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下的中国（网络图片）
中国各大城市陷入雾霾的重围之中，就连山清水秀的成都也发出中度雾霾的警告。有网友发起戴口罩到市中心的天府广场“散步抗议”的号召。当局如临大敌，从週边城市调遣大批军警，封锁广场及周围道路，抓捕戴口罩的有关人等，甚至颁佈告示，自即日起购买口罩实行“实名制”，必须详细登记身份证及名字。
杨逸、木格夫妇、刘珂、黎朗、马占东、瞿迪、张涛等几位成都艺术家，在闹市区的春熙路孙中山铜像下，戴着口罩排排坐了10多分钟。在官方眼中，就连这种行动都具有颠覆性，警察立即将这些人带到警局并做笔录。还有更多人只是戴著口罩在街上行走，就遭到严厉的截停查问，已有超过十人被短暂拘押。
戴口罩成了非法，家长自发爲孩子在教室中安装空气淨化器也不允许。成都一间中学有家长集资为学生安装空气淨化器，却遭到学校方面的移除，引发家长严重不满。12月14日，教育部发表《关于锦江区七中育才学校汇源校区移除空气淨化器引发部分家长异议的回复》，认为淨化器噪音太大、影响学生学习，真是欲盖弥彰。随即，学校也下发《关于空气淨化器不进校园的决定》，有细心的网民发现，该文件盖有该校“德育室”的公章，“可见如何看待雾霾和淨化器，已经成为衡量学生思想品德高下的重要指标”。讨论雾霾的学生不是好学生，製造雾霾的官员却是好官员。
成都网友刘尔目在微信圈中发表了一篇短文《戴口罩站岗的武警不知道他们才是那坨最沉重雾霾》，随即被警察带走。这篇文章尖锐地指出：“中国的雾霾像中国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一样，都是听党指挥的。党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神州遍地生霾。同样为了政治需要，可以让所有的雾霾分分钟消失，各种蓝就出来了。最近几十年，伟大的党为了维系统治的合法性，把整个国家绑架在它们发展的战车上面。在取得质量极低的仅仅数量上世界经济第二的同时，整个环境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雾霾就是其中之一。”他就像《皇帝的新装》中的孩子一样，说出了雾霾的真相：雾霾不是自然灾难，而是政治灾害，雾霾的肆虐验证了一九四零年代中期中共的《新华日报》谴责国民党的那句名言“一党独裁，遍地是灾”。
在今天的中国，讨论雾霾问题，讨论所有的环保问题，都不能脱离政治。那些严格设定“红线”的环保NGO，最后照样遭到查封。雾霾之害，乃是制度之害，刘尔目指出：“雾霾确实可怕，更多的人在反思，但是不敢行动，因为所有的行动都会破坏统治大局，也挑战统治的权威。挑战体制权威，视为叛乱，广大的属于人民党终于党的解放军和武警官兵就会起作用了。他们确实是敢杀人的，27年前那次杀人，至今还对一些经历者、旁观者和后来者有心理阴影。如果不是迫于刀把子的威慑，我想现在成都随时可以动员四五百万市民，到彭州去把那个雾霾源头之一的石化工厂给拆了。”
儘管当局百般抵赖，但大部分成都民众认为，原本在省会城市中环境相对优良的成都，雾霾问题之所以变得特别严重，是由于2005年投资达300多亿元的中石油成都彭州石化基地。该工厂年产80万吨乙烯，以及千万吨炼油，造成大量污染。彭州石化项目是周永康一手促成的，周永康的儿子周滨在其中上下其手、获利颇丰。在过去近二十多时间裡，四川是周永康私人的“封地”，从他担任四川省委书记到升任政治局常委、“政法沙皇”，从来没有对四川鬆手。而在前台为该项目奔走谋划的马仔，是我的高中同学、时任彭州市市长的杜浒——我对这个成绩平平的高中同学毫无印象，他只考上了一所专科学校四川省财校，却因为善于察言观色、溜鬚拍马并迎娶了一名官家女儿，而在仕途上飞黄腾达。杜浒一度是四川最年轻的市长，是四川官场的明日之星，三年前已随著周永康的垮台而被捕入狱，至今未开庭审判。据说彭州石化300多亿的投资，有三分之一被周滨、曾任成都市委书记而已被判刑13年的李春城等人瓜分，作为小喽萝和地头蛇的杜浒究竟获利多少，尚不得而知。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四川人自古即有反抗暴政的传统。此次上街抗议雾霾，跟一百多年前的“保路运动”一脉相承。当年，四川民众自己筹款一千六百万两，修筑川汉铁路西段（成都至宜昌），清廷却一反承诺，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川人忍无可忍，于一九一年年六月组成“保路同志会”，引用光绪上谕中“庶政公诸舆论”、“川路淮归商办”之语，拒绝官方接收。朝廷下令有“屠夫”之称的酷吏赵尔丰强力弹压，“如有匪徒煽惑，扰害治安，格杀勿论”。带有血腥味的语气，与今日之中共如出一辙。
八月二十四日，川人在成都举行保路大会，决议罢市、罢课、停纳捐税，革命党及哥老会领导各州县响应。赵尔丰连电告急，谓群情激奋，如不淮所请，全国将受牵动。九月二日，朝廷命令钦差大臣端方率湖北新军入川镇压。七日，赵尔丰诱捕谘议局议长蒲殿俊及保路会会长、股东会会长、铁路公司董事十馀人，此举宛如抱薪救火、扬汤止沸。新军将校及哥老会组织“同志军”包围成都，由和平情愿发展成武装反抗，局势遂一发而不可收拾。《剑桥中国晚清史》中记载：“多达十万人的各种武装集团打垮了政府军，后者到十月初只能集中防守省会和少数城市了。……一批县城宣佈独立，有的甚至成立军政府。”端方统帅的军队不听指挥，端方、赵尔丰随后相继被杀。而湖北新军的调动造成湖北守备空虚，武昌起义遂一举成功。所以，如果没有四川的保路运动，也就没有终结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
成都武侯祠有一副清代官员赵藩所撰的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一味迷信高压统治的中共当局从不深思。既然六四屠杀换来二十七年固若金汤的统治，再来一次又何妨？然而，暴政必将迎来它的临界点：一百多年前，四川人在保路运动中奋不顾身、揭竿而起；如今，“与其被雾霾毒死，不如爲自由而死”的四川人，终将在抗议雾霾的活动中争先恐后、前赴后继，“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中国高官们呼吸著特供的新鲜空气，自然对雾霾无动于衷，也不需要戴口罩。中共当局的案头的“内参”中，对成都的口罩事件一定是轻描淡写、一笔带过。中亚的古国花喇子模有一个习惯，报给皇帝好消息的使者要重赏，报坏消息的要斩首。当蒙古大军浩浩盪盪地开进之时，没有人敢向国王报告这个坏消息。于是，举国文嬉武戏，亡国指日可待。今日之中国与之何其相似：你斩首了送坏消息的使者，坏消息却不会随之消失；你不让中国人戴口罩，雾霾也不会自动退却。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场景，将再度在四川及全中国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