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润富豪榜刚刚发布了2017中国十大富豪排名，万达王健林家族以2150亿财富第三次成为中国首富、阿里巴巴马云家族保持第二、腾讯马化腾排名第三，宝能姚振华、哇哈哈宗庆后、网易丁磊、苏太严昊、百度李彦宏、马东敏夫妇、泛海卢志强、恒大许家印、严彬、美的何享健、何剑锋父子、苏宁张近东排名前十。
中国经济崛起不过30多年，无论是富豪的数量还是富豪所拥有的财富，都远远超过历经数百年发展的资本主义国家。特别是中国畸形的房地产市场，导致一大批人囤几块地盖几幢楼就可以一夜暴富，当成千上万中国人为高房价付出沉重的代价被沦为终身的房奴，中国的富豪们在中国乃至在世界上，并没有蠃来多少掌声和敬重，许多游走在政商圈中的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不过是沾血带泪的财富！
中国富豪崛起除了众所周知的房地产之外，占有国家矿产资源或公共领域的垄断资源，利用资本市场的政策资源，也产生了一大批富可敌国的富豪。除此之外，还有一大批依靠“灰色收入”和“黑色收入”起家的隐形富豪，无论是铁路公路轻轨地铁，以及电网水网油气管网、水电火电核电建设等等投资项目的背后，都会涌现一大批新的富豪！这些富豪所拥有的财富，令任何西方老牌资本家都黯然失色，也让中国人瞠目结舌！
熟稔政府公共投资的都很清楚，大凡政府操刀的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包括各类形象工程，其腐败寻租成本一般都在20%以上。自2009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政府主导的4万亿投资项目和各级政府以及银行配套的30多万亿投资中，至少有8万多亿通过不同渠道不同方式，流入了大大小小的权贵以及各类代理人私囊之中。
另一方面，中国人均收入水平还停留在发展中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3821元，折合美元3000多元，在发展中国家也仅处于中下游水平，而人数众多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12363元，不到2000美元，中国政府对外公开的贫困家庭扶助标准，依然还是年收入低于2300元人民币。
当北京城的房价每平方米普遍触及或超过2万美元，当许多人拥有N多套这样的豪宅，我们会发现，在这个五彩斑澜的城市，许多谋生者包括那些接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精英，即使穷尽一生也根本买不起住不起这个城市的房子！而只要出城驱车不到两个小时，就会见到一群又一群衣襟褴褛的穷人，每年人均纯收入还不到1000元人民币，即不到200美元。
2012年12月30日，刚刚走马上任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顶风踏雪，来到地处太行山深处的河北省保定市阜平县龙泉关镇贫困村看望困难群众，这个贫困村距北京城300多公里，曾为晋察冀边区政府所在地，目前仍属全国连片特困区，村民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多元人民币。当年那位骆驼湾村村长曾对中国最高领导人倾诉说，全村608人中至少还有428人为这样的特贫人口。
贫富悬殊一直刺痛着公众的敏感神经。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早在2010年就公开过一份详细的调研报告，对外给出的结论是，中国收入最高的10%家庭与收入最低的10%家庭，人均收入至少相差65倍。
财经学者郎咸平通过量化分析，也认为中国收入分配机制极不合理也不公平：如果把所有人的工资收入加在一起，除以这个国家的GDP，会得到这样一个数值：欧美约55%，南美洲约38%，东南亚约28%，中东伊朗等国约25%，非洲国家约20%。90%的人都以为中国跟非洲一个水平，朗咸平教授称：简直太乐观了！中国只有8%，堪称世界最低。
国家发改委宏观研究院副院长马晓河去年曾撰文指出，以2015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来说，20%低收入组人均收入5221元，20%高收入人均收入为54544元，高是低的10.45倍。马晓河指出，贫富悬殊背后的原因是国民收入制度不合理所导致。“目前20%的低收入每月只有430多块钱，想消费却消费不了。还有20%的中低收入平均每月不到一千块钱。这两个群体加一块是5.5亿人，这5.5亿人需要传统消费的，而不是新兴消费。”
马晓河的说法，证实了中国现在依然拥有庞大的贫困人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报告称，贫富差距不断扩大使中国成为“全球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报告作者Serhan Cevik和Carolina Correa-Caro认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部分成果主要被富人所获得。
尽管中国人均收入在缓慢增长、日支出低于1.25美元的贫困人口在锐减，但收入不平等的现象却在急剧扩大，中国收入最高的20%人群占据总收入的将近一半，而最贫穷的20%人群占总收入还不足5%。两位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贫富差距的扩大主要反映了富人收入增长更快，而非穷人生活水平趋于停滞。”
中国经济经过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现在却成为世界上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国家(不是之一)，这个结果难免让人沮丧！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期以来，迅速崛起的利益集团几乎掌控了中国的政治社会经济文化命脉，这个国家在不知不觉中被利益集团所劫持被绑架，这个社会处处呈现出弱肉强食的光景，即没有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没有任何良知，绝大多数人被排除在财富掠夺的游戏之外。
当绝大多数人被高速奔驰的经济列车所抛弃甚至被无情碾压的时候，社会稳定的基础自然越来越脆弱。于是，一种关乎和谐、增长、稳定的恶性循环就开始了：越是不稳定，就越要推动GDP高速增长，越要推动经济高速增长，就越要推动符合利益集团的政策举措，而越是推动这种政策举措，就越是造成社会巨大的贫富悬殊和尖锐的社会矛盾。
高速发展的经济固然可以为蜕变了的盛世涂脂抹粉，却很难说服那些被剥夺了基本权利甚至遭到无情抛弃的广大弱势群体。人们看到这个社会存在的巨大贫富悬殊，以及整体性的、制度性的贪腐，每一个具备正常思维和良知尚存的人，都感到无奈无助和茫然，一种深入骨髓的无力感挫伤了整个民族！
