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20日，下荒村村民打来电话，说张文武被任相军的打手们打断了双腿。
而在不久之前，就是这个粗壮的北方汉子将我领进下荒村的。在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看来，所有来自远方的人都可能是他们的救星。或许，也可以作另外一种解释：倾诉本身就能使人宽慰，一个衣着整洁的城里人能够耐心听完他们悲愤而无奈的诉说，足以使他们感激不尽了。
但从踏入下荒村的第一刻起，我的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当他们一厢情愿地将希望寄托在我身上时，我感到羞愧，我没有能力帮他们获得公正，我只是一个关注中国现实的思考者和一个尊重事实的记录者。
在一个农家院子里，憨厚的张文武对我说：“去我家看看吧，我快要完蛋了。因为上访，我已经倾家荡产，老婆要和我离婚，离婚是早晚的事了，我快要完了。”
目光越过张文武家低矮的院墙，看见的是几近倾圮的主屋，旁边两间狭小而冰冷的配房，就成了张文武一家的容身之地。只看了一眼，我就转身离开这个又黑又冷的地方，因为我不想过分破坏自己的心情。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他已经不敢再出头了，“我一动，可能就会被派出所抓起来。”
在最初几个坚定的上访者当中，他最年轻。看上去，张文武大约45岁，中等身材，脸色黢黑，身体健壮。
我曾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中，对内蒙古自治区喀喇沁旗马蹄营子乡下荒村（现已划归赤峰市元宝山区管辖）林地纠纷案的来龙去脉和是非曲直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参见《民主中国》2006年12月号） 在弄清林地纠纷的是非后，我并没有鼓励村民通过上访或司法诉讼的方式来寻求问题的解决，因为，多年的上访已使他们陷入贫困，其中还有人忧愤交加而死，另外，在现实情况下，毫无结果的诉讼马拉松也会让他们不堪承受。虽然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村民对王义全贪污腐败的指控，但任何有逻辑思维的人都明白其中的猫腻，别的不说，林地承包时，有村民要求以48万元价格承包，村支书王义全却以45万2千元的价格承包给外村人任相军。另外，一个原本富裕的村子在王义全的控制之下，被弄到负债累累。
目前王义全仍是下荒村支书，而任相军则是远近闻名的富翁，村民说任相军在附近开着煤矿，也有人说他手里还有一家建筑公司。如果我鼓励这些既无权力靠山也无经济支撑的农民与王义全和任相军相持到底，我简直是在害他们，因此，我建议他们尽量争取通过行政调解的方式与任相军达成妥协，毕竟，从某种意义上说，任相军也是王义全胡作非为的受害者。
在与地方官员的谈话中，我曾提出了以调节来代替诉讼的建议，我认为，最理想的调解方案应该是：承认一组和三组村民对林地的所有权，以目前已进入采伐期的杨树价值为依托，对任相军进行合理补偿，并且不再追究村委侵占一组和三组林产的责任（理论上说，452000元的承包费用于修建学校，也造福了一组和三组的村民）。这种解决方案虽然使农民丧失很大一部分原本属于他们的利益，但土地和林产的确权，可以使他们从此放心地从事树木的砍伐、更新、养护以及林间农作物套种，此后的经济收益仍是可观的。有关部门如果继续维护任相军的30年承包权，不仅从根本上侵犯林权，任相军也要面对村民的仇视、实际占有林地超出合同承包土地（合同承包土地又超出林权证保护的亩数）等难题，倒不如从棘手的林地纠纷中抽身出来，专心致志地去做他的建筑工程
我的建议不只是出于对农民的同情，即使对任相军来说，也是一种比较理性的妥协方案。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在权力与金钱结合的现状之下，长期以来，权力的默许和偏袒，对任相军看来，已无异于纵容：
2006年12月18日，任相军派人公然违法砍伐林木（未办采伐证），很多村民当即对此表示愤慨；
2006年12月19日夜间十点钟，以任相军的哥哥任相春为首的至少七八名歹徒闯入张文武家中，用铁锨砸烂张文武家的玻璃，跳入室内，高喊着：“打死他，打死他。”同时用铁锹对张文武进行了致命的殴打，在这次殴打中，张文武被打到多根肋骨断裂，两条小腿均被打断，另外，额头、后脑、嘴唇、膝盖、后背均被歹徒用铁锹直接打击，事实上，用打击一词已不能描述殴打行为的残忍，歹徒其实是用尖细的铁锹直接刨进了张文武的身体，他的两条腿完全就是被铁锹硬生生刨断的。
