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杜光先生（网络图片）
自从《炎黄春秋》被劫夺霸占、“共识网”被迫停办以后，人们在惋惜这两个言论园地的消失之余，不能不为党内民主派的前景担忧。这两个园地，一个是纸面杂志，一个是电子网络，主持者都是老共产党员，可以说是党内民主派硕果仅存的舆论阵地。它们几乎同时丧失，意味着党内民主派不再拥有言论和出版的自由，很难再发出呼求民主自由的呼声。
就在人们对党内民主派的舆论阵地被扼杀感到惋惜而无奈的时候，一个多月前的岁末，两本出自党内民主派的著作先后面世——一本是杨继绳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香港天地出版社出版；另一本是杜光的《理性的呼唤》，自编自印的非正式出版物。
这两本书都是党内民主派的正本清源之作。《天地翻复》对文化大革命做了全面的梳理，向人们揭示了这十年动乱的真相，纠正了《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一些不实之词，如说文革是林彪、江青利用毛泽东的错误，“背着他进行了大量祸国殃民的罪恶活动”等等。《理性的呼唤》则对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以至若干重要的方针政策，从理论上进行剖析评论。本文着重评介《理性的呼唤》。
（一）
《理性的呼唤》作者杜光在该书的前言里，引用了他在2004年所写的、也就是本书第一篇文章《划时代的文献和时代性的缺陷》里的表述，申明了他编印《理性的呼唤》的意旨。那就是：几次中央全会的文献和传统的意识形态，“在一些带根本性的理论问题上，仍没有超越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观”，在许多问题上，“都遗留着传统观念的陈迹。这些不科学的似是而非的概念和命题，……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建国以来长期灌输、反复教谕的结果，它们已经凝固成为整个社会的传统思想。尽管我们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抛弃了包括计划经济在内的许多传统观念，但还有很多已经成为传统的理论观念，仍然顽强地占据着人们的头脑，即使是坚定的改革派和明智的政治家、理论家也不例外。这也是目前这个时代所难以避免的意识形态缺陷和社会思想弊病。面对这个可悲的现实，我在深深遗憾的同时，又感到万分的无奈。我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尝试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对指导思想上的这些误区，进行力所能及的分析，希望能引起关心改革前途的当政者和有识之士的思考与批评指教。”这些写于12年前的文字，今天读来，更显出作者的无奈与悲怆！正是因为深感12年后依然“面对这个可悲的事实”，作者才把这些出于理性的思考成果编辑成书，希望能唤起人们、特别是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机构的思考与觉醒。虽然明知此举难免会有“与虎谋皮”之讥，但仍然义无反顾，冒险犯难，表现了党内民主派的执着和勇气。
杜光是共产党内极少数真正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学者之一。与许多把马克思主义异化为列宁式、毛泽东式教条的御用学者不同，他是从马克思著作的原意来解读马克思主义的。他之所以敢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提出义正词严的批判，就是因为他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高地上，而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的。作者在本书前言里说：“德国的著名诗人海涅说：‘站在巨人肩上的一个侏儒，当然能够比这位巨人看得更远，特别是他架起一副眼镜的时候。’我在学识上只是一个侏儒，但我有幸站在马克思的肩上，而且有着曲折坎坷的人生，包括21年的右派贱民生涯，就像戴了眼镜一般，帮助我更清晰地观察历史现象，反思经验教训。”这一段独白，反映出这位作者的苦心和自信。
在前言里，作者还简要地回顾了他的思想历程。他在1947年就接触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名言：“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们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存在的物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他后来“对照上世纪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革命，发现这个革命同马克思提出的历史唯物主义大相径庭。”“这几十年的历史实践表明，五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摧毁了初生的民主主义，随之而来的，不是建立起什么社会主义社会，而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他由此引申到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得出结论：“‘社会主义革命’以来六十年的历史表明，我国社会基本上是在违反马克思主义的轨道上运行的。”这大概就是他编写本书、呕心沥血地发出理性呼唤的出发点吧。
（二）
《理性的呼唤》的内容包括两大部分：一是对中共的四次中央全会的评介与分析；一是关于意识形态若干理论问题的探讨。此外，还有几封给中共中央的信，据了解，这些信经由组织上送后，没有一点回音，连一张收条都没有。
第一部分包括对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五中全会和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的评论，其中，关于十六届三中全会和五中全会的评论，主要是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展开的（在对十八届三中全会的评论中也有所提及），如：
