卷，若不能在结尾处创造新的答案，那么农妇杀子的故事，便永远只是小报上的边角料。杨改兰死了，但悲剧还会继续活着，我们等待新的语言，等待它将悲剧和盘托出。
（袁长庚，南方科技大学社会科学中心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