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被认为是\”改革开放\”30周年。此应源自1978年12月举行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般认为那是改革开放的肇始。
其实，这里面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就在这次三中全会上，邓小平讲过对于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那是针对有些问题\”不可能也不应该要求解决得十分完满。要大处着眼，可以粗一点，每个细节都弄清不可能，也不必要\”.对此，于光远认为，\”后来有人误解或者故意利用这句话，以为我们不因该细致地去研究历史问题。研究历史就应该力求还事物的本来面目，不应该粗枝大叶，作漫画式的描绘，更不能掩盖历史，使后人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能深刻地取得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这是一个对历史对后人极不负责的态度。尤其对\’文革\’的历史是这样，对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的历史也不能这么做。世界上没有\’宜粗不宜细\’的历史研究。\”（于光远《我亲历的那次历史转折》，以下简称《转折》，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211-212页）
本着这个精神，拟探讨以下几个问题。
一， \”改革开放\”的提法始于何时？
据有关资料记载：改革开放是中国共产党于1978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一条战略决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这个决策的成效之一便是改变了中国长期以来对外封闭的情况，令中国大陆向世界开放，同时大幅度提高了国内人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国际上的形象，使中国大陆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维基百科\”）
然而，据鲍彤称：\”十一届三中全会是改革开放的大会\”是一个神话，它\”既没有改革开放的议题，又没有讨论改革开放的问题，\”（见《十一届三中全会谁是英雄》，香港《开放》杂志2008年4月号，37页）鲍又称邓小平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也不恰当。
关于这点，潘耀明在《明报月刊》十月号卷首语中写道：改革开放是由邓小平于1979年4月开始提出来的，据田纪云回忆道：\”1979年4月，在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时担任广东省委主要领导的习仲勋、杨尚昆同志向中央汇报工作时，邓小平同志提出了特区的设想：‘划出一块地方，叫做特区，陕甘宁就是特区嘛，中央没有钱，你们自己搞。\’\”这里潘耀明有点混淆。田纪云的文章题为《对外开放是怎样搞起来的——为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作》，载于《炎黄春秋》2008年第二期。从正题看，他讲的是\”开放\”，没说\”改革\”，后者只出现于副题中的一个词组里。
在此之前的1978年12月13日，邓有一篇题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见《邓小平文选（1975-1982年）》130-143页）。题解中写道：\”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的讲话。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为随即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了充分准备。邓小平同志的这个讲话实际上是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但讲话全文并无\”改革开放\”这个词语，只在第一节《解放思想是当前的一个重大政治问题》首段，有一句\”只有思想解放了，我们才能……正确地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里面出现了\”改革\”的字样。第四节《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里，则提到\”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改革，不会是一帆风顺的\”，还有\”国家机关的改革，相当一部份工作人员要转做别的工作\”.但都没有展开深入阐述。