（1）“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不科学的命题。“市场经济作为历史形成的经济形式，有着自己的运行、发展的客观规律，它不姓资，也不姓社，不会因为给它外加一个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属性而改变它的特征和规律。”（见《理性的呼唤》第14页，以下所有引自此书的引文，均只注页数）
（2）“认为国家所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公有制，是一个历史性的误会。”（19）“如上所述，我国的国有经济既然不是公有制经济，而是一种比资本主义还要落后的专制性的垄断经济，那么，‘以公有制为主体’岂不成了以垄断经济为主体？”（40—41）
（3）分配方式的涵义，“本质上是剩余价值的分配，也就是利润的分配”，（22）等级工资制不是按劳分配，所以，十三大以来的多次中央全会提出“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或“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在理论上都是错误的。
（4）“民有经济是同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经济形式”，“以资本主义性的民有经济取代封建性专制性的垄断经济，正是我国有待继续完成的民主革命的意义所在。”（41）
（5）本书肯定三中全会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即 “统筹兼顾，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认为把“统筹兼顾”规定为“五个统筹”，即“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33）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但同时也指出，五个统筹中缺少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协调发展，对贯彻科学发展观极为不利。
（6）“改革既是民主革命的继续，也是对全面垄断的突破。”（36）“突破垄断的困难，根源在于人们意识形态上的斯大林主义的深刻影响。”“要卓有成效地把改革进行到底，攻取垄断这个坚固堡垒，就一定要从斯大林主义的影响下解放出来。”（38）
（三）
本书对十八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所涉及的深化改革和依法治国问题，也从理论上作了深刻的分析与评论，举其荦荦大者如：
（1）“毛泽东独裁统治下的中国，是以‘四垄断’为特征的专制主义社会。所以，改革开放的本质要求，就是要革除四垄断的专制主义，代之以经济市场化、政治民主化、文化自由化、社会平等化。这是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目标。（45）
（2）“政治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是革除对权力的垄断，建立制约、监督政治权力的机制；与此相对应的是还权于民，公民享有宪法规定的自由权利。”（50）“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是以宪政民主取代一党专政，以宪法规定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取代一切权力属于共产党。”（53）
（3）把包产到户纳入“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使这个伟大的历史事件，带有浓重的悲剧色彩。（54—55）在这个“名为社会主义实为专制主义的框架”里，无法实现“耕者有其田”，以致今天的农民只能在耕种、收益、流转、抵押等名义下，行使对承包地的权利，“这就使土地制度的改革带有明显的不彻底性，”（57）
（4）“文化是人类追求自身完美和社会完善的过程，也可以概括为对真善美的追求，它的结晶就是文明。”要改革文化体制，“就应该解开对文化发展的束缚，建立有助于文化自由发展的体制机制，为文化的发展开辟广阔的天地，让人们为争取自身的更加完美和社会的更加完善而齐放、争鸣，畅所欲言。”（63—64）
（5）“社会团体是公民社会的支柱，是公民自由组织的重要形式，也是链接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的桥梁，更是保证社会和谐安宁的有效工具。”“特别是在实施宪法、构建宪政民主的过程中，它将会扮演十分重要的角色。可惜，执政者见不及此，却把民间自发的团体视为洪水猛兽，防范打压，不遗余力。”“严格说来，《决定》关于社会团体的改革思路是违反宪法的。”（65）
（6）十五大提出按生产要素分配“其最有价值的涵义，在于承认劳动者有权参与剩余价值即利润的分配。”（67）但迄今为止的政策，却都把劳动者排除在利润分配之外，无异于“买椟还珠”。
（7）人类社会迄今经历过三种不同的法治形态：自然的法治形态，专制的法治形态，民主的法治形态。“专制主义法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是捍卫统治阶级的利益，巩固专制主义统治；限制奴隶和农奴的自由，以各种形式的刑罚把他们束缚在奴役的社会生活中。”（82）“民主主义法治形态的基本特征是维护社会成员的自由权利，限制、规范国家权力的运行。”（83）“我国现阶段的法治形态，尚处于专制主义法治形态向民主主义法治形态转化的过渡时期。”，侈谈社会主义法治，“就有陷于专制主义法治的危险。”（87）
（8）“倡言依宪治国而又反对宪政，奥秘就在于执政者所依之宪，不是具有普世意义的宪法原则、宪法精神，而是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因为现行宪法具有两面性，既有民主性，也有专制性。执政者所依之宪，“是这个宪法中的专制主义内容，而不是宪法中的民主主义条款。”（90）
（四）
本书的后半部分是作者从2014年9月到2016年4月陆续写就的有关意识形态的理论文章，共13篇。据第一篇文章的小引介绍，2014年八九月间作者因病休息，当时“各种信息传来，听后深为焦虑，感到自己不能置身事外”。是什么信息使作者深为焦虑呢？他说：“获悉一些信息，颇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似乎一场意识形态的大论战迫在眉睫。这是权力和思想的博弈，暴政和理智的博弈。它被说成是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之争，实质上是专制主义同民主主义之争。”（98）可见，这些文章是作者为意识形态的论战而写的。他认为，“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许多根本问题上，是非混淆，真伪颠倒，人们被伪装先进而实际上违背历史规律的谬论牵着鼻子，摸着石头，跌跌撞撞地在布满荆棘的歧路上蹒跚前进，却自以为已经走上光明的坦途”（126）正因为有感而发，所以在这些文章的字里行间，洋溢着昂扬的理论激情和浓厚的感情色彩，每篇都贯穿着对传统意识形态的批判精神。如：
