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六中全会封习近平为“核心”。在中共的政治话语体系中，“核心”意味着不受任期限制、超越法定职务、高於组织程序的终极决定权或一票否决权。简言之，“核心”就是独裁者，就是凌驾於“中央领导集体”之上、可以名正言顺要求全党全军“绝对忠诚”的政治强人。
“核心”权力因时因人而异
中共“第一代核心”毛泽东搞的是职务终身制，行使的是“和尚打伞，无发（法）无天”的专断权力，全党尊之如帝，全民崇之如神，开口即是“最高指示”，成文即是“光辉着作”。毛对“集体领导”不屑一顾，把他亲自组建的“中央领导集体”的大多数成员打成了“反党集团”、“三反分子”、“走资派”、“二月逆流”，把他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一个接一个送进了鬼门关.毛把他的老婆江青树为“文革旗手”，临死之前又把他的侄子毛远新以“联络员”名义、前机要译电员兼“女友”谢静宜以“方便向主席汇报”名义塞进中央政治局（毛、谢二人按毛的授意从一九七五年四月起列席政治局会议）。
中共“第二代核心”邓小平既不当总书记，也不当国家主席，当政治局常委但极少亲自参加常委会，却坐在自己的家里悠然行使“领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的最高权力。邓扳倒华国锋，废黜胡耀邦、赵紫阳，指定江泽民、胡锦涛，擅行废立五任中共最高领袖。邓按自己的意愿数度修改宪法，为自己量身定制普通党员可以出任中央军委主席的党章条款。邓退而不休，在“全退”之后仍以老迈之身轻而易举掀起“九二南巡”的改革风暴。
中共“第三代核心”江泽民虽然威权不及毛、邓，但其任用“上海帮”私人亲信，巧立名目排斥万里、乔石、李瑞环等邓小平为其配备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成员，十三年任期结束仍然霸着军委主席职权不放，强行对胡锦涛“扶上马，送一程”，隔代为没有“核心”头衔的胡锦涛指定“接班人”。
中共三代“核心”，毛是生杀予夺、权力无边的君王兼教主，邓是僭权越位、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江是小媳妇熬成恶婆婆。由此可见，“核心”权力的形式与内容各不相同，因时因人而异，并无一定之规，而其共同之处，就是僭越党章、践踏宪法，实际权力不以固定任期和法定授权为局限。
习近平要如何行使“核心”之权？就目前的政情而言，显然，他首先要解决的是明年中共十九大的高层人事主导权，其次是二○二二年中共二十大的“接班人”指定权，其三则是由“核心”头衔所衍生的、二十大之后的幕后操控权。
中共的四个核心、四位弱主
一九四九年建政至今，中共一共产生了八位名义上或实际上的最高领袖：毛、华、邓、胡、赵、江、胡、习，其中，有四个“核心”、四位弱主，时序上，大致强弱相间，人数上，正好平分秋色。但官方的历史编纂学一向以权势为本，只认政治强人为历史主角，毛、邓被描述为“一代伟人”，尤其是视民命如草芥、视功臣如仇寇，杀人如麻、整人无数，导致冤狱遍地、饿殍遍野的毛泽东，因其打赢国共内战、为红色政权开基建业之功，成为中共世世代代感恩戴德的不二真神。而华国锋、胡耀邦、赵紫阳的名字则是党史叙事的禁忌，要么消声灭迹，要么一笔带过.如今，没有“核心”冠冕的弱主胡锦涛夹在新老两位“核心”之间，已是形单影只：党统皆强人，斯人独憔悴。
然而，如果我们换一个视角，重新审视这六十七年的中共建政史，则会不无惊奇地发现：凡弱主在朝时期，几乎总是党内政治气氛比较轻松、社会宽容度比较高、思想学术界比较活跃的时期；而强人当政时期，全都是政治气氛沉闷、社会控制严密、思想文化僵化的时期。
胡耀邦、赵紫阳虽然只是名义最高领导人，但他们在任之时，对邓小平的政治独裁倾向、陈云的经济保守倾向形成了牵制和缓冲.邓小平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陈云坚守的国有为主、民营为辅，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鸟笼经济政策，之所以没有对改革开放的大局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干扰，八十年代之所以成为思想启蒙、经济开放、体制改革的黄金时代，胡赵的牵制与缓冲作用至关重要。