此后直到1980年1月16日，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这篇讲话中，邓讲了八十年代要做的三件大事，不过并没有点出\”改革开放\”.其中谈到\”在经济方面，三年中也有不小的成绩。\”是对粉碎\”四人帮\”以来的回顾。里面有一句\”经过两年多的工作以后，我们对国民经济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但并无明确地将\”改革\”作为战略决策。
过了半年多，即同年8月18日，邓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题目是《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这才第一次突出\”改革\”.至于\”开放\”，除上述邓口头所讲之外，其文字表达首见于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广东省委、福建省委关于对外经济活动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的两个报告》，其中称\”在特区内，在维护我国主权‘执行我国法律’法令等原则下，实行经济开放政策，吸引侨商`外商投资办厂，或同他们合办企业，引进先进技术，发展对外贸易。\”不过，这里讲的开放当时只适用于特区，且限于经济领域。
邓本人首次用\”开放\”的字样，是1980年8月23日接受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访问。其原话是：\”归根到底，我们的建设方针还是毛主席过去制定的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不管怎样开放，不管外资进来多少，它占的份额还是很小的\”.当年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发表《贯彻调整方针，保证安定团结》的讲话。其中谈到：\”要继续在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执行一系列已定的对外开放的经济政策，并总结经验，加以改进。\”由此可见，邓明确提出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最早是1980年8月。不过其后两年中再无谈及政改。
1982年9月1日他在十二大致开幕词，重申八十年代三大任务提到：\”今后一个长时期，至少是到本世纪末的近二十年内，我们要抓紧的四件工作\”，\”进行机构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居于首位，但说法已经有别于1980年了。
也是在这个开幕词中，邓首次谈到\”我们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政策，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综上所述，把\”改革开放\”连在一起，作为战略决策或战略方针，则至少在1982年年底之前，无论邓的讲话或中共文件均未见。
二，改革开放实际何时起步？
这里需要明确一下\”改革开放\”的含义。所谓\”改革\”，主要指国内。用邓的话来说，就是\”改革同生产力迅速发展不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开放\”指对外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积极扩大对外交流\”，它与毛时代的\”闭关锁国\”完全相反。
据此，改革最早始于经济领域的农业方面，即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以1980年9月中共中央75号文件为标志。
开放比改革早，倘从决定设置经济特区起算，应在1979年7月中旬。
三，改革开放归功于谁？
尽管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都没有讨论\”改革开放\”，但毕竟为其奠定了基础。故一般以之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决定性起点。\”（鲍彤语）形象的说法叫做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这两个会议中，从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为期36天的中央工作会议\”更为重要，影响更大\”.其后12月18日至22日的三中全会，通过必要的程序确认了中央工作会议的成果。
如果就这两个会议搞一个功臣排行榜，那么，依次应列出华国锋、陈云、胡耀邦、叶剑英和邓小平。华、陈、胡、叶四位并列首功，各有贡献；邓则属后来居上。
