攀枝花市书记、市长遭枪击（网络图片）
2017年元旦刚过，北方雾霾沉沉，整个京津冀被笼罩在灰蒙蒙之中。正当国人议论纷纷，忽然在中国的西南部一个被称为三线的城市几声枪声惊动了人们，让老百姓的话题又聚焦了这里。
1月4日10时50分许，四川攀枝花市会展中心发生一起枪击案。该市国土资源局局长陈忠恕持枪闯进会场，对正在开会的该市委、市政府主要负责人连续射击后逃走。过程中，该市市委书记张剡、市长李建勤受伤，陈忠恕则在会展中心一楼自杀身亡。据报，张剡身中3颗子弹，已取出2颗，而李建勤伤势不明。
对中共官场相互争斗这件事，中国民众早已麻木，什么事情多了，已见怪不怪。然而，敢提着枪冲进会议室干掉本市一二把手的事，在中共官场是绝无仅有的。虽然当局对此事封锁消息，不准透露风声，然而在网络时代，已无济于事。对于“枪杀事件”的原因，媒体虽严加封锁，但有一点是不可怀疑的，那就是市领导班子成员的矛盾已到白热化程度。
对于国土局长持枪杀人的动机，有各种猜测，一种认为是他本人有贪污行为，现在要清查到他头上，他来个鱼死网破；二是市领导成员屁股都不干净，国土资源部门本来就是油水最多的地方，市长李建勤曾在国土资源部工作多年，后空降攀枝花市长。如今纪检调查，他们有可能将陈作替死鬼，因此陈干脆要他们一同做鬼。
对陈忠恕来说，我们暂且排除其他行为，单就件事来看他，的确是很值得点赞的，比起毛时代的中共官员勇敢多了。毛时代的官员，被整得临死之前都不敢有丝毫反抗行动，甚至还要表明自己一生从来没反对过毛，真他妈的窝囊死了。今天，四川攀枝花的枪击事件，我们不能孤立地看这件事，这反映了中共当局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那就是当前中共内部矛盾已经到了白热化程度。
一，专制国家党内不同的意见必然会导致你死我活的争斗。
从当今世界来看，发生政变的绝大多数是那些独裁专制国家，而民主国家少之又少，几乎没有。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在民主国家里，无论是低层或高层；党内或党外都可以充分发表自己的意见，即或有不同的意见，也不会遭到打击报复。这是民主制度造成民主气氛，大家都敢说话。偶遇到独裁者上台，最多也就搞一任或两任，到时公选令其下台，勿须大动干戈。
而在专制国家就不同了，从上到下根本就没有这种民主氛围，从中央到地方，凡是第一把手，都得听从他的意见，谁不服从就整谁；谁不听话谁遭殃。尤其是最高领导，他的权威绝对不容许任何人侵犯。就像今天的北朝鲜，那个金三胖在上面讲话，有人打瞌睡、擦个眼镜就拉去枪毙。中共的毛泽东也是如此，因刘少奇在治国理念和他有所不同，说了几句他不愿听的话，如：“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人相食，我和你要上史书的”，毛就怀恨在心，非将他打倒并置于死地不可，彭德怀的下场也是如此。毛就是蛇蝎帝王之心，阴狠歹毒、报复心极强。在这种高压之下，只会出现三种情况：一是下级官员多会溜须拍马，尽说奉承之语；二是不说话，沉默寡言；三是阳奉阴违，瞅准机会，将其推翻。当年林彪对毛就是如此，只是临门一脚没踢好。
专制国家的“稳定”是靠强压的稳定，就像高压锅的出气阀被堵住，一旦喷发，就会掀翻整个锅盖。当年罗马尼亚齐奥赛斯库的下场和东德人民推倒柏林墙的壮举就是最好的实例。
二，中共当局内斗已十分激烈，无法控制。
攀枝花枪击事件，乍看起来有点惊心动魄，但这种黑吃黑的事在中共内部司空见惯、已不属稀奇。当年薄熙来在重庆搞死公安局长文强，后他的最得力打手王立军逃命成都美国使馆避难，足见薄心狠手辣。薄下台后，他的同僚周永康、徐才厚等一一落马，才揭晓他们多次采用暗杀手段，只是政变没有成功而已。攀枝花事件与其相比，不过小巫见大巫罢了。据悉习王也曾遭到多次暗杀未遂。
习当局高调反腐，从严治党，其实质是借反腐剪除异己。因为中共官员腐败已成常态，在一个一党专政、没有舆论监督、法制不健全的国度，是达不到反腐效果的，只会越反越多。这几天央视播放纪录片《打铁还需自身硬》让民众看了适得其反，更加暴露了在这种体制下，这个“腐”是反不了的。因为这部片子揭露的腐败官员全是纪检干部。省纪委书记带头贪腐，山西纪委书记金道铭贪污一亿二仟三百万，还有广东、河南、辽宁纪委书记及政法委书记都在千万以上。这还不算，中央纪委监察大员落马的更多，如：魏健（中央纪委第四纪检监察室主任）；罗凯（中央纪委第六监察室监察员）；明玉清（中纪委第九监察室主任）；原屹峰（中纪委第八监察室处长）；刘建营（中纪委监察局委员）；袁卫华（中纪委第六纪检监察室原副处长，这简直是绝妙的讽刺！
从2015年1月到2016年11月，全国因履行监督责任不到位被问责的纪检干部有4800多人，其中纪委书记、纪检组长3100多人。这说明，习王以派出中央巡视大员反腐宣告失败。在无奈何的情况下，习发出感叹，谁来监督纪委！
但是这些中央派下去的钦差大员们并非仅仅是贪腐受贿问题，他们有的人充当了“内鬼”，与习的政敌有通款之嫌，或在官商之间充当“权力肩客”。如中纪委第四监察室主任魏健，曾办过薄熙来等多件大案，因向周永康“通风报信”面导致落马。这说明中共党内斗争已趋复杂化。
三，不走法治化道路，选择性的反腐只会矛盾越来越深。