即使是在尚未脱离文革思维且领导能力严重不足的华国锋当政时期，政治状况也因为华的弱势执政风格而有所补益。华国锋为人谦和、顺从众意，对复出掌权的邓小平、陈云处处退让，为“党内民主”提供了自然天成的政治环境。那时候，西单民主墙沸沸扬扬，“真理标准讨论”空前热烈，中央工作会议畅所欲言，十一届五中全会制定出异常开明的《关於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此时华虽失势但仍在台上），……这正是华国锋弱主当朝所提供的“自由化”与“党内民主”福利。
江、胡、习三任之中，最强的是习近平，最弱的是胡锦涛。胡温执政时期一直以对上不能摆脱前代“核心”掣肘、对中不能抑制“九龙治水”分权、对下不能管束地方诸侯各行其是而广受诟病，以至有“政令不出中南海”、“抱着炸弹击鼓传花”的讥评.但若放在纵向比较的角度看，对於展现中共专制体制的改革弹性，激发地方经济的自治活力，恐怕仍以胡锦涛任上的弱势中央治理更加有效且有益。中国经济规模跃升为世界老二、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连年大幅增长之所以发生於胡温十年，并不全是惯性使然、幸运所致，弱势治理是原因之一。
如今，习近平中央的“集中统一”、“核心意识”已至阿谀之辈竞相攀比“绝对忠诚”地步，“从严治党”已至地方实力官员不思进取、怠政惰治地步，政治肃杀、经济僵持，是习式强人治理的必然后果。不要说内地的地方政经系统活力与胡温时期已有极大差距，即便在“一国两制”的香港，胡温政府对反二十三条立法风波和反国民教育风波的软性处理，与习近平当局对真普选运动和议员宣誓风波的强硬态度，弱势治理相对强人政治的优胜之处，也是一目了然的。
弱主之治优於强人之治
其实，不仅中共治下的弱主之治明显优於强人之治，在整个中国近代史上，这也是一个普遍现象。晚清第一强人非慈禧太后莫属，在慈禧长达半个世纪的强势统治中间，弱主光绪帝曾经短暂亲政。在当时人眼里，慈禧固然是“核心”，听政颁旨，言出法随，而光绪则是畏畏缩缩、战战兢兢的傀儡。但光绪帝一次弱弱的“百日维新”尝试，开中国政体改革之先河，便胜过了慈禧一生乏善可陈的强人之治。
袁世凯是中华民国首位政治强人，袁氏之后北洋政府的掌舵者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段祺瑞、曹锟、张作霖，则全是“混战”与割据时代里权位朝不保夕的弱主。然而，强人袁世凯将主要精力放在改内阁制为总统制、改终身总统为洪宪皇帝，权力愈大愈集权无度，最终酿成了国家的闹剧与个人的悲剧。而袁世凯之后的弱主执政时期，虽然政令不出中南海、军令不出本派系，却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最快的时期，第一架飞机、第一艘万吨轮船均诞生於此际.那时也是近代以来思想最解放、言论最自由的时期，一时间涌现出近百位彪炳后世的思想文化大师。那时更是有史以来结社最容易、组党最便利、政治最多元的时期，建党立派，议政谤政，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那一群被后世史家污名化的北洋政府弱势领袖，其实都是道德素养很高、民族气节极其坚定的人物，段祺瑞面对三一八惨案死者当街长跪、终身素食，曹锟面对日本人威逼利诱“喝粥也不当汉奸”，这群弱主之中，没有一个投苏附日的卖国贼.
中国的政治文化具有“恃强凌弱”的偏好，强人强到蛮不讲理的程度，往往成了“伟人”，弱主弱到弱不禁风（政治风波的风）的程度，必然沦为废主。这种政治文化夸大了专制政体中政治强人的“核心”作用，也贬低了政治弱主的历史价值。而事实上，在没有宪政民主的权力体系中，倒是弱主留给下属、地方政府的发挥余地更大，留给对手、民间社会的自由空间更多，因而，弱主之治比强人政治更容易取得良好的治绩。基於此，习近平执意要做“核心”，不是一个好兆头.
二○一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