润之，乳名石三伢子，出生于湖南韶山冲，他从小与茶树竹林和水稻为伴，几乎跟大块的银子无缘相见，在他的记忆中也没有细软这个字眼。他的父亲叫毛贻昌，一说毛顺生，曾当兵种田，还会做生意，打算盘滚瓜烂熟，可以说做个会计师绰绰有余，他的业务是贩运生猪与大米，基本算得上是无风险买卖，史书上也没说他受到土匪的劫掠，或者工商行政的敲诈和衙役的罚款，所以说贻昌赚钱比较顺畅。他挣了钱，不给儿子花，不给他买手机巧克力，也不给自己娶小妾，而是要紧还祖上债务，余下的钱便是买田买地，自己盖个房都舍不得，有一野史说，贻昌不参与理财投资，也不参与诈骗式的保险，他只相信田地才是他利润的归宿，所以润之生在这个守财奴家庭，尽管赏尽了山山水水，却从没有尝到享有钱财的乐趣。
润之兄不爱劳动，喜欢看书和沉思冥想，其人生态度，就像前总理所说的“仰望星空”，而且对牲畜土地没有感情，做米店学徒也无兴趣，还不肯配合父亲做生意，贻昌很失望，曾试图以暴力迫使儿子改邪归正，让他认识到劳工的神圣，担当应尽的家庭义务。润之掌握了父亲爱子的软肋，拒不合作，而且还以跳塘自尽相威胁，贻昌束手无策，只好听之任之。他唯一的杀手锏，就是不给儿子学费生活费，所以润之看在银子份上，有时不得不妥协，甚至接受父母给他娶的老婆。
说真的，少年时代润之兄没有亮点，除了偷懒做光汤（好逸恶劳），享受自己的光阴，几乎没啥开心的事，最难过的是，银子对他也算得上嫌贫爱富，或者说避而远之。
在长沙的那段日子，润之兄精力充沛，嚼舌根家常便饭，写文章天马行空，除了洗澡有点困难，只好去湘江游泳，每夜均有住宿之处。有一说法，他曾有裸跑岳麓山的念头，也不知效仿愤世嫉俗的魏晋清流，还是想博取湖南学子的眼球。他有个恩师叫杨昌济的，赏识其学问才华，曾向章士钊郑重推荐，润之兄后来在他那儿喝了油井般的蜜糖（油水），显然与这次推荐有关。在我眼里，章士钊借给润之的二万大洋是他人生第一桶金。有一种说法，这笔钱财是资助给湖南学生旅欧留学的，买单者杜月笙，结果给润之兄一口吞了。
在没有机会狂喝蜜糖之前，润之兄大概凭着杨昌济的关系曾在北京图书馆打工，每月赚八元，一边工作，一边诱惑恩师的女儿，活得蛮滋润，这一方面有点像随心所欲的胡兰成，但不知为何半年就打道回府，可能是偷香没法得手，也可能收入不能平衡他的开销，还有可能受了知识分子的藐视。有一点可以肯定，并非是北平的雾霾、沙尘暴或暂住证而让他知难而退。幸运的是，老天似乎眷顾这个光汤，让他有机会参加某当第一次当代会，与他指定的何叔衡共享二百银洋，且获得了每人五十大洋的回程路费。这钱财犹如大旱之中的甘露，润之兄就此起家，开书店，搞活动，从而获得当的信任，每月一百大洋，直至一百六十大洋的活动经费源源而来。润之兄发展当组织并不热衷，往往投机取巧，发展少许亲朋好友，以凑成一个组织。他发现勤写报告就是获得经费的王道，就此写报告上了瘾。史料记载，只见润之兄如何改善生活，不见他将经费用于与组织活动有关的地方。
即便落草井冈山，润之兄也没有疏离钱财，他以打土豪掠浮财的方式解决粮饷，总算为当尽了一份力。在漳州一役中，他故态复萌，获得了一卡车的细软，又占为己有，对外宣传则是他喜爱的书籍。卡车一路往老巢行驶，直至穷途末路，由他的弟弟与亲信肩挑手提，藏于深山老林中的山洞，其行径有点像四十大盗。就此而言，润之是我当第一位贪污犯。在中央红军决定长征时，落魄的被排挤的润之兄靠这笔财宝救了一条命，他上缴组织，而让博古只好同意带他一起走，不然留在江西，结局等同瞿秋白。
当银子如影随形，跟牢润之不放后，他才对它貌似不屑一顾，称其为阿堵物。他口不言钱，中山装口袋也瘪瘪的，所有开销都由帐房先生代劳。这种现象直到文革时期才有所突破。具体说，一边烧书，一边取消作者的稿费，让外人无银两进账，而自己则大批量地印刷诗词、语录本和个人选集，以获得横财。据数据，他总共获得了连本带利一亿三千万的稿费。就此而言，他还是共和国成立以来第一个亿万富翁。
江苏／陆文
2017、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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