华国锋是会议主持者，其功在于真正发扬民主，让大家畅所欲言，并且作了自我批评，检讨自己提出\”两个凡是\”的错误，确保了会议的成功。鲍彤说\”只有这一个\’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是邓小平的发明。\”也值得商榷，因为华在中央工作会议一开始就提出了\”工作重点转移\”.陈云功在首先发难，\”提出解决重大历史遗留问题，扭转了会议方向\”（朱佳木《陈云与十一届三中全会》，见于光远等《改变中国命运的41天》，海天出版社，1998年，39页）\”作为资深政治家，沉默了十四年的陈云一鸣冲天，他在东北组的‘五点\’发言，第一次突破大会的原定议题，触及‘雷区\’，使会议讨论更加深入\”.（于光远《转折》）一石激起千层浪，与会者纷纷大胆地针对毛定了的案说\”不\”.胡耀邦功在会前发起真理标准的讨论，使高层冲破毛的思想束缚，同时大刀阔斧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其中不少人得以参加会议。\”作为西北组的召集人，胡耀邦的四次发言都切中要害，对中央专案组问题，他极言‘党内有党，法外有法\’.作为中组部的部长，他承担了与各组之间的联络工作，以及常委的联络工作，他是会议最忙碌的人。小平的主题报告起草，他也是极少几位参加者之一。\”（《转折》）
叶剑英\”功不可没\”，（于光远语）\”由于李先念主持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很成功，叶剑英提议中央也开一个会，‘索性摆开讲，免得背后讲\’.\”他\”一直参加常委会的集体领导活动\”，\”并在会上经常发表意见，支持常委集体提出的对会议加以引导和指导的意见\”，\”他批评有些人前怕狼后怕虎，就是不怕中国贫穷落后，就是不怕二千多年的手工生产方式继续保存，就是不怕中国人民不答应这样的现状。当时胡耀邦在理论上逐渐成熟，叶剑英又适时地提出注意培养接班人，与会者都能明白他的深意。\”\”他关于民主与法制的许多精辟论断，即使今天也很有价值\”.（《转折》，229-230页）
邓小平出访回来后才参加会议，他审时度势，顺水推舟，巩固了会议的成果。他自己也摘了桃子，戴上了\”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桂冠。
四，华国锋是改革开放的大功臣。
按以往中共官方的宣传口径，华国锋被列作改革开放的主要对立面。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前不久新华社发布的《华国锋同志生平》（以下简称《生平》），充分肯定华的功绩，反映出现领导能直面历史，不失为一个可喜的进步。
回顾改革开放的整个进程，华国锋的功绩有目共睹。
首先，人所共知，粉碎\”四人帮\”结束了十年文革，开启了历史新的一页。改革开放建基于此。而粉碎\”四人帮\”首功应归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三位缺一不可。但自华81年下台后，大陆文献对此往往只突出叶帅，那是不公允的。此次《生平》称华\”在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还他一个公道。
对此，熊向晖的女儿熊蕾的文章中，引用叶侄子叶选基的话称：\”叶帅认为，这个事情只有华国锋能这么干。周总理如果在世，干不出来，小平也干不出来。叶帅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下，也不敢想。\”（《华国锋叶剑英的\”结盟\”》，载《前哨》2008年10月号，137页）
其次，他在上述两个重要会议发挥的作用是无人可以代替的。囿于本身的局限，他自然不可能一下冲破\”两个凡是\”的束缚，但好在其为人厚道，过而能改，总的来说比较识大体、顾大局。这在中共最高领导人中既是史无前例，又属有口皆碑。
有关这点，胡耀邦长子、现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的胡德平前不久撰文称：1978年年底，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华国锋同志讲：我是下了决心叫大家讲话，既然把大家请来了，就要让大家讲话，集思广益。
胡德平认为：华的这种民主精神和作风，在当时也是难能可贵的，也不是谁都能够做到的。（《前哨》，2008年10月号，17页）
于光远回忆称\”会议开法充分民主。所有参加会议的人都有充分的发言自由，不限发言时间，不限发言次数，不限发言内容，做到畅所欲言。为此，会期从原来说的二十天延长到三十六天。\”（《转折》，143页）
会议以分组会为主，\”一共只开过四次大会\”，即11月10日开幕，13日纪登奎作关于两个农业文件的说明，以及25日及12月13日闭幕大会。闭幕后又开了两天分组会。其中，开幕和25日的大会\”都由华国锋一个人讲话\”.在开幕会上，华宣布了三个议题，那是会前邓与之商定的。包括讨论农业，79和80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和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在此之前先讨论\”从明年一月起，把全国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华\”这次讲话不长，讲稿不到五千字……三次离开稿讲话，也有近两千多字。\”（《转折》，26页）
