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重病的何家栋先生和笔者留影（作者提供）
这一个八月十五，大雨滂沱，湿气弥漫；遭遇台风的上海，远离星光月夜，沉默于暗黑风雨中。这一个中秋夜，我独自骑车去打印教案，一路上，秋风秋雨灌进雨披，打在我腿上，皮肤上，裙角都湿了。这使我依稀想起，十多年前的往事，有过很多次，我在这样的风雨天，骑车上街配中药，治疗自己的咳嗽。那时节，我病休在家，喘息性咳嗽四年才好，依照一张上海名中医开的药方，照方抓药，每天服药两次。没事不出门，并不觉得孤单，反而很充实，因为我有何先生的来信可读，可期待。
何家栋先生是我的至交好友，我可以向他倾诉任何心事，任何想法。他对于我则是天南海北无不回应，无条件地理解我，关爱我。我和他之间一封接一封的通信，是文坛间一件湮没的掌故，通信的第二年，他就把我写去的信夹在来信里一一寄回，很期待我将来发表这些信件。那是何先生的遗愿之一，但是我至今没有动作。坦率说，他去世之时，我跑到小区门口广场上，心碎地看着跳舞唱歌的妇女儿童们，不得不正视这样一个现实：没有多少人关注到何先生的离世。哪怕是不存在绵密的思想控制，中国人依旧乐衷于享乐，多数不关心一个为国家理想献身的前辈思想者的辞世。我们都太渺小了，我和何先生在五年间的思想交流，在灯红酒绿、风雨飘摇的小时代，算得了什么呢。我们的探索，我们的成就，也许在后世看来，只是在于摆脱了待宰羔羊的命运，如此而已罢。
2001年秋天，因为替一本刊物组稿，我联系到何先生。我在电话里通报自己当时的笔名“林瑟”，他笑说，“哎呀，这都是化名，化名啊。我可是连你真名也不知道。”我不禁被他逗乐，就报给他真名“我叫严伟英，严肃的严，伟大的伟，英勇的英。”他记录了下来，轻笑着说，“小时候，和我一起上战场的女孩子，叫严伟。”那之后很多年，看到他自传，我才知道严伟是他的初恋情人，他对于我的独有青睐，很有些移情的成分。实则我在上海，他在北京，我只在他临终前和他见了一面，并无太多生活交集。但我总一遍遍想起他。在他辞世十年后的今日，我仍旧要说，何家栋是我见过最出色，最有魅力的男性，我无比怀念他。
我和何家栋结交那一年，他有七十八岁了。他在信里告诉我，他眼瞎，耳聋，没牙，不想见到我，而那时，我才二十八岁。多年后看传记资料，才知道何先生年轻时是英俊灿烂的美男子，革命路上，追求仰慕他的姑娘有好多。瞧，这就是青年时期的何家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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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何家栋）
通信起始，我知道他眼睛有一只是瞎了，他经常在信里告诉我“眼睛越来越看不见东西”，“恐怕真要全瞎了”。我一见到这类话，难免大哭一场。而我当时正因咳嗽喘息不止，在上海各大医院谋求解药，在信中略谈了这些情况，他每次回信，一开头就安慰我，找些关于过敏和咳嗽的报章资料寄给我，劝我好好保养。对于他的眼睛，我是毫无办法，寄过去一则关于蜂蜜对青光眼有益的报道，他说可以一试。但我知道不会很有效。
他的眼瞎是被运动整出来的。他是《刘志丹》一书责任编辑，被毛泽东批“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自此整得死去活来。文革中一个儿子被打死，一个儿子自杀。在一次批斗中，一个红卫兵从后面用板凳击中他后脑勺，那之后，何先生眼睛越来越模糊。文革结束后，被诊断为青光眼，有朋友提议开刀一试，在一只眼睛上做实验，结果失败了，他一只眼睛彻底失明，另一只眼睛依旧青光，视力越来越弱。
在半瞎的状态下,何先生写作了大量深刻文字。他笔锋敏锐，字迹清秀，信中有着整洁细致的温情。瞧，这是2001年9月11日他写给我的第一封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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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真正的硬汉，几次蹲监狱，屡败屡战，这都不说，任何时候都保持着礼貌，即使是病入膏肓，肺癌使得他连续一个多月无法入眠，咳血不止，他依旧可以礼貌地接听电话，思路清晰，“喂，你好。”他平稳地压着声调，到辞世前两天还是维持着。“我现在其它都好，就是胸口很闷。”一直到去世前一天，模糊弥留，再认不出人来，他终于是模糊了这些做人的信念，无知无觉地睡去了。