（1）毛泽东发动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典型的历史唯心主义”。“在我国的生产力十分落后、封建专制主义还弥漫于整个社会，根本不具备社会主义的客观条件的情况下，强力发动所谓的社会主义革命，结果扼杀了新生幼弱的民主主义制度，使我国社会再次陷于封建专制主义复辟的循环。”（99）
（2）“马克思的阶级斗争观点，作为一种理论形态，本来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的理论武器，但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却把它变形为镇压异己的工具。”（105）“所谓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实际上是处在统治地位的政治力量为了巩固其专制统治而发动的镇压异己的借口，它反映了专制主义对民主主义的压制与摧残。”（129）
（3）“普通所谓的历史虚无主义，指的是以虚无主义的思维方式来对待历史问题，把历史真相‘虚无’掉了，而把‘虚无’的假象塞进历史。”（113）“目前存在的历史虚无主义的主要倾向，不是否定、虚无历史上的成就，而是否定、虚无历史上的失误。有关当局不许媒体和民间讨论历史真相和领导工作的失误，坚持虚无或淡化执政几十年来的错误，拒绝从中接受应有的教训，这种历史虚无主义已成为阻碍社会健康发展的一大祸害。”（115）
（4）“‘专政’这个概念，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只是表明应该掌握全部政治权力，没有更多特殊的涵义。”“马克思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是他关于阶级斗争理论的延伸，也是建立在他误判当时阶级形势的基础上的。”（117）“实际上是马克思恩格斯的幻想的产物。”（119）
（5）人民民主专政的概念来源于列宁的“工农民主专政”。它被毛泽东解释为“对人民民主，对敌人专政”，并且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体，写进宪法。但这个概念既不合逻辑，也不近情理，更有悖法治。近几年对维权人士的迫害，反映了“法治屈服于专政，为专政服务，以‘法治’的形式，实现了‘专政’的功能。”（126）
（6）推行股份合作制，“不是要‘放大’国有资本的功能，而是把国有资本从垄断资本、权贵资本转化为社会资本。”（139）它“既表现为企业总资本的重组，也意味着生产关系的变革”。（140）其根本意义在于“使垄断经济逐步融入市场经济，改变市场经济残缺不全的畸形状态，建立起完善的、健全的市场经济。”（142）
（7）主流意识形态的谬误，主要表现为：“不理解中国现阶段所处的历史方位，同当代历史潮流相悖，违反历史规律”；（143）“违背意识形态自身的发展规律，打压不同的意识形态，造成了社会精神领域的贫乏和畸形”；（144）“空洞的理论脱离社会实践，造成人们理想和信念的失落”；（145）“把已被全面歪曲的马克思主义确定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独断性和排他性。”（147）
（8）“资本主义自身存在着自我否定、自我扬弃的因素……它从诞生的第一天起，就带有推动生产和进行剥削的双重性质，也可以说是具有两种相互对立、完全不同的功能。它的自我扬弃，主要就体现在这两种性质和功能的相互消长上。”（150）“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和平演变和自我扬弃，最终将导致自身被新的生产方式所取代，造成这个结果的动力，不是外在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革命暴力，而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自然过程的必然性’。”（152）
（9）“自由必须以理性为基础，以不损害他人自由为前提，以法律为准绳，……这是自由的内涵，也是自由的特征，任何社会，任何个人，都是如此。在不同国家、不同社会之间，只有由于社会发展不平衡而产生的自由实现程度不同，除此之外，没有什么资产阶级自由、无产阶级自由，或西方自由、东方自由之分。”（155）
（10）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本质特征是新闻自由，（161）但有些作者却把“媒体姓党”、“爱党、护党、为党”说成是“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丰富和发展”，（160）这是“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背叛与污辱。”（162）
（11）马克思恩格斯的专政观和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专政观，不但历史渊源和社会基础大不相同，“两者的基本涵义，甚至可以说是南辕北辙，互不相容。”（163）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在马克思恩格斯的时代，始终停留在理论领域，是一个幻想，一个神话，是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在列宁、斯大林、毛泽东的时代，却被用于实践，成为戕害民族的毒物，屠杀生灵的利器，成为专制统治的神主牌。”（173）
这些读来令人惊心动魄的评论，言之有据，掷地有声。它是党内民主派的理性呼唤，也符合于爱国民众的期盼与诉求。作者在扉页的书名下面标明：“为六中全会要求的十九大的理论准备工作提供参考”，不知道参与十九大理论准备工作的人员是否会参考作者提供的这些思想材料？但是，我认为，无论如何，它对广大共产党员和关心国家前途的民众，都是很有意义的理论读物。作者在这本书里提出的一些思想观点，具有广泛的社会价值和悠远的历史意义。我希望能有更多的读者阅读这本苦心孤诣之作，并且能引起他们对历史的回顾和社会发展前景的思考，并得出自己的结论。
2017年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