于光远对此的评论是：应该承认华国锋在（建设）这方面的确是很热心的。在同他接触中，我认为他是一个务实的人，华在会议开幕那天的讲话中就离开稿子讲了许多有关建设的话\”.（同上，27页）他还讲过，\”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同上，101页）都是针对经济建设的。可是，会议参加者在陈云带领下突破了华、邓预定的建设方面的议题。华并未加以阻拦。
11月25日大会上，华的讲话首先\”表示前十多天的会议他感到满意，赞扬了这次会议发扬民主，开得生动活泼，大家各抒己见，畅所欲言，肯定\’这样敞开思想讨论问题，是很好的\’.他说这些话对于大家发言是种鼓励。在以后大家发言就更加敞开了。\”（105页）
\”他这次讲话中对大家提出的问题，一个也没有回避，态度诚恳。\”（同上）前面七个问题都作了平反，依次是天安门事件、反击右倾翻案风、\”二月逆流\”、六十一人案、彭德怀、陶铸、杨尚昆问题，尤其是第一个问题，\”他代表党中央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了\”正式而庄严的平反\”.第八个问题是康生、谢富治，第九是地方性重大事件。
\”总之，凡是讨论中提出的重大问题他都作了令人满意的答复。\”（同上）
于光远认为，华这次讲话\”是一个中央集体讨论的结果，华国锋的态度也值得肯定。我参加过不少会议，但几乎没有见到党的最高领导人能够这样听取大家的意见，问题解决得如此彻底明确。他的讲话也很实在，不讲事实上做不到的事，也讲了一些应该注意的事情……总之这次讲话是很好的，这次大会过后，讨论就更加深入地展开了。\”（107页）
闭幕会上华是继叶剑英、邓小平之后最后讲话的。他\”在大会上做检讨，承认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并强调少宣传个人，中央是集体领导等，受到大家的普遍欢迎。\”（235页）
他首先\”对这个会议给以高度的评价……认为开得很成功。\”关于\”两个凡是\”，\”他作了这样一个说明，他说：在1977年3月中央工作会议的讲话中，从当时刚刚粉碎\’四人帮\’的复杂情况出发，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捍卫革命领袖旗帜的正反两面的经验出发，专门讲了在同\’四人帮\’的斗争中，我们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需要特别注意坚决捍卫毛主席的伟大旗帜的问题。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我讲了\’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都必须维护；凡是损害毛主席形象的言行，都必须制止\’……当时的意图是，在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揭批\’四人帮\’的伟大斗争中，决不能损害毛主席的伟大形象。这是刚粉碎\’四人帮\’的时候，我思想上一直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后来发现，第一句话，说的绝对了，第二句话，确实是必须注意的，但如何制止也没有弄清楚。当时对这两句话考虑得不够周全。现在看来，不提两个\’凡是\’就好了。接着他讲：在这之前，二月七日中央两报一刊还发表过一篇《学好文件抓住纲》的社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要动员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深入揭批\’四人帮\’.但在我的上述思想指导下，这篇社论讲了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华国锋认为\’这两个\”凡是\”的提法就更加绝对，更为不妥\’.他说，以上两处关于两个\’凡是\’的提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不同程度上束缚了大家的思想，不利于实事求是地落实党的政策，不利于活跃党内的思想。我的讲话和那篇社论，虽然经过政治局讨论和传阅同意，但责任主要由我承担。在这个问题上，我应该做自我批评，也欢迎同志们批评。\”（238-239页）
于光远回忆道：当时到会大多数人对他这么讲基本满意。当然，不需要怎么高的水平，就可以看出在这篇讲话中，他没有讲出当时提出两个\”凡是\”的真实情况，也没有将他的真实思想和盘托出，其中包括不少为自己辩护的言辞，而且对事实和思想的叙述也有许多不合逻辑甚至违反时间进程的地方，如前面发生的事情受后面思想的指导。并且一句不提阻碍邓小平等一大批人出来的事情。但是大家又认为要他不说为自己辩护的话，把原先自己的真实思想活动都讲出来，事实上是做不到的。一个党中央的主要负责人能够在一个大会上说到这样的程度，承认\”两个凡是\”提法不妥，应该做自我批评就很不容易，也就很不错了。（239页）