得知张文武被打伤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沉重，尽管相隔四百多公里，但出于无法遏止的愤怒和同情，我还是专程去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元宝山区的一家医院看望了他。
我没有足够的证据，所以我不想说林地纠纷案背后一定存在腐败，但很显然，地方官员对待张文武这些一直坚持上访的农民的要求是消极的，张文武这些无权无势的农民面对的环境，不用我说，任何熟悉中国现实状况的人都可以想象。
我知道，我帮不上张文武，但我无法不对他表示同情和关心。和他一样，我只是中国社会的一介贱民，我们同样身处社会底层，唯一不同的是，我是一个城市贱民，而他是个农村贱民。
二十多天过去了，张文武仍躺在病床上，两腿上的石膏和绷带仍未拆除。
“算我命大。”原本十分强壮的张文武用虚弱的语气对我说，“当时这里的血管被刨开了。”他翻开上嘴唇，让我看口腔内缝了七针的伤口。
“血根本就不是在流，而是在朝外喷。”他继续对我说，“第一锹就把我打昏了，等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根本站不起来，就知道腿被刨断了。”这时候，身边躺着为保护父亲而被歹徒用铁铲拍打的女儿，而歹徒仍在高喊：“打死他，打死他。”
医院对张文武的伤情鉴定为三处轻伤，三处轻微伤，其实，可以说，张文武身上几乎每一处都被歹徒疯狂殴打过（有至今淤黑的伤处为证），不，我要再次修正我的说法，是被疯狂刨过，也就是说，张文武的身体象土地和沙石一样被铁锹刨了进去。
据张文武的女儿说，当时歹徒们就是用刨地的方式刨进张文武的身体。我第一次听说铁锹可以用作杀人的凶器，这种创意，恐怕就连黑社会分子也想不出来！
张文武一再对我说，幸亏他身体健壮，否则非死不可。醒来后，张文武支撑着身体，用手机拨打了110、120，而在警车到来的时候，歹徒们已经涌进另一位访民宋国民的家中。与张文武一样，宋国民家的玻璃也被歹徒们用铁锹砸烂，但宋国民比张文武幸运，他家中的窗户结实得多，歹徒没有能够进入他的卧室。
张文武遗憾的是没有进行反抗就被歹徒打昏了。那天晚上，他有一种不好的预感，本想出门找把铁叉放在床边防身，但在歹徒敲碎玻璃的同时，他那弱不禁风的木门已被歹徒猛力拉开，“如果有一把铁叉在手就好了，铁叉比铁锹长，他还刨不到我，我就能捅过去，捅死一个算一个。”
凭张文武健壮的身体，如果真有一把铁叉在手，受伤的就不只他一个人了。至于发生命案的可能，只是手下用力轻重的问题。当一个人面对七八个歹徒的时候，如果他有还手的能力，他会在意用力的轻重吗？“[NextPage]”
12•19血案发生后，张文武的家人至今不敢在家中睡觉，村里几个一直上访的村民，也为自己的安全担忧。在医院里，我见到张文武的小女儿，看上去是个尚未成年的小姑娘，又瘦又矮，一幅很可怜的样子，她的被褥就铺在父亲病床旁边，一方面是为了照顾受伤的父亲，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敢回家去住。
12月19日夜里，歹徒打人后扬长而去。据说两天之后为首的任相春投案自首，其余歹徒逃散，张文武说不上这些人的名字，因为上来第一铁锹就把他刨昏过去了，他什么都没看见，而他女儿也不认识这些人。在警方的《委托诉讼代理人告知书》上，我只见任相春一个人的名字。
张文武被抢救过来之后，任相春曾托人到医院送来五千元钱，此后便无人再来，但任相春的家人通过警方转交了医疗费。看来，在这样残忍的恶性伤害事件面前，警察是不会（或者说不敢）过分枉法的。此前，由于任相军的诬告，公安和法院曾经不客观地站到任相军一方的立场上，但由于下荒村村民的顽强坚持，由于他们长期的上访和诉讼行为，当地官员不会看不到他们的决心和毅力，因此，我相信任何有头脑的官员都不会在12•19血案之后还有站在任相军、任相春、王义全一边的胆量，除非他们想钱想疯了。
在《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独立调查与分析》一文的最后，我曾写到：“我对下荒村林地纠纷案的妥善解决并不抱乐观幻想，下荒村林地纠纷的事态发展，仍需密切关注。”事实上，下荒村林地产权归属并不难得出正确的判断，也完全可以形成良性的调解方案，尽管我并不赞成当地村民“各级官员都被任相军收买”的说法，但是，地方官员显然没有积极地介入这一纠纷的调解，于是我们终于看到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从村民这边来说，张文武的伤势之重，必定使他丧失相当程度的劳动能力（甚至可能是全部的劳动能力），其他上访村民也担心遭到歹徒殴打，不敢回家睡觉，整个村子里人心惶惶；从任相军和任相春一方面，尽管任相春“投案自首”，但对于如此严重的入室行凶和打砸事件，我不相信任相春的暴行会逃脱法律制裁，而任相军的采伐行为目前已经被制止，他仍然无法有效实施对林产的养护和采伐，另外，我们可以合理推测他在暴行中所起到的作用，除了张文武的医疗费，他可能还要承担任相春和其他歹徒的损失，对他来说，这样的非理性之举并不会带给他任何好处；对林业等政府管理部门来说，他们丧失了调解的最佳时机，不仅增加了日后调解和裁判的难度，还增加了村民对政府的怀疑与不信任，使政府形象大为受损。