我去探望他，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看他从卫生间里出来，昂首抬头，腰板挺直，从容迈步，此时他接近全瞎，只看得到眼前小范围光晕处的景象。一个多月来咳嗽无法平躺，只是间歇靠在叠起的被子上小睡片刻。据他信里说，他这是多年在政治运动中挨整后的自动反应，走路昂首挺胸向前，别人就叹服——何家栋这人，怎么就整不垮呢！我看着这腰板笔直平静的盲老人的背影，有些恍惚，这是血肉之躯的八十三岁老人在肺癌晚期的姿态吗？真真神一样刚强。
十年后，翻看何先生的来信，发现他给自己的标签竟是“待宰羔羊”。
“我们都被驯化，以做驯服工具为荣，就这样，还得整得死去活来。那时户口粮票都在人家手里，不跟着转实在也没有别的法子。你要玩理想主义，不玩怎么办？所以我并不觉得这个理想主义者有多高贵……你见过农村宰羊么？把一只羊的头按在木墩上剁掉，下一只羊就乖乖地把头放在木墩上。猪会逃，羊是不会逃的。我们就像羊一样温顺。没有这么温顺的一群，革命怎么能胜利呢？”
“像我这样的小人物，随大流翻翻滚滚，能值几何。一场大革命，就是由这些小叶小草汇成的，一场大风，哗啦哗啦响，直像马克思说的，有英雄而无业绩。不过是给‘革命’这个精灵壮一壮声势罢了。好像我们从来就没有为自己生活过。”
何家栋去世后七年，其大名终于见天日，出现在百度百科上。记录者敬称为“中国当代杰出的出版家、思想家、作家。思想界的标杆。”这些评价相较于同时代众多浪得虚名者不过分，但我觉得很陌生。何先生不喜欢过誉之辞。他在信里说，“我心里是不大看得起文人的。有一点常识就叫思想家，写过几本叫‘书’的东西就叫作家，你说这样的文人有什么意思？”
站在历史上的大时代上看，我看得到何家栋。他真的只是羊羔群之一员。这批羔羊不简单，被荒唐年代裹胁着，搭起一架又一架绞肉机来，发动一次又一次运动，革命吃掉自己的儿女。有一个叫何家栋的羊羔倔强地跑出屠宰场，侥幸逃生，在一路上他带走了几个同类。没能救到大势，倒是和一些幸存者结群。期间有成员牺牲，包括他的二子一母。最终，他在野外憩息了，把流离探索的一生记录在纸上。他仅是一只不甘沉默的羔羊，喊过几声，帮过一批羊。如此而已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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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家栋手记
如今距离何家栋先生去世，有十年了。
我该怎样表述我这位忘年交的丰富个性呢？用我的心，我的笔，我触摸到他的灵魂。他具有幽默的智慧，灵敏的情商，硬汉的气节，礼貌的修养。是的。但不止于此。更是他那份常存天地的正直善良，无微不至照顾同道的赤诚爱心，让亲友们久怀感念。
从一开始，我就知道他的电话受监听。当时我对国安极怕，心中恐惧，在电话里不敢多说，一有想法就写信。后来发现，他的习惯是绝不牵连他人，和人交往之先早有安排。他十五岁起即是地下党员，有烧掉书信的习惯，用他的话来说“随时可以出逃”；但我写给他的信他舍不得烧，就一一寄还给我。慢慢发现，他这种保护朋友的习惯是超越党派主义之争的，只要是为朋友，无论左中右派，他都敏锐细致地维护。
陈子明坐牢十三年，后期保外就医，在家里服刑，一个班睡他家楼下。陈收到何先生托人转来的纸条，上面一般是何先生写的题目或框架，陈就打字写文章。陈子明在服刑期写作大量社科类文字，这其中包括发布在网络上、引起我关注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陈当时笔名王思睿，属服刑人员，发表作品归功于各方帮忙，一旦有媒体来联系作者，何先生就出面顶着。那时何先生对我说：“我就是王思睿。”我震惊，看文风犀利透彻，不像七八十岁的老人写的。陈出狱后，何先生直言告诉我，“陈子明就是王思睿，那时候在坐牢嘛，我也是王思睿。其实你该看得出，哪些是我写的，哪些是他写的。我一般出个框架，他看书多，文章里有旁征博引的文字，那都是他写的。”后来我和何先生合作一篇文章，终于领教他的老辣深刻，乃是署名“王思睿”文章的思想根基。何先生去世后，陈子明的公开学术文字多显得思维松散，迥异于两人合作时期。
