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方案（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网络时代征文
2016年12月23日上午，根据最高法院下达的执行死刑命令，宁夏银川市法院对“1·05”放火案罪犯马永平依法执行死刑。法院终审认定，马永平因承建工程，与分包商发生债务纠纷，多次追讨未果，由此产生不满，采用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放火的手段报复社会，造成18人死亡，32人受伤。马永平在一审被判处死刑后提出上诉，二审被驳回。中共喉舌媒体发出马永平被执行死刑的400字通稿后，网上一片“该杀”，但也有不少网民追问：“根源是什么？这事是不是该查？有没有勇气去面对？”
马永平在一审判决后提出上诉，是为了多活几天？还是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最大化，从而影响政府追究那些“间接凶手”的责任，进而引发全社会反思“制度性凶手”的教训？从马永平于2016年3月1日在狱中完成的《我对丁成宝、李生军的检举、控告和对受害者及家属的忏悔》一文中可以看出，他提出上诉的目的是后者。这是马永平的妄想，因为中国的媒体都“姓党”，党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明显制度优势、强大自我完善能力的先进制度”，并说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所以“姓党”的媒体不可能为社会反思“制度性凶手”的教训而提供载体，只能引导“全社会必须共诛之”（《厦门日报》社论标题）。
“中国方案”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案？通过马永平报复社会个案，完全可以看到“中国方案”的初稿。
一、“中国方案”是一个把国家梦与个人梦相隔离的方案
马永平于宁夏建筑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去日本进修过三年工程建造，拿到了建造师的证书。回国后自己创业，干起了建筑“包工头”。他的梦想曾经写在QQ签名上：“践行工程使命，实现人生价值”。
在腐败的中国社会，有权有势的人才能得到“一手工程”项目，工程在权钱交易下分开发商、承包商、转包商、分包商、挂靠商等多类。马永平属于分包小工头，他包工所在的贺兰县洪广镇移民安置区工程由宁夏石油化工建设有限公司西夏分公司（下称西夏分公司）承建。西夏分公司转包给丁成宝，丁成宝又将水暖工程分包给马吉军，马吉军又分包给马永平。按合同，马永平的施工队2013年6月开工，总工程款是33万元，每月按完成工作量的80％支付，用于人工工资和伙食费的支付。但一直到年末也没有拿到工程款，马永平与马吉军无数次找丁成宝要工程款，丁成宝说洪广镇政府欠他1700万元工程款，他没有钱给马永平。又经多次催要，丁成宝承诺以别人给他的一套“顶账房”顶欠马永平的工资款，两人签订了顶账房协议。这套“顶账房”位于正在建设中的一品中堂小区，因承建单位宁夏土木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向县委书记方仁行贿（500多万元加金砖6块、丰田RAV4越野车一辆），方仁被“双规”（后被判无期徒刑）后，没有任何审批手续的一品中堂小区工程被法院查封，马永平的“顶账房”没封盖就“烂尾”了。
三年来，马永平一直在向丁成宝讨债。在这期间，他以5分、8分，甚至一毛钱的高利贷借款十几万，向银行贷款十几万；向亲友借贷十几万，家庭资助二十几万，共计借贷超过五十万。马永平在向丁成宝要工程款时，遭到了丁成宝的保镖黄老五带领的一帮人的多次毒打。因欠债太多，导致他与妻子离婚、与父亲和朋友反目为仇。
马永平的命运，是中国包工头的集体命运。在中国，包工头是一个最受气、最贫穷、最危险的职业。最受气，受的是开发商的压榨气、“三角债”的夹板气、黑社会的威胁气、政府官员的吃拿卡要气；最贫穷，干的是“三包”、“四包”的活，已经没有多少利润，只能偷工减料，质量验收不合格，赔得连裤衩都脱了，为躲债连春节都不敢回家过；最危险，伴随中国建设高潮的是包工头自杀高潮，因政府拖欠工程款而自杀早已经是“新常态”。2013年7月7日，重庆云阳县包工头余云绑石投江，他给家人留下了几百万元的欠债和一个记录给政府官员送礼及请“吃喝玩”的日记本。
