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网络图片）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是指犯罪的被害者对于犯罪者产生情感，甚至反过来帮助犯罪者的一种情结。这个情感造成被害人对加害人产生好感、依赖心、甚至协助加害人。 人质会对劫持者产生一种心理上的依赖感。他们的生死操控在劫持者手里，劫持者让他们活下来，他们便不胜感激。他们与劫持者共命运，把劫持者的前途当成自己的前途，把劫持者的安危视为自己的安危，把解救者当成了敌人。
事例发生在1973年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市内一家银行的抢劫案，四名遭受挟持的银行职员，竟然对绑架他们的人显露出怜悯的情感，他们拒绝在法院指控这些绑匪，甚至还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他们都表明并不痛恨歹徒，并表达他们对歹徒非但没有伤害他们却对他们照顾的感激，并对警察采取敌对态度。更甚者，人质中一名女职员竟然还爱上劫匪并与他在服刑期间订婚。杰弗逊大学综合医学中心精神和行为医学主治医生杨景端博士在哈佛大学燕京礼堂演讲中，分析出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 （1）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2）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3）控制人质的信息来源和思想；（4）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从以上的典型事例可以得出这样结论，这种病症是由施虐者造成，受虐者在被施虐者长期的虐待下产生了惯性心理，已经处于麻木状态，一旦获得解救，反而不习惯，甚至拒绝。笔者由此联想到在极权专制国家里的民众，患此症者不在少数。特别是在中共残暴的统治下，使许多人得了这种病症，至今这种病情尚未消除，仍在中国大陆流行。下面列举几个事例是笔者亲自接触到的：
事例1：1978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胡耀邦的主持下，决定给戴了近30年的地富份子摘帽，我老家本村一个地主寡妇，当村干部宣布给她摘帽时，她非但不表示感谢，反而拒绝，说我这个帽子戴了几十年，已经习惯了，不摘吧。当然还是根据政策给她摘掉了。摘掉之后，不罚她做义务工了，也不批斗她了，谁知她反而不习惯这种生活了，跑到政府部门要求还是将帽子给她戴上，让人哭笑不得。
事例2：笔者一个中学老师，1957年被打成右派，79年给他摘帽，他吓得晚上睡不着觉，没有一点高兴的心情。有一天我去看他，并向他表示祝贺，谁知他对我说，这顶帽子不能摘，我也不想摘。我问他为什么？他说，现在已经戴惯了，摘不是好事，今后如果一旦天又变了，再给我戴上更难受，还不如就这样戴到死算了。
以上事例是笔者的第一手材料，无半点虚假。这种悲剧是谁造成的呢？当然是中共极权。
一、凡极权专制国家都是靠“施虐”方式来维系其统治的
斯德哥尔摩现象，虽说是一种病症，但从中可推导出一个问题。就是在当今世界，专制极权体制国家，都是靠这套方法来达到其统治作用的。从希特勒、斯大林、毛泽东、波尔布特以及今天的北朝鲜金氏集团和伊斯兰邪教恐怖分子皆是如此。而中共从割据时期就开始用这套办法。在井冈山游击区和鄂豫皖红色根据地都是靠疯狂地杀人抢劫来获得民众的“支持”的。今天中共宣传当年红色根据地群众涌跃参加红军实际是一派谎言。真实情况是，当年扩红是红军杀人太多群众害怕，不参加红军无路可走，被迫而为。张闻天的妻子刘英就是当年扩红队长，毛泽东亲口命令她，如果扩红完不成任务，就要杀他几个（可查刘英在《炎黄春秋》回忆录），在湖北黄麻地区，红军杀人更多，群众都是在高度恐惧下参加红军的，特别是张国涛在鄂豫皖大肃反时，红军将士团以上干部百分之九十被残酷杀害，而徐向前在他的《回忆录》大言不惭这样描述：
“当时内部杀了那么多人，也没有把我们党搞垮，把红军搞垮。人心向着共产党，向着红军。不革命人民没有出路。干部被抓一批换一批，再抓一批再换一批，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徐向前《历史的回忆》） 这一段话说明当年红军在杀人的过程中，已经完成了“施虐狂”所具备的条件，而“受虐者”一方已经对“施虐者”产生了依赖性，所谓“被肃掉的同志，难以数计，队伍就是不垮，极少有人叛变投敌”就是此意。也印证了杨景端博士分析人产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四个条件中之一，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之四， 让人质感到无路可逃。