何先生临终前彻底放弃了对“王思睿”的所有权，把这一笔名的荣誉，全部让给陈子明。去世前在病床上，他校订了自己的文集。人一去世，印刷厂就被查抄，还连累丁东夫妇和另一位编辑被抄家。一年之后，《何家栋文集》正式出版，我看收录的文章，当年引起震动的《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不在其中。多年来，他和陈子明的文章混淆在一起，他在临终前解决了这件心事。以我对他的了解，这次的校对文集，半数还是出于对合作伙伴陈子明的维护和谦让。
陈子明是著名民运人士，晚年何家栋的名字常和他联系在一起。外界就盛传何先生是自由主义者。何先生不认可。他在信中说，“我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自由主义者，与民运分子更不沾边。我自认为我是主张和自由主义结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曰党内民主派。”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位，非常清晰。他和小自己一辈的陈子明结盟，其实二人归属的流派阵营并不全然一致，他对陈子明的保护，就是对朋友的仁义，对战友的患难与共。他曾多次对我说，“我和陈子明的关系，就像鲁迅和瞿秋白的关系一样。”
鲜为人知的是，他也会维护反方阵营的朋友。我亲眼见到的一幕，是他临终前竭力保护刘亚洲不受牵连。当时还在位的刘亚洲中将，因为几篇国家战略的文字在网上成了红人，何先生抛出一篇《关于刘亚洲战略思维的问答》，对刘亚洲狠狠耳提面命。小一辈的刘亚洲挨了一顿批，并不动怒，表现出心悦诚服地受教，托人转送一套他自己的文集，扉页还题写了字句，“中国可以没有毛泽东，中国不能没有何家栋。”美誉之至。那天我在病房，看到何先生接电话，是记者高瑜打来的，高瑜在问送来的猕猴桃如何，要不要再送一箱来，接着问起别的事，何先生笑说，“刘亚洲？刘亚洲明天来。”但接着他气色变了，“……你明天也想过来？不要不要！你不必来！”放下电话，他啪地一拍桌子，把电话机都拍翻了，骂了句三字经，“嘴巴快，老是这样乱说话！（指他女婿韩三洲）刘亚洲来看我这件事，怎么能随便传。人家是在位子上的人，来看我这件事，多半是向上级请示过。怎么能随便外传呢。”继而，他又微笑灿烂，欣慰地握拳，说，“我早想好了，和他说什么。我要说，两岸需要和平，不需要战争！”
记者高瑜也是著名民运人士，一生中曾失去自由多次，现在又被关起来了。她是八九年《经济学周报》副主编，何先生老同事。何先生曾任《经济学周报》总编辑——这家报社在八九年陈希同的平暴报告上被点过名。何先生一直被认为是高瑜、陈子明等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同盟，刘亚洲要探望这位前辈，作为在职中将是要顶着一些压力的。鲜为人知的是，何先生竭力维护刘亚洲之心，到了非常敏感的地步。上述这段小插曲，我特意写在这里，彰显何先生并非世人简单认定的某一阵营的爱国者。他是博大热情的爱国者，是超越党派壁垒的爱国者。
刘亚洲来探过病之后，何先生当即关照家人不得将和刘亚洲的合影照公布，所有牵涉刘亚洲的信息概不外传。因此何先生辞世之后，在任何公开的资料上都看不到一星半点两人有情谊的信息。如今十年过去了，刘亚洲将军已经退休，公布此事对他应无妨碍了。我作为何先生晚年至交知己，自做主张公开这段插曲，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住何先生的赤诚。
何先生在党内外人缘有多好？有一件事可以说明。八九年政局巨变，公开的通缉名单上知识分子有七人，当时内部还有个名单，何先生位列其中。他当即躲到信阳老家避风头。不久，他的名字却从名单上消失了。原来是一位女前辈，即江青案主审法官甘英（原北京市委书记刘仁的夫人）到内部打听，“何家栋这人为什么会在名单上？”据何先生告诉我，甘英打听了一圈，都说不知道。后来上面就表态，“叫他回来吧。”于是何先生就回到北京。乍听这则神话，我不可思议。要知道，与他交好的刘宾雁、王军涛、陈子明等自由派知识分子，不是坐牢即是流亡海外，而何先生竟能常年在国内安居，毫发无伤！