以上之所以大段引述于光远的记述，是因为坚持\”两个凡是\”曾被认为是华的主要错误，而三中全会的一大成就是在这点上战胜了华。这显然并非事实，《生平》对此只字不提便是明证。华在行动上从来没有\”坚持\”百分之百按毛的指示办事，否则他就不会带头\”一举粉碎\’四人帮\’\”.反之，邓小平维护毛的旗帜比华更为坚决，堪称为最大的\”凡是\”派。即\”凡是毛说过的对邓有利的话都‘始终不渝地遵循\’\”.归根结底，在于一个\”利\”字而已。华的两个\”凡是\”也可浓缩为一个，此乃人之常情，岂能独独苛责于华一人？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他也讲了一个过程。他说：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5月12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由于我当时刚访问朝鲜回来，有许多事情急待处理，没有顾上看。他说，六七月间中央常委先后给他自己谈过他们听到的有关方面的情况，他才知道对这篇文章有些不同的看法。中央常委开会时，议过这个问题，认为这篇文章的主题是好的，但没有专门去研究。后来报纸上发表的文章多了，国内外反映也多了，叶帅考虑国务院务虚会开得很好，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在一起也开个务虚会，大家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一下。中央常委都赞成这样办。他说，由于他想中央常委都在家时开会解决这个问题，因小平同志出访，在这次中央工作会议之前这个会来不及开。11月25日下午，即在11月25日中央工作会议大会的讲话之后，中央常委接见北京市委和团中央负责人，听取天安门事件平反后群众的反应和北京市街头大字报的情况，联系谈到这个问题时说：\”对一些具体问题，要实事求是地按照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原则去解决。现在报上讨论真理的标准问题，讨论得很好，思想很活泼，不能说那些文章是对着毛主席的，那样人家就不好讲话了。但讲问题，要注意恰如其分，即注意后果。有些事情，不能提毛主席，也不宜提，提了不利。报纸要十分慎重。迈过一步，真理就变成谬误。\”他在转述自己讲过的话后说\”这是中央常委的意见\”.（240页）
对此，于光远认为，\”这一段话没有讲\’两个凡是\’那么干脆。\”华\”在思想上并没有通，问题不能算彻底解决。\”（同上）
最后，华希望今后各地区各单位的请示报告，\”抬头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只写党中央就可以了……也不要提英明领袖，称同志好。希望多创作歌颂老一辈革命家与工农兵英雄事迹的文艺作品，不要宣传他个人。\”（242页）
他的话受到出席者的欢迎。
于光远还补充了几点观感。他说华\”自始至终主持了这次会议。在建设问题上他是积极的主动的，很愿意多讲。\”对天安门事件`\”两个凡是\”`真理标准等问题\”是有思想准备的\”，\”整个来说在这些问题上他是被动的，但是他并没有硬抗，虽然不可能彻底转变，但一直采取考虑大家意见甚至接受这样一种态度。会议开得比较顺利，他这种态度是起了积极作用的。\”（250页）
因此，于光远、王惠德和杨西光三人在闭幕后的分组会上，作了联合发言，\”肯定华国锋在\’两个凡是\’和真理标准问题上承担责任，为大家实事求是地进行自我批评树立了榜样。我们党的主席勇于自我批评，意义十分重大。这对恢复党的优良转桶，发扬党内民主，对解放思想，开动机器都将产生很好的影响。应当说这也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一个标志\”.（146页）
此外，华掌权期间的表现，有两点是过去被忽略的：一是1978年率先走出国门，先后到东西欧考察，这在大陆最高领导人属首次，其意义不可低估。二是与胡耀邦合作良好，无论真理标准讨论或平反冤假错案，华均放手让胡积极工作，从而促成了胡的一系列巨大建树。这都在事实上为改革开放的顺利开展作出了贡献。
先讲华的出访。1978年8月16日至9月1日，华率团访问罗马尼亚`南斯拉夫和伊朗三国，外长黄华`四川省委第一书记赵紫阳等陪同，主要目的在于开展对东欧`西亚的统战外交，抗衡苏联。但他在南斯拉夫访问了\”贝卡贝\”农工商联合企业，回国后大力推介。这不仅对国营农场的多种经营有所促进，对后来乡镇企业的发展也起了积极作用。
1979年10月15日至11月5日，华出访法国`西德`英国和意大利等西欧四国。陪同人员包括副总理余秋里，外长黄华`副外长章文晋，国家计委副主任甘子玉，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和外贸部副部长崔群等。著名记者朱启平受香港《大公报》派遣，全程作了详细的报导。在题为《华总理访问四国的成就》这篇专电里他写道：华总理到西欧，在中国对外关系史上是空前的，华国锋是以总理的身份出访的，然而到处都受到国家元首的接待，因为他是党中央主席，因为他代表中国人民。
在《各国会谈收获丰》的小标题下这样写道：在四国访问中，华总理都和各该国的首脑进行了既广泛又深入的会谈。在巴黎，商谈都是和德斯坦总统单独进行的，气氛友好热烈。在西德，原定谈两小时，结果两国总理先后谈了十小时，建立了难得的私人友谊。在英国，彼此对国际事务的观点具有广泛的一致性。女首相的真知灼见，使人想起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丘吉尔。在意大利，时间虽然短些，华总理和科西加总理进行了诚挚的会谈。和四国首脑的会谈是融洽的，建设性的，富有成果的。通过会谈，签订了关于经济，文化，教育，航空等方面合作的协定。中国和西欧四国的关系，由于这次访问加强了，彼此互助合作的前景十分广阔。
