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的《邓小平和习仲勋同在深圳时居然互不往来》一文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刊出后，科罗拉多的一位读者留言问：请教高先生，那么陈云的立场如何？傅高义说在邓小平时代陈云不喜欢资本主义应该係没有视察深圳特区，这件事上，他的立场如何？
笔者非常有兴趣回答读者的问题，本文先从陈云与邓小平相互之间的权力制衡和陈云对特区的真实态度着手分析。
习近平登基之后，《炎黄春秋》杂志依仗曾得到习近平之父的亲笔题词支持，一度表现得十分大胆，发表了一批很有分量的政治纪实文章，该杂志当时的副总编辑徐庆全先生也创作了《中共“八老”与80年代政局》一文，文中对邓小平与陈云之间的关系总结很是到位。
徐庆全先生说：追溯改革开放的历史，常常能够碰到“八老治国”这样的说法（也有的说是中共“八老”、“八老议政”等）。说的是，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90年代初，以邓小平为首的八位元老政治家在新老交替、政体转型期间在政治上拥有实际决策权力。
“八老”是谁？比较可信的版本是：邓小平、陈云、李先念、杨尚昆、邓颖超、彭真、薄一波、王震。那么，“八老”是怎样形成的呢？
从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到1982年中共十二大，“八老”或者逐步巩固在党内的地位（如邓小平和李先念），或者复出，然后再逐渐确立党内地位。这三四年的过程中，中国政坛几个比较重要的部门，都显现了“八老”的身影，他们在各自职位上行使着自己的权力。与此相伴随的是，华国锋基本上失去了原有的权力。邓小平设计和创建了中央顾问委员会，他自己出任主任，实际上是当了老人们的“头”。这样，新老交替之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都要邓小平来处理。客观上，邓小平就成为各种力量的交汇点，也是制衡点。而邓小平也在制衡中确立了在“八老”中的最高领导地位。
徐庆全认为：“八老治国”基本上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1982年到1986年，邓小平和陈云领衔。第二阶段是1987年到1992年，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
先说第一阶段。1982年中共十二大后，“八老”治国的模式以中顾委的方式确立后，“八老”在中央的格局也基本上形成。邓小平倚重胡耀邦，邓小平有什么想法直接找胡耀邦谈，让他去执行，基本上是总揽政治和经济的总布局。陈云以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的地位，基本上把住了中央组织系统的人事任免这一关——他倚重乔石和宋任穷，管好组织工作。1980年波兰事件之后，陈云曾有名言：一个经济工作，一个宣传工作，搞不好就要翻船。就经济工作而言，从1980年到1984年，中央的各项经济工作，都闪现着陈云的身影，此前也抓过经济工作的李先念，常常为陈云所倚重。第一线的胡耀邦常常主动听取陈云和李先念的意见。就宣传工作而言，这一时期陈云格外重视，他特别倚重胡乔木和邓力群，掌管宣传工作：中央书记处书记是胡乔木，中宣部部长是邓力群。
简言之，徐庆全先生的意思是，从胡耀邦当了表面上的一把手到被迫下台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所谓的“八老治国”，基本上是邓小平和陈云两老领衔的格局。
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后，元老们全都从政治局常委会退出，邓小平不但仍然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中共十三届一中全会做出了这样的决定：在处理国家最重要的问题上，仍然要邓小平来掌舵，处理重大问题上向邓通报，向他请教。邓可以在家里召集会议，重大问题可以由他来拍板。这样的决定，从以后的历史来看，实际上是确立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而出任中顾委主任的陈云自此被明确为党内实际上的二把手地位。
总体说来，陈云和邓小平在一九八零年以前相互间的矛盾并不突出。随着特区的兴建和发展，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日益加深。
一九九一年春节前夕邓小平到上海暖冬时召见朱镕基等人说，他自己很后悔在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把上海定为特区之一。他说：“浦东开发至少晚了五年。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但事实上这只不过是邓小平在自说自话，当初正式确定开办“特区”的时候，陈云已经对他邓小平有言在先，那就是只在可以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陈云当时让自己的传声筒，如今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纪委书记王歧山的老丈人姚依林向邓小平“带话”：（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另外一个重要史实是，当时在习仲勋的领地广东境内率先开办的“特区”雏型正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半年，由华国锋一锤定音的。二零一零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的官方正式回顾总结文章中也承认说：“1978年4月，国家计委和外贸部组织考察组，对港澳经济进行实地考察。考察之后，向中央建议在深圳与珠海办出口基地和面向港澳的游览区。中央领导同志闻知后深表赞同，并且要求付诸实施。”
这里说的”中央领导同志“就是华国锋。而邓小平在此之后的功劳不过就是在同习仲勋和谷牧等人的谈话中把此前由华国锋建议使用的“实验区”改成了“特区”。但事实上无论是叫“特区”还是叫“实验区”或者是“专区”，本质上都是一回事。
真正的历史事实是，当年的习仲勋在叶剑英和华国锋的支持下迈出了对外开放的第一步，邓小平随即表示支持，而陈云的态度则是从观望到设阻。对这一点，就是中共官方的公开报道中也并不讳言。二零一四年新华社曾有一篇回忆文章说：
八十年代初，办特区一事虽然有了中央的文件，但并没有消除党内的不同意见。按照传统的观念，社会主义应当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实行计划经济。然而，经济特区却是以吸引外资为主，实行市场调节。由此产生了一个观念上的难题：“经济特区究竟姓‘社’还是姓‘资’?”
1981年12月22日，在中央召开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第一书记座谈会上，陈云要求，经济特区现在第一位的任务是认真总结经验，既要看到特区的有利方面，也要估计到特区带来的副作用。当时不少省市都向中央要求试办经济特区，陈云坚决不同意。他明确指出，“（特区）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 。可以看出，陈云对试办特区态度比较谨慎。不但要求注意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还坚决不主张扩大特区的范围，坚决抵制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心脏——江浙地区办经济特区。
陈云当时对姚依林等人谈话时更明确要求：“现在搞特区，各省都想搞，都想开口子。如果那样，外国资本家和国内投机分子统统出笼，大搞投机倒把就是了，所以不能那么搞。
1982年1月，陈云在中纪委报送的《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上批示说：“（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致杀几个罪大恶极的”。
当年4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根据陈云指示发布命令，把打击经济犯罪作为中心任务。打击沿海地区经济犯罪的活动，被提到了意识形态的高度。甚至“新的条件下的阶级斗争“口号也被重新提起。邓力群所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研究室搞的材料《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中央文件的附件下发。其间，宣布特区也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本已下放的一些权力被取消，一时间，特区如同名存实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