实际上，共产党内很多老左派都维护何先生。他们和何先生所持主义不同，阵营不同；而情谊深厚，患难至诚。这全然是因为何先生重情义，得人心；用今日的时髦话来说，他不仅是情商高，爱商更高。爱商，即是一个人为他人着想的能力，也是一个人受人尊敬的资本。上述几则事例，只是何先生爱心善举之沧海一粟。作为一名长期受排挤的共产党元老，无论是对我这样籍籍无名的小女子，还是对多年战友陈子明，还是对仅一两次文字交情的新贵刘亚洲，他都尽可能在每一个细节上珍惜爱护之。因此他一旦有危难，常有人出手相助。在戎马倥偬的大时代生长起来，又在动荡酷烈的动乱中流离涣散的中国共产党人，大都慢慢蜕变成了苟且偷生一族；但何家栋却是个异类。他眼睛半盲，意志刚强，心灵纯净，礼貌斯文，生活清俭，笔耕不辍。这位长者魅力十足，谈笑间一室皆光彩，一室皆温暖。凡结交过其人的后辈，皆引为人生之深刻体验；而对于我，尤以为毕生之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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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我写这篇记念文字，不止是为澄清一些外界对何家栋的印象。何家栋去世才十年，我很清楚地知道，在思想界他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任何思想家在历史上都是过渡人物，除了春秋战国及民国期间，历史上绝大多数思想家迅速被世人淡忘，“一二·九”这一代知识分子尤甚。从顾准到何家栋，仿佛只是完成了一个从马列主义到民主觉醒再到传播民主的过程，而在世界思想史上他们寂静无声。这是那一代才华横溢而又生不逢时的知识分子共同的宿命。然则他们是我辈精神教父，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曾经接受何先生温暖惠泽的人，如今都老了罢。我也不再是未到三十的小姑娘，如今竟然算是中年人了。在很多年前，我和何先生多次讨论过国家民主化的前途，这些讨论在十几年后看来，只是过了过嘴瘾。我们不是当权派，也不是启蒙思想家，我们更像是梦想家。在何先生去世后，国家并未向着我们期待的方向发展，而是逃避了上世纪“大时代”那宏大的历史使命感，趋向于消解社会责任感，在电子技术、互联网技术和市场条件的培植下，明星的“脑残粉”，品牌商品的“狗粉”越来越多；社会进入了一个玩味个人生活、追逐消费享受的“小时代”。在这“小时代”，中国人似乎淡忘了不久之前经受的严重创伤，他们纷纷以自扫门前雪的急躁姿态投入到赚钱消费中。曾经受创的恐惧如影随形，跟在他们身后；他们苦苦赚钱，急急奔走，整日关注金钱住房，图谋在这崇尚物质的“小时代”中分得一杯羹。这就是目前中国人的状态。目前中国人很不关心过去的旧账，他们大都会说，那些会惹来麻烦和痛苦的陈年旧事，何必还要提起呢？
我只是一个小女子，这些都不是我能干预得了的。我只是怀念那个时代分离出来的异类何家栋先生。在上世纪，大众出于非理性的激情捧出了一位领袖人物，上演了一次又一次政治残害的戏文。在那样抹杀人性，互相践踏的年代，何家栋保持住天良，手上没有沾到血，也没有反攻倒算。在屡遭整肃之后，他主张战斗，也主张宽容。在他去世前一年，我向他提过，最好像洪森那样处置历史遗留问题，上一代的问题由上一代负责。他同意，并在民主派及民运人士中广为提及“不要煽动仇恨，要宽恕”。他的恕道似乎没起多大作用。但在我看来，执忠恕之道为贤者，行仁善之义为君子，何家栋这位君子贤者，竟是出生于动荡流离的大时代，成长于黑白颠倒的动乱年代，虽多次受迫害而至死仍处于马克思主义阵营，这反倒是上一世纪苦难岁月的罕见亮色。他以他的苦难和奉献荣耀了那个时代，荣耀了马克思主义群体。
而在这个中秋，风雨交加之夜，我想到孟子的话：“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哀哉！在这风雨飘摇、金粉绰约的“小时代”，可有几个类似何家栋一样的大丈夫？大丈夫气概，君子气节，今华夏大地十四亿，可有男儿幸存否？小女子痛恨无人可追随也，泪如雨下不自禁！
初稿于2016年9月，定稿于2017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