在《民众争相表示欢迎》这一段里写道：除了在巴黎，波恩，伦敦和罗马之外，华总理在四国的其他地方，也和各地的市民和各界人士有广泛的接触，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作为记者，跟着总理走了二十多天，耳闻目睹，深感喜悦。华总理每到一国，日程的安排，十分紧凑，谈不到充分的休息，有的时候睡眠只有两三小时；然而，他在各种场合，始终精神良好。这说明他的身体是很硬朗的。他在参观中，对科学技术方面的设备，看得细，问得多，是在认真地学习人家的先进经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这三个字，有了感性的认识，这对我国实现四化，肯定是大有好处的。不仅在科技方面，他对各国情况，也有了进一步的概括了解，这对于怎样把人家的一些优点，吸收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来，是会起促进作用的。他有自己的风格，谦逊，朴实，诚恳，真像一阵清快的凉风，吹进竞争激烈，五光十色的西欧社会。
从朱启平的报导里，可以看到，华并不像邓后来逼他下台时说的那样\”水平低\”.外电反映\”人们普遍认为他稳重`大方`诚恳`谦虚。他们感到，同这个人打交道是可以信得过的。\”华在离开最后一站罗马时发表书面谈话说，\”我们这次对西欧四国的访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我们是怀着满意的心情回国的。\”而美联社罗马六日电讯中称：\”这位57岁的总理对意大利官员说，他到西方的旅行——中国政府首脑的第一次——\’比我所预期的更有成效和有意义\’.\”以下若干场景与细节值得回味。
\”自从华国锋总理抵达法国以来，法国政府一直以最隆重的元首之礼相待。吉斯卡尔。德斯坦总统在讲话中称他为主席先生。两国之间主要的会谈，都是由德斯坦总统和华总理进行。\”（朱启平巴黎16日专电，香港《大公报》1979年10月17日）
《车队经巴黎名胜/法总统亲为指点》：\”在从（巴黎军事）学院驶出的车队中，吉斯卡尔。德斯坦把巴黎的一些名胜指给华国锋看。\”（美联社巴黎十五日电，1979年10月16日《大公报》）
10月22日中德总理首次会谈。\”华总理车到，施密特总理迎上前去热烈握手，站在我旁边的一位记者说，\’这是历史性时刻。\’\”（朱启平波恩22日专电，《大公报》1979年10月23日，第一版）
同日\”波恩市长在市府大厅中发表长篇演说，热烈欢迎华总理。华总理坐在一张舒适的软垫椅子上，听了议员翻译频频点头。华主席致答词，提到波恩是伟大的音乐家贝多芬的故乡，风景秀丽，有古老文化，也有近代建筑，空气清新，生气勃勃。他在贵宾簿上题词，写的是：\’中德友谊万岁。\’\”（法新社波恩22日电）
\”马克思出生地特里尔人民今天中午倾城出动，欢迎华总理，这一西德最小城市之一欢迎来自人口最多的国家的贵宾，感到特别兴奋。全市男女老少，包括摇篮里面的婴儿，几乎都出来了……华总理受到在马路两侧等候了好几个钟头的人民的极其热烈的欢迎，最多处人群厚达十几层……华总理分身乏术，不知道怎样才能亲握从四面八方伸来的手。一位老太太不知从那里来的力量，居然突出重围，和华总理极其激动的握手。\”（朱启平23日专电，《大公报》10月24日）
\”中德两国总理建立了十分良好的个人关系，对国际上许多问题的看法达到高度的一致性。两国在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合作，既有了令人满意的新的开展，更具有极其广泛的前景。\”\”华总理参观了世界上最大露天煤矿和泰森钢铁厂。泰森钢铁厂是位于鲁尔重工业区，但出人意料的是，在我们乘坐直升飞机往返数百里的行程中，看不到烟囱林立，浓烟滚滚的情景，烟囱是有的，但冒的是白烟，从空中俯瞰，工厂`市区`住宅区`田园`森林`道路`河流`池塘，布置得井然有序，说明西德已十分妥善解决了工业化所引起环境污染问题，印象在这次参观中就更深了。到处企业整齐，空气清新，连噪音也听不到。\”\”前天傍晚，华总理一行乘坐的德国军机来到汉堡，这一西德第一大港的市长设盛宴招待，一上来就用了\’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这句中国老话。\”在同施密特共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他被问到为什么不去西柏林时，他答道：\’我们尊重主人的安排。\’这一答话赢得了西德记者的啧啧赞声。\”（朱启平25日专电，《大公报》1979年10月26日）