习近平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这句话有点“美国梦”的味道，但我皇心里不可能不明白：没有民主制度与宪政的保障，哪里会有公平竞争的机会。新权贵阶层已经形成，血统世袭已将阶层固化，社会阶层流动的道路受阻，向上的通道开始向底层关闭；统治利益集团的人世袭国家权力并利用权力寻租，在社会资源分配的各个环节，任何资源、项目、工程必须通过关系与统治集团分享利益，权力与财富内封闭循环。在这样的社会，包工头们无法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进入中产阶级，更无法实现“践行工程使命，实现人生价值”的梦想。
国家梦应该是国民个人梦的集成，例如中国贪官及其家属追求的美国梦，它是无数个圆梦人的成功创业故事和切身体会的集成：“生活在这个国家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拥有同样的机会，无论我们是谁，无论我们从哪里来，无论我们肤貌如何，无论我们爱的对象是谁。”这就是美国梦，它与中国梦到底有什么区别？美国梦是一个个具体的民生故事，而中国梦是一句抽象的政治口号；美国梦体现个人奋斗，而中国梦体现集体无意识；美国梦是无数个人奋斗故事的会和，而中国梦是7个人（政治局常委）意淫出来的；美国梦是人民自己做梦，而中国梦是统治者托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中国梦与包工头有什么关系？当年希特勒的德国梦是“实现第三帝国”，即把已经衰落的日耳曼民族复兴到德国的两个前朝：德意志国王奥托创立的“第一帝国”（日耳曼民族神圣罗马帝国）和威廉一世和俾斯麦创立的“第二帝国”。为了实现“第三帝国”的德国梦，希特勒教育人民必须牺牲个人利益以确保民族的整体利益。他在演说中公开宣称：“民族社会主义既不把个人也不把人类作为其考虑问题、发表意见和做出决定的出发点。它有意识地把民族当作它整个思想的中心。这个民族对它来说是一种由血缘决定的现象，它认为这是上帝授予的人类社会的组成部分。个人是会消亡的，民族是永存的，自由主义世界崇拜个人，必然导致民族的毁灭。相反，民族社会主义则要求保护民族，必要时牺牲个人为代价。必须使每个人逐渐认识到，自我同整个民族的存在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中文词典里，“复兴”义为衰落后再兴盛起来，恢复以往的兴盛。中华民族要恢复到以往的大唐，还是大清？这两个朝代的确是中国在世界上最强大的时代，但那毕竟是帝国时代和封建时代。复兴到这两个朝代，包工头的人权也仍然只有吃饭权和工作权，包工头仍然要接受反人类常识的“家国”教育——“国家好，民族好，包工头才会好。
二、“中国方案”是一个把政府与纳税人相隔离的方案
马永平并不是直接“对社会不满”，而是对政府不满。他在遗书中称，“这都是你们逼的，逼的我活不成了”。他还谴责“大小政府用谎言和暴力来掩盖这一切的不平等”，“你们收了黑钱而不做为”。他痛恨贺兰县政府的“冷漠与推诿”，并自称要用“500年地狱的煎熬和500年当牛做马的轮回来作为我行动的代价，但这能否引起政府和社会对拖欠农民工工资的反思呢？”
马永平的父亲马世科在微博上说，这场“天大灾难是欠债的包工头丁成宝、洪广镇书记李生君还有新华派出所长杨俊磊等人造成的”。马世科对记者说：“这场大祸是你李生君（镇书记）、朱晓峥（镇长）逼出来的。那天烧死的应该是你们，而不是无辜的受害者。”
马永平的犯罪动机被媒体披露后，有网民称，烧政府、杀贪官还会有人同情，杀害无辜路人只会让人唾弃。在中国，政府的大门对黎民百姓是紧闭的，森严壁垒，岗哨林立，“门难进，脸难看”是中共一直解决不了的问题。县委书记和市委书记根本不在办公大楼里办公，而是在宾馆秘密开房办公。山西省上访人丰志均去炸省政府，只能把自制炸弹放在省委门前马路的绿化带里，炸死的还是无辜路人。
马永平找洪广镇镇长朱晓峥，他答应说给协调解决，但一直没有音信；找贺兰县政府，门卫听说原因后连门都不让进；找县劳动监察大队，他们说对政府欠工程款的事不敢管；去法院起诉，法院要8000元诉讼费，他拿不起。马世科说：“就这样，马永平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呼天天不应，喊地地不灵。”