法国《解放日报》北京分社社长十多年前，就曾对中国的现状有过一番感慨，这位在北京生活十多年的西方记者，面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和由此引起的贫富悬殊，表现出少有的困惑和无奈：他试图向一个远在巴黎的朋友解释中国，但对他而言，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如果只看到城市里拔地而起的高楼，横跨大江南北的高速列车，或者壮观的太空之旅以及乘风破浪的航母，谁都会认为整个中国活在后现代的21世纪文明之中……如果将目光投向城市里下岗失业的家庭，或者渴望上学的农村孩子，或者农村早已崩溃的医疗保健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中国是不是依然存在于旅游商店里的黑白明信片之中？
这种巨大的反差存在于同一个真实的世界，大都市的灯红酒绿之下到处游荡着满脑肥肠之徒，而贫困家庭的温饱问题还远远没有解决。当一部分人在电脑前享受着现代信息社会的丰富多彩之时，另一部分人还生活在前工业社会极为单调的农耕时代，这种巨大的反差在世界经济发展史上也是绝无仅有。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犹其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贫富悬殊必然导致尖锐的社会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逼近社会容忍底线之后。一个国家的基尼系数是判断收入分配是否公平的重要指标，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贫富悬殊的警戒线，认为基尼系数低于0.2表示收入过于公平；而0.4是社会分配不平均的警戒线，故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社会不安定。
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上世纪60年代，中国基尼系数为0.17到0.18，上世纪80年代为0.21到0.27，从2000年开始，中国基尼系数就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主要发达国家的基尼指数在0.24到0.36之间，美国2007年为0.45，2013年为0.42。目前全球基尼系数最高的地方是非洲的纳米比亚（0.70）。2001年以后香港达到0.525，2006年高达0.533，2012年更高达0.537，香港成为发达国家中贫富悬殊最严重的地区。
即使把发展中国家包括在内，香港和新加坡的贫富悬殊也十分严重，仅次于萨尔瓦多、哥伦比亚、智利、危地马拉、巴西、南非以及一系列非洲国家而排名倒数18位，台湾2010年官方的基尼系数为0.342，2013年学者计算为0.36；日本、韩国、欧洲等民主国家的基尼系数均低于0.4。
中国改革开放前的基尼系数为0.16（是绝对平均主义造成的），2007时已经超过警戒线0.4达到了0.48，目前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0.7。西南财经大学与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共同成立的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公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2010年中国基尼系数就达到0.61，远高于全球0.44的平均水平，由于部分群体隐性福利和灰色收入甚至腐败泛滥，中国实际基尼系数比这个数据还要高得多。
中国基尼系数几乎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仅为0.23）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意味着未来中国很可能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进而造成社会动荡甚至危及政权稳定，而各种社会矛盾并不会随着维稳经费飙高得到有效化解。
中国社会由于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社会两极分化也越来越严重，社会矛盾与危机也愈加凸显，群体性事件在各地频频爆发，收入低下的社会底层群体，面对高房价以及涉及民生的一系列高收费，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积聚的民怨越来越多，甚至威胁到社会的和谐和稳定。
贫富悬殊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也是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无法逾越的一道鸿沟。一般情况下，贫富悬殊并不可怕，只有当贫富悬殊越来越大，特别是造成贫富悬殊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体制或政策引起的收入分配不公，犹其是腐败大行其道时，贫富悬殊才会变得复杂并且伴随着危险。
中国是一个拥有3000多年悠久历史的国家，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每一次政权变更和社会动荡除了外族入侵，基本上都是贫富悬殊而引发的社会内乱和抗争。中国自夏代大禹王朝至清宣统退位，史家公认的“五大盛世”加起来不足300年，而见诸史料记载的战争就有3800余次。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个多民族的大国，必须慎重处理国民收入分配机制，不能任凭贫富悬殊无限扩大，贫富悬殊太大必然引发各种社会矛盾和冲突，并且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发展。一个和谐社会，取决于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是否公正是否合理，维护社会稳定，也要维系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政权之间的共生关系，只有这样，才能促进人类的共同生存和发展。
如果中国的发展只是让极少数人持续暴富，绝大多数人艰难度日抑或看不到希望，中国社会或将陷入一种自相残杀自我毁灭的恶性循环之中。如何对待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关乎到一个社会持久的和谐和稳定，一个国家的强盛，不在于出了多少富豪，不在于拥有多少外汇储备，不在于建了多少高楼大厦，不在于GDP的疯狂增长，也不在于拿了多少奥运金牌，而在于公共政策是否向弱势群体倾斜，是否让每一个人都能够靠劳动获得稳定合理的报酬，并且有尊严地活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