10月26日，华国锋到了希特勒当年发迹的地方所在慕尼黑，参观了西门子公司和全市最大的百货公司。\”在西门子参观时华总理戴上工作帽身穿白衣，进入各种尖端设备的部门。记者不能跟随，但从电视荧光屏上可以看到。\”（朱启平26日专电，《大公报》10月27日）\”在一家大百货公司的楼上一角，布置了一个小客厅与厨房，里面坐着一对年轻夫妇，还有一个十岁左右的女孩。客厅陈设并不十分讲究，厨房设备一般，按西德的生活水平是属于中等的，然而从中国人的眼光看，已经十分富足了。该邦经济交通部长在百货公司现场欢迎华主席时讲了话，介绍一个四口之家的生活水平，这个客厅`厨房，是他讲话的插图说明。\”四口之家只有丈夫工作，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八小时。如想买一台彩电，需要三个工作周；买一辆汽车，要二十个工作周。（朱启平撰《西德三十年》，《大公报》1980年4月3-4日）
\”西德总理施密特今天打电报给中国领导人华国锋，形容中国总理对西德的第一次访问是极为成功的。\”（路透社波恩28日电）标题还称\”华总理已于德国留下深刻恒久印象\”. \”华国锋总理今天以极大的兴趣参观了在德比的英国铁路技术中心和劳斯莱斯公司……该中心又展示了一种磁力悬挂技术，是用磁力来支撑和引导车辆，不用车轮，车辆行驶没有噪音，并可减轻维修费用。当该车样品在铁轨上进行示范行驶时，华总理看了好几分钟。\”（（朱启平专电，《大公报》11月1日）
\”华总理今天参观伦敦塔，当离开时，用英语对义勇警卫乔。戴维说：\’Nice to see you\’（高兴见到你）。当时严肃列队的警卫，身着漂亮的灰色冬季制服，正挺立致敬。\”（法新社伦敦29日电）
11月1日中英签民航`文化两协定，后者\”鼓励作家教授等互访交流经验，高等院校直接合作，为留学生`研究生`学者提供奖学金，鼓励和促进自费留学生`研究者和学者为了学习和研究的问题进行访问\”，有效期间五年。这是破天荒第一次中英两国政府的教育`文化和合作协定。
\”华国锋总理星期五来到牛津附近一个居住了五百人的宁静小村庄麦克尼。农场主人迈克尔。达特左东道主，华国锋参观了他的农场（占地1650英亩）和房舍，显然感到很愉快。达特`其妻子凯思林以及三个孩子（二十岁的莎拉克十七岁的安格林和十四岁的海伦），未天亮便起床，为他们的显贵客人作七星期准备工作的最后修饰。麦柯尼村和邻近布赖特韦尔——古姆——苏特韦尔都全村出动，站在华国锋要驱车经过的林荫小路的两旁。华国锋笑容可掬，向拿着摄影机拍照的村民挥手致意……他和饲养员马森（31岁）夫妇在他们装有彩色电视机和其他现代化设备的房屋前交谈。马森后来说，华主席问他，该房子是不是\’一所典型的农民住屋\’.他告诉华主席，他除了该房子外，每年得到约四千英镑的工资时，让华主席听了感到意外。华主席观看了现代化农业机械的展出和\’贝尔\’四七型直升机的喷洒操作。华主席说，该直升机是\’一非常好的工具。\’华主席微笑接受作为礼物的一头良种格洛威公牛。\”（美联社英格兰。牛津二日电）
《华总理邀英女王来中国进行访问/英首相昨指出华总理此行十分成功》（路透社伦敦三日电）内文提到\”她（撒切尔夫人）将成为第一位在职英国首相往访中国\”. \”马哥孛罗的故乡威尼斯，今天轻歌采舟，万人空巷，热烈欢迎不远万里前来参观访问的中国贵宾。全城气氛有如欢度节日，从而成为华国锋总理访问西欧四国以来受到的最绚丽`最别致的地方群众欢迎场面，扫尽旅途的征尘……当华总理一行的汽艇进入了这水道时，著名的\’冈都拉\’十八艘列于水面，鼓号齐鸣，欢声四起……两岸的码头`街头`桥头及邻近水面的楼宇中的市民，向华总理一行频频挥手，热烈鼓掌。他们高呼：\’华！华！华！\’\”（朱启平威尼斯四日专电，《大公报》11月5日）
上面不厌其详地引述29年前的报导，是由于华此行实际上迈出了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大步。而他和四国领导人的会谈，以及答记者问等虽然事前必然作了充分准备，随行专家帮他做了许多工作，但临场应对还是靠其本人。在中国内地成长的\”土八路\”出身的华，即使其机敏才干不及曾在法国留学的周恩来`邓小平，但此次出访西欧最低限度并没丢中国人的脸。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公正的评价。
关于他和胡耀邦的合作，今年6月10日《财经》杂志上发表的胡德平的文章，提供了一些信息。在这篇题为《耀邦同志在\”真理标准\”大讨论的前前后后》的宏文里，有一段冠以《党内一隅民主空间》的小标题，其中写道：为何《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能参加打倒\”四人帮\”后第一期中央党校学习班？为何杨西光能把胡福明\”《实》文\”的初稿送吴江、孙长江等同志进行修改？为何\”《实》文\”能够公开发表？为何全国报纸能予刊载？为何各地党、政、军领导同志能各自表明态度？不能不说这和当时特殊时期的党内民主生活有关，尽管这时党内民主仍是有限的，仅及党内政治生活的一隅。但这一隅有限的民主空间却打开了改革开放的广阔天地。
当时的舆论还是以\”两个凡是\”为主宰。但是，《光明日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并未因刊登\”《实》文\”，它的社长、总编辑就遭到撤职查办的处分；耀邦同志也未因组织、引领、推动这一讨论而停止他的党校副校长和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工作。其原因，就是\”文革\”结束以后，党内还是恢复了一些民主生活的生气，政治空气毕竟没有\”文革\”之中那样恐怖可怕。