在互联网上只要搜索“政府大门开放”几个字，就可以看到很多中国人在欧美和台湾的见闻，那里的政府大楼，市民既可以进去喝水、上厕所、参观，又可以约见市长和各级领导。“9.11”之前，游客参观白宫是不需要安检的，而州以外的各级地方政府更是大门八字开，只要是在办公时间，民众随时可以入内。欧美和台湾是民选政府，是纳税人雇佣的政府，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即人民是政府的主人、政府由人民管理、政府为人民服务。
中国的各级政府都挂着“人民政府”的牌子，但实际上政府官员心中的“人民”是一个虚拟体，即“人民群众”，一旦你把自己当成一个活生生的个体“人民”时，你就成为了他们的敌人。如果不是这样，那些政府官员就不会逼问记者“你是替党说话还是替人民说话”。一个社会没有公民就没有人民，中国只有臣民；只有臣民的社会，不是一个真正的社会。
三、“中国方案”是一个把国家与社会相隔离的方案
从马永平报复社会案中可以看到，在中国只有国家，没有社会。那么，社会哪里去了？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一书里，引用管理学家德鲁克的说法，“有人的地方未必有社会”。社会作为由于共同物质条件而互相联系起来的人群，为了商品的交换、人员的流动、契约的订立履行的有效有序，并不仅仅依靠政府，一些政治组织、经济组织、民间组织、宗教组织在发挥着巨大的效能，即使政府因国会预算拨款案没有通过而关门放假，国家照常运转，社会照常稳定。这样的“社会”属性，在中国是不明显的甚至是可有可无的。政府以国家的名义垄断了一切资源的配置，包办了许多应由社会按照市场经济规则自我调整的事务。中国著名博主“十年砍柴”说中国的国家是“庙堂”，中国的社会是“江湖”，有范仲淹《岳阳楼记》的句子为证：“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江湖”里的伪政府是个与民争利的商家。政府应该只是负责提供公共服务产品，担当社会的裁判者、服务者、监督者，不能成为经济活动中的竞争者，必须非盈利化运作，在解决社会矛盾时必须是居中调解。然而，中国的政府是“公司化运作”，官商不分，既是裁判者又是运动员。马永平曾经在纵火前一个月，身上泼洒了汽油爬到一座电视塔楼顶要自焚跳楼，洪广镇书记李生君向丁成宝要来30万元现金，由新华街派出所副所长杨俊磊带到现场，马永平见到钱才从电视塔下来，但是他只拿到了9.9万元，剩下的20.1万元，被书记李生君拿走了，而马永平被抓走蹲了10天监狱。李生君拿走钱时承诺12月底之前一定把剩余下的钱还给马永平，并留话“我们政府欠丁成宝工程款1700多万，这（书记扣下的钱）20多万有多大的问题由我来负担，不用找丁成宝”。但马家还是没有等到李生君还钱，马永平终于走上了这条害人害己的不归之路。
“江湖”里的伪法院是党的看家狗，它要接受县委书记的“绝对领导”，要“绝对忠诚”。马永平没有到法院立案，不仅是因为拿不起8000元诉讼费，更因为他知道贺兰县法院是一支“方家军”。贺兰县委书记方仁收了多家房地产开发商贿赂总价值人民币3395.5921万元、美元44万元、欧元43.83万元，你马永平告转包商就是告开发商，告开发商就是告方仁，“方家军”怎能让你胜诉？即使你胜诉了，方仁命令县委政法委开一个公检法协调会议，一纸《会议纪要》就可以让法院作出终止执行的裁决。
“江湖”里的伪代言人是婊子的牌坊。在一个正常社会，像马永平这样有合同的几十万元的小事，找自己的代言人（协会、人民代表、议员、律师、记者）就可以协商解决，根本不需要去找政府，更不需要找“社会公平最后一道防线”的法院。
民间组织是最好的代言人，但中国的协会都是有官方背景的营利组织，根本就没有公信力。如果有一个包工头自己的协会，马永平就不至于绝望。马永平还可以求助人民代表，可中国的人民代表基本上由官员和黑社会老大组成，他们是由党指定到选票上的，是贿选选出来的，马永平即使在选票上打过对号，也不认识他们是谁。像方仁这样的人民代表，与开发商穿一条裤子，不可能为马永平代言，马永平也无法联系到方仁。马永平还可以求助媒体和记者，但他们都“姓党”，都要收“走台费”，你要花钱买个报社理事证或拿一定数量的“广告费”、宣传费、赞助费，他们才肯出场。如果对方收买了媒体和记者，马永平就成了牺牲品。马永平还可以求助维权律师，可是最受人民欢迎的维权律师都因“与国外敌对势力勾结”而被关进了监狱。
一个没有社会的国家却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中国方案让人类笑掉大牙。
四、“中国方案”是一个把悲剧与教训相隔离的方案