国人期盼的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会有新的举措出台，将反腐机制推向民主宪政。然而让人们大跌眼睛的是其实就是两个内容，一是树立“习核心”；二是从严治党。这两个内容说明了一件事，就是中共党内已经出现严重分歧，在党内出现分歧之时，特别需要一个坚强的领导核心；二是在树立核心的同时，必须排除异己，这就是“从严治党。
在民主国家，因为已经形成了完备的法治机制，真正做到了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无论什么人，处于什么地位，只要触犯了法律，照样要受到法律制裁。如前不久韩国总统朴瑾慧的“闺密干政案”就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国家，不会因司法不公而造成社会矛盾。而在专制国家，法律都是为我所用、为我所需。同样杀了人，有人可判死刑，有人可不判死刑，甚至可以免刑。譬如，河北贾敬龙杀人案，全国那么多人呼吁要求免于死刑，但当局仍然我行我素，坚持判处死刑；但北京雷洋案，五个警察将手无寸铁的书生活活折磨致死，不但不判刑反而免于起诉。这里面的深层原因就是执政当局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而枉顾法律。
在反腐的问题上，如果真正做到了有腐必反，那当然好。但是当局在反腐的过程中夹杂着政治目的，借反腐排除异己，而属于自己本圈子的人即或有问题也不会追究，如最近落马的原天津市委书记黄兴国他们认为是异己，而新上任的原湖北省委书记（人称抢笔书记）李鸿忠曾也看作圈外的人，因向习屡表忠心，就放了一马，并接替了黄兴国的职。这必然会遭到圈外人的反对。这样，就是犯罪分子也不会服气。这次攀枝花国土局长枪杀市长、书记案很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因此，中共体制不改，只会使党内矛盾和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
四，中共内斗到白热化程度，必有新的转机。
我们用历史的眼光来看中共党内斗争，斗争达到极点之时，必有大的转机。毛泽东曾把党内斗争称之为“路线斗争”，其实所谓路线斗争，就是党内不同治国理念的分歧。当年毛刘在合作化的问题上就产生了分歧，但尚未激化。随着时间的推移，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到四清运动矛盾愈演愈烈，导致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毛死后，打倒“四人帮”，就有了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就像《周易》上说的，物极必反、否极泰来。
今天中共当局同样有类似情况，改革开放已30多年，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已经明显地拖曳了经济发展的后腿，这已经成了当今中共一大困局，无论党内党外，这个问题已经成为焦点。可是今天中共不仅不顺应历史潮流，反而向“左”转。习当局目前面临“两难困境”，你说他完全回到毛时代，也不会。因为那些红二代好多都成了红色资本家，若再来一次文革他们都会失去既得的利益，因此他们的“左”不会使真正的毛粉满意。而社会上的毛左分子借他们维护毛的形象乘机向他们施压，如1月4日山东毛粉声讨山东建筑大学教授邓相超，打着横幅游行，全用的是文革语言。他们借声讨邓相超而发泄对现今不满情绪。而宪政民主道路当局更不会走，因为走民主道路他们很有可能下课，因此他们不断打压民主自由人士，引起了民主派人士的强烈不满和国际方面的遣责。“两个不走”使他们处于进退维谷的局面。另外，在反腐的高压下，“从严治党”、“八项规定”对中共官员的要求更加苛刻严厉，官员们要就消极对待，采取阳奉阴违、不作为态度；要就故意给上面出难题或干脆撩挑子辞职不干。“雷洋事件”已使当局焦头烂额，前不久天津一摆汽枪摊子的老大妈被判3年徒刑，简直荒唐可笑，引起舆论大哗；再如1月9日，河南省四位副省长同时辞职，这在中共历史上是破天荒之大事，这说明习对当前局势已难控制。
就是中共高层，同样存在着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这一点不应有所怀疑。党内不可能是铁板一块，从苏共解体就看到这一点。而这种斗争到了一个突破口，转机随时可以出现，民主转型是有希望的。
中共已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从表面现象，国内民主力量累遭打压，暂处于低潮，但越是这样越说明里面暗藏玄机；民主人士越不能颓唐、不能悲观泄气。攀枝花的枪声昭示着中共内部矛盾已无法解决，中国的民主曙光已经不远了，我们要以必胜的信心来迎接这曙光的到来。
2017年1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