华国锋同志的克制、宽容态度也是相当重要的。耀邦同志8月18日在中央党校的一段谈话，应引起历史学家的注意，他说：王任重问华主席，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是怎么回事？华主席说，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要搞清楚，从团结的愿望出发，达到团结。
华国锋同志当时作为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和中央军委主席，处于最高领导地位。他认为党内有思想分歧，应强调团结；党内分歧引发了不同观点的斗争，他强调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他认为是个理论问题，要搞清楚。他更没有暴怒、不计后果地把形势搞乱弄糟。相反，以后他还为自己的错误作了自我批评，要求停止对个人崇拜的种种宣传。
不知道今天的青年人还有多少人记得华国锋同志、了解华国锋同志，我和我的同代人肯定都记得他。在党的十五大上，当华国锋同志以全票重新当选为中央委员时，全场响起热烈掌声。但愿华国锋同志也记得这一刹那。我也投了他一票。
胡德平的文章还回忆道：在当年（指1978年-张注）年底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获得全党的普遍认可，带来了全党的思想大解放。11月25日晚，耀邦同志回到家，高兴地谈到他的感想：中国人民遭到的痛苦和灾难换来了今天整个民族的觉醒。什么叫\”先知先觉\”？其实只有一个意思，就是思想领先一筹，行动先走一步，原来不想向前走的人也要跟着走这一步。……在一个堤坝上，华主席一锄头打开一个缺口，历史的潮流究竟把缺口冲破多大，这就完全要看人民的力量了，谁也不能事先估计到。
文章接着写道：三中全会以后，理论工作务虚会之前，\”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中积累如山的种种党内问题、社会问题，集中爆发出来。1979年元旦前后，西双版纳农场7万知青罢工，要求返城，数千人下跪请愿，群体卧轨。边疆出事，震惊了中南海。全国知青又何尝不是如此？其情可哀，其怒难平。
在1979年1月3日召开的中宣部例会上，耀邦同志……明确指出：现在形势很好，不要对某些地方、环节发生误解、错觉、偏差。
他接着传达了华国锋同志的意见：\”无论如何不要反右派\”，要\”避免出现1957年那种反复，千万防止\’翻烧饼\’.\”从胡德平提到的这个例子，可见华`胡对当时形势心有灵犀，都持\”放\”而不是\”收\”的态度。
底下胡德平讲了个耐人寻味的故事：耀邦同志和华国锋同志曾有四次共同工作的机会。第一次共同工作，是在中共湘潭地委开展\”四清\”运动，两人工作长达一年半之久。打倒\”四人帮\”后，他们初次见面，华国锋同志问耀邦同志：我们在湘潭\”四清\”，毛主席来长沙，要听我们的汇报，你怎么没有来？父亲回答：当时我在乡下，又感冒，怕传染主席；再者，有些问题，我也没想清楚，担心主席提问，我回答不出来。华主席说：应该来，我感冒也要来。
父亲给我讲过这个小故事，我至今也不知谁对谁错，来也对，不来也不能说不对。两人对中国共产党开创的伟大事业，都是忠诚不渝的。
其实，这个故事也反映出，胡/华两人都对毛\”忠诚不渝\”.这是他们合作良好的思想基础。
胡耀邦于1977年3月第二次复出后，先后担任了中央党校副校长`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中央秘书长`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和中共中央主席。最后这个职务正式就任于1982年6月29日，即十一届六中全会上。此前的1980年12月5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已决定让其取代华国锋，主持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工作。因此，胡名义上在华领导下工作了三年零九个月。他最为人称道的平反冤假错案，解放大批老干部，以及组织\”干部路线\”`\”真理标准\”`\”生产目的\”等大讨论，推动思想上的拨乱反正，都是在华担任党政军最高职务时进行的。老干部复出，起码经华划了圈批准。尽管某些理论问题华没有相通，但他仍然放手让胡耀邦施展才干。某种意义上堪称珠联璧合。
写到这里想起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其中对蜀汉后主刘禅（阿斗）的评价曰：他\”虽然无能，却很信任诸葛亮，一切政事都委决于他。\”诸葛亮辅助后主凡12年，蜀中称治，死前建议由蒋琬`费祎相继接班，阿斗遵嘱而行，蜀国得以守成，前后达40年之久。
1949年起毛成了新王朝的先主，华当了一段后主。论才干，他比阿斗高明得多了。如果不是遇上邓小平这个厉害的角色，由他继续当一把手，而由叶保驾护航，胡赵实际操作，最低限度不会有\”六。四\”事件。那样的话，今天中国会是什么样子呢？发展程度应不低于目前的水平吧？某些方面也许可以接近29年前华出访时西德的水平？
可惜，历史没有\”如果\”.但无论如何，华国锋将以改革开放的大功臣载入史册。
（08-11-29）修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