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报复社会案也发展为“新常态”。从杨佳在上海闸北公安分局袭警，到刘赘衡在长沙东屯渡税务分局引爆自制炸弹；从郑民生在南平实验小学杀童，到全国多地发生校园惨案；从丰志均在山西省委门前搞连环爆炸，到陈水总在厦门公交车纵火；在银川公交车纵火案之后，又有南阳市检察院退休的正处级干部马高潮驾车到校园门口碾压学生，陕西汉中雷明跃进校砍杀学生，阜阳市太和县毛庄村许某购买老鼠药放在9家村民的食材中……据香港东网统计，中国自2005年起发生逾11起公交车起火案，其中7起属人为，已造成至少114人死亡，300多人受伤。
这么多的悲剧，换来了什么样的教训？3月7日是全国人大会议宁夏回族自治区代表团媒体开放日，银川市市长白尚成首次对马永平公交车纵火案处置作出回应：“我们不断反思这件事情，它暴露了我们政府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平安建设上的漏洞，媒体有一些报道可能言过其实，但不管怎样，这还是暴露了管理方面存在的缺失，也暴露了基层干部对待这些事情的敏感性、尤其是责任心的缺乏，反映到作风问题上就是不够严谨。”
天啊！18条人命竟然换来的是这样南辕北辙的教训。“社会治理、尤其是平安建设上的漏洞”，说白了就是没有把秦始皇的暴力维稳即“稳定压倒一切”的领导责任制落实到位，马永平从电视塔上下来，不应该只拘留10天，应该把他送进精神病院和废弃的医院太平间（停尸房）长期关押。“敏感性、责任心的缺乏”，说白了就是没有把商鞅的“什伍连坐法”即现在的“警民联防制”落实到位，当马永平失踪后，如果不是马家人去报警，而是“眼线”去告密，他们一定会立即把马永平抓回来。“作风不够严谨”，说白了就是没有在马永平家院墙上安装监视镜头，没有派人“24小时死看死守”。这个经过“不断反思”出来的教训，可“吓死宝宝了”！
为什么暴力维稳成为中共唯一的“社会治理能力”？因为他们一直认为，中国人在绝望时只会自杀而不会以暴制暴。而近年来，不知是受到国外恐怖分子的影响，还是受到暴力维稳的刺激，一些中国人为求得轰动效应把暴力指向无辜的人。更让中共想不到的是，人民的暴力心态潜滋暗长，一些中国人不再自杀，也不再把暴力指向无辜的人，而是直接指向侵害自己利益的人。他们进不去政府大门，却从杀身边的村官开始。
2016年10月26日至12月4日，在一个多月时间里，连续发生6起村官被杀案件。10月26日晚，永嘉县鹤盛镇半山村党支部书记、村报账员及妻子3人被刺死，村党支部书记的妻子和另一名村民被刺伤，作案人是村民李某。11月16日，陕西延长县村民黑延平将村长曹英海一家八口杀倒在地，造成包括村长本人在内的4人死亡；11月19日，广西博白双凤镇北村又发生一起村官被杀事件，造成1人死亡3人受伤。11月20日，湖南耒阳市大和圩乡陡岭村3名村官被村民雷秀保刺杀。12月4日，沈阳市辽中区浦东街道西荒地村会计吴文英夫妻双双被杀死在家中的院子里，村主任任广石被扎一刀后逃跑，两家两栋房子被纵火烧毁。
随着悲剧不但重演，很多中国人已经记不起马永平是谁了，也很快忘记了这场悲剧。能记起的人仅仅是那些一直关注追究“背后凶手”即有关领导责任的网民。现在追究谁的领导责任呢？县委书记方仁在马永平纵火之前就因受贿罪被判无期徒刑了，再追究他的责任也不会判他死刑，因有贪官免死的“政治规矩”，只能由马永平一个人去死。如果不能吸取悲剧的真正教训，追责没有任何意义。
一个不能吸取悲剧教训的中国，却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中国方案”，这个方案一定是一个血淋淋的方案。毛泽东曾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一个“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中国方案，如今作为“无产阶级先锋队”里的队员们已经由无产阶级变成“富可敌国阶级”，而马永平们却变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中共当局要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一个什么样的中国方案？马永平报复社会案，可以让人类看到一个富可敌国阶级先锋队坐在船上带领无产阶级摸着遇难者尸体过河的中国方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