放着各方皆赢的方案不要，闹到目前这种各方皆输的结果，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消极以对造成的恶果，在这一事件之后，我开始怀疑当地政府是否能够秉持客观公正的态度还张文武和下荒村村民以公道。至少，从目前来看，并没有警方积极追缉在逃凶犯的消息。
我买了点营养品给张文武，嘱咐他安心养病，并鼓励他坚信歹徒会受到惩处，虽然我无法给他什么实质性帮助，但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最终总会有正义的回归。在如此恶劣的入室行凶案面前，尽管任相军有钱，尽管王义全有势，但他们还没强大到可以一手遮天的程度，政府内部也不乏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人，面对张文武血肉模糊的照片，相信他们会做出正确的判断与选择，谁愿意把自己继续绑在王义全和任相军权钱交易的战车上，只能说他是个傻子。
但张文武对任相春等人能否受到法律的严惩表示怀疑，他对事件发生后的一些反常现象表示担忧。我只能空泛地安慰他几句，因为，除了安慰性的语言，我实在也说不出什么话。和张文武一样，前来探视的村民也表达了他们的担忧，这足以说明腐败已经给社会带来严重的伤害，如果在这样的血案面前村民都没有信心，那就只能说，当地的法治环境实在太糟糕了，否则，长吁短叹的应该是任相春和他背后的人，而不是这些完全无辜的村民。
和上次一样，又有村民匆匆赶来向我诉说他们的冤屈，下荒村距离张文武所在的医院十几里路，我很奇怪他们会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赶了过来，但是，我以张文武需要安静休息为由阻止了他们的诉说，暗示他们等一会儿出门再谈，但走出病房我就悄悄地溜了。抱歉，各位乡亲，我不是记者，也不是什么好汉，我甚至不是一个维权者，我缺少维权者所需要的法律知识，也缺少那样一份坚持到底的韧性，一直以来，我们谴责那种对别人的痛苦默不做声甚至扭头走开的自私行为，但是，当你真正体会到身为中国人的无力感时，也许，走开是正确的选择，因为，正视别人的痛苦并不能改变什么，只会让自己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抱歉，各位乡亲，我只是一个偶然认识了张文武的外来人，由于这偶然的结识，我无法对张文武的严重受伤装聋作哑，但我无力将更多的伤痛故事灌进我的耳朵，听着张文武的诉说，我的心情已变得足够灰暗。我为躺在病床上的张文武拍了几张照片，但当他要把事发后不久拍摄的照片拿给我时，我拒绝了，我是个怕见血的人，从小到大连鸡都不敢杀一只，怎么敢面对一个人刚刚被铁锹刨过的身体！
离开医院，一种比塞外寒风更冷的绝望袭来，如果事态的发展真如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分析的那样，“投案自首”的任相春在轻判之后很快被放，而其他打人者外出躲避一时后也就可以大摇大摆地回来，那么，张文武和他的乡亲们以后的日子将更加艰难，如果凶手们轻易就逃脱了法律的制裁，其嚣张气焰必将日甚一日，下荒村的林地纠纷案或许有一天将演变为更严重的血腥冲突。我更无法想象已经濒临破产的伤残农民张文武如何面对以后的生活，断了双腿的他，可能连他那辆破旧的摩托车都骑不上去了，纵使乡亲们同情他的遭遇，谁又能帮助他和他柔弱胆小的女儿呢？而在这场灾难之后，他的妻子是否会更坚定地要离开他？在医院里，我没有见到他的妻子，也没听任何人说起过她，因此，我不敢轻启这个话题，在一种悲伤的情绪之下，我克制住我的好奇心，没有多问。
安慰和祝福的话，已经在医院里对张文武说过，此刻，回到家里，强压着沉重而绝望的心情，坚持把张文武的遭遇写出来，除此之外，真的无能为力。
在2007年已经开始的时候，这种无力感或许并非我一个人的感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