中共夺取政权后，继续搞起了“施虐狂”，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开展了一系列政治运动，肃反、镇反、三反五反、反胡风、反右，杀人无数，其手段残酷，实为罕见。大陆民众在中共疯狂地杀戮中吓得胆战心惊，他们乖乖地顺从毛氏的淫威，包括那些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完成了施虐狂和受虐者的互动。我们来看今天的北朝鲜金氏王朝，金三胖这小子一上台就玩起了“施虐狂”，他们用机枪扫射偷看韩剧的民众；元山公安局将1万名北韩居民前往观看，被枪决者用布袋包着脑袋，绑在木椿上，不是用手枪，而是用机关枪扫射。被处决的尸体打烂难以辨认。现场看到这一幕的居民都陷入极度恐慌。他用狼狗活活咬死他的亲姑父；将开会打瞌睡的官员拖去炮裂。据悉，当时将张成泽拉出处决时，会场上的人个个脸吓得惨白，立即响起了“金正恩万岁！”的口号。
二、今日大陆的“毛左”许多就是当年“受虐狂”的余孽
在中国大陆，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当年遭到毛氏极权迫害的人，竟然崇拜毛泽东。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次对我很诚恳地说，我父母都被曾经打成右派，我也受过不少罪，但我仍然不反对毛泽东，我觉得毛泽东做得对。还有一个朋友其父在肃反中被镇压，不但不恨毛，并且是坚定的毛左派。笔者曾到一些农村，有好多农民家里还挂着毛的画像，有的还在案台上供着毛的塑像，其实这些老实巴交的农民当年受的苦也够多了，有的在三年大饥荒家中还饿死过人，我问他们为什么还这样崇毛。他们几乎是同一个理由，就是毛厉害。他们说，你看老蒋的八百万军队都打不过他；抗美援朝把美帝国主义都打败了，还不厉害吗？因为毛厉害，所以就崇拜，希腊文“尊敬”和“害怕”是同一个意思，当你害怕一个人时，反而对他产生了依赖感，因为害怕，就崇拜，就产生了“斯德哥尔摩效应。特别是这些受虐者们，他们还帮助“施虐者”去害人，譬如，前些年各省毛左联合起来声讨茅于轼先生；不久前山东毛左围攻邓相超教授，殴打不同观点的人，充当当局打手。岂不，这些民主人士们正是为了让他们摆脱专制的苦难，是在解救他们，而他们反而助纣为虐，这就是明显的斯德哥尔摩特征。这些毛左们很大部分在毛氏专制极权长期统治下，已得了“受虐症”，这种病一旦得上身，是很难治愈的。
三、“斯德哥尔摩症”为何产生在专制体制国家而不会在民主国家出现？
这个问题很简单，民主国家是靠民主方式获得民众的拥护而巩固其政权，而极权专制体制国家是靠暴力手段来维护其统治的。共产体制国家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而马克思的主导思想是阶级斗争学说，强调用暴力手段夺取政权。于是，这些追随者为了夺取政权就靠杀人放火。前苏联斯大林在大清洗中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将领被枪决；在中国，毛执政的27年中，没有战争，没有瘟疫，没大的天灾，被整死了近8000万人。而毛的语录中就有：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在这种极其残暴的大环境中，必然会产生“斯德哥尔摩现象”。而这种体制不是像少数劫持者绑架少数几个人，极权体制绑架的是整个国家的人民。因此，得这种“病症”的就不是少数人了。
另外，这些独裁者们，从极权专制中获得快感，他们从民众对他的臣服中尝到未有的剌激和享受，看到那些跪到他脚下的受虐者，心理上得到满足，文革时郭沫若就对毛说，你是我的亲爷爷；周恩来就在毛面前下跪。今日北朝鲜金三胖，在接见女兵时，个个哭得成泪人，唯有他张着大嘴笑。越是这样，他们就愈加施虐，他们已经尝到施虐者的甜头，要想让其收手是不可能的。
四、如何根治“斯德哥尔摩症”？
我们知道，“斯德哥尔摩症”是“施虐者”和“受虐者”互为一体的。要想解除“受虐者”的病症，唯一的办法就是清除“施虐狂”，也就是说，要解救“受虐者”就得将“施虐狂”绳之以法。只要“施虐狂”还存在，“受虐者”的恐惧感就难以消除。在当今中国为何还有那么多“崇毛者”，就是最大的“施虐狂”毛泽东的幽灵还在飘浮，他的僵尸还挺在“纪念堂”，头像还挂在天安门城头。当局利用他还在对人民继续施虐。从毕福剑、邓相超事件就可说明这个问题。中国人仍然害怕毛，如果不彻底否定毛，不将这个暴君恶魔推向历史的审判台，不清算他的罪行，中国人的“斯德哥尔摩症”就难以根治。就像今天的北朝鲜，只有斩首金三胖，北朝鲜人民才能从“斯德哥尔摩症”中解救出来。
2017年4月14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