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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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运动(网络图片)


 

如何以一种清晰的视野,呈现大陆人权进程中被忽视和依然持续的力量,不仅是作为对社会抗争的书写,同时也展现为在此事件政治的社会中,关于民间反抗成就民主希望的线索。这种以具体行为凝结而成的人权图景,不仅作用于709大抓捕以来所有发生过的,中共对大陆民众进行严酷迫害的事实,也一样体现并作用于同时期爆发的社会性抗争段落。以影响深远的香港占中运动为社会反抗的另一种标志,则又意味着大陆民主进程在转型形态下不同层级的呈现,是事件政治时代极权作为犯罪主体所勾勒的针对人权进行压制的标识。因此,从这个角度而言,无论是苏昌兰案、陈启棠案,都一样具有着超出一般民间反抗行为的民主姿态,并由此线索,反极权运动在大陆的轨迹,就将以公民维权的形式递进深入,以迈进一个新的对抗时期。

 

 

占中运动与709大抓捕

 

香港占中运动的本质,体现的是对极权放弃承诺所作的社会性对抗,它在实际层次上表达了对自由的期许。也就是不会因外在权力的粗暴干涉,而甘愿放弃自身作为社会构成体应当享有的政治参与权利。因此,“占领”就不再仅仅是作为公民不服从的简单翻版,而是在更高的起点上,体现了现代公民在社会意志及伦理上的清晰度,即:没有故意装作看不见的可能和意愿,更不会因极权的百般凌辱而就此放下尊严,反而要怀着更真切的愿望投入反抗,以表达对存在权利的呼吁、遵从和坚守。此种状况,在一方面体现了华夏民族并非甘于沉沦、胆怯弱小而是勇于表达和激烈抗争。在另一方面,则又为抗争形态的多样性,为街头运动的社会形态注入其深具时代锋芒的气息,使社会性的集群行为包含了整体政治的现实意义,并经过血与泪的洗礼,洞穿强权游戏的黑幕,走向更为果断的不平凡对抗。

 

就本质而言,和就比较理论的当代状态,占中运动与709大抓捕事件,呈现的则是具有绝对反差的、对社会矛盾政治释义的揭示。709大抓捕在事件政治的背景下,揭露的是因极权分裂所造成的对民众进行大面积侵害的裸性犯罪实例,它意味着中共经权力的再集中以后,因其特权体中包含的疯狂病毒,在权力膨胀的因素下,以必然要爆发的状态,对社会进行全面压迫的事实,是极权经政治反弹后,在社会场域中形成的权力创口。也即:极权的运行要以某种展示其局部或整体毒素为逆动的方式,表明权力内部进入崩溃状态的时期已经到来。而作为对比,占中运动则又意味着,分裂和颠覆是可以被预见的一种社会构造力量,是对极权的存在本质进行削弱和抵制的必要手段。尽管它仍会处于某种看起来似乎会失败的状况中,然而,却是面对极权使其内外粉碎的重要力量。

 

 

超越、展现和区别

 

极权以及一切非民众授予的权力体系,都存在着致命的弱点,并且必然会在权力高度集中以后,形成并倾向于权力的瓦解。暂不讨论其最后崩溃的方式,仅就此种状态而言,现代社会抗争中所包含的民主规则,有助于在极权无所顾忌的时代,通过对抗争理性及理念的现实性实践,使得某种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行为具有了当下的可能性。由此,尽管如大多数反抗者所言,在香港与大陆的关联背景下,“一国两制的梦想幻灭了”,然而,占中运动作为街头抗争反映于现代层级的反极权斗争,则又意味着它首先在社会层面上超越了政治的保守主张,并且以现代民主的视野,回应并扩大了对反抗的理解和其中包含的对未来的展望。这是在于,占中运动和其他反抗斗争相比,至少在政治作为特权的领域之外,开辟了一种新的和成为现实的场域,并在某一层面上,反制并迫使极权暂缓了对民众权利的绞杀。

 

随着社会抗争通过街头运动的具体呈现,它在现实层面上所构成的对自由进行保障和维护的信念,造就了当代民主在非权力场域的困境中对知识的反省。并且,又在此事件政治的背景下,为当代民主的知识伦理寻求到了一种展现知识的具体方式。而知识,就是对反抗和反抗本身的阐述,是对民主作为制度信念的一种社会性观照。由此缔结而成的,则是对街头运动在事实进程中行为与观念的同态反映,更是政治技术在本土领域内达成逐步完善的线索。而仅就大陆社会革命中街头抗争的形态而言,则又通过占中时期的反抗段落,得以形成抵抗极权的基本张力,它重申了如下主张:一切私下授予的政治权力,都是对民主的践踏。而知识伦理则必然要通过对专制权力展开批判和剥离,以区别伪装激进和伪装公平。

 

事件政治通过对权利失衡在不同状态中的呈现,体现了制度之于社会是否公平和相称的原则。中共极权对占中运动的参与者所做的审判并不意外,甚至它是以非常直接的方式来表明来自权力的不平等特征。因此,陈启棠和苏昌兰被判“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也一样是极权的必然体现,是中共对当代街头抗争在统治幻术中秋后算账的老套。但问题是,颠覆并不能说明街头抗争在当下时代语境中的内在涵义,却反而在某种隐秘的层面上,暴露了中共作为极权运行体在政治进程中的泛化和脱节,因为以颠覆之名给占中声援者治罪,仿佛是对天下进行自我昭告,也就是,中共是罪恶的实行者,也是罪恶的政治体,而颠覆就不再是苏昌兰们的罪名,实质却是中共自证自罪的最好明证。

 

 

当代民主的价值判断

 

同一时期中,台湾当局对参与太阳花学运“占领立法院案”的数十名有重要影响的人士进行了审理,其最后的结果却是无罪。相比于中共的“颠覆”判决,台湾作为民主承载地区的人权价值观念,以及对于社会事件在政治领域中的参与性质,予以了非常明确的界定和分离。“无罪”在一方面表述了民主观念及价值体系的合一性和正当性,在另一方面,则以平等的原则诉诸于对社会反抗的行为价值进行法理阐述。以审视之名进行社会判断,以无罪之实行使民主的公平立场,而非以政治形态判定参与者为颠覆罪犯。此种视野,既在制度的框架中呈现了何谓民主的政治立场,更以非常明确和直观的方式,追溯了从“一个中国”到现代民主之间,社会反抗的伦理尺度和价值判断,并在现代人权的领域内,澄清了极权和民主的本质性不同。毫无疑问,民主不是权力再分配的某种专制延续制度。民主首先是对极权、专制和暴力镇压及非正当政权的否定,并且不但是理论否定,也是现实否定。更进一步的则是,民主并不惧怕对其展开挑战的行为,相反,民主有容纳反对和抗争的制度立场。民主以取消一切武断结论为其进入社会运行的基本元素。

 

 

事件政治:反制极权的关键形态

 

事件政治作为政治平面之外的社会延伸,它在权力属性的范畴内,对一般性传统的政治结构进行了超越,这使得社会事件在进行时态的领域内,以足够的力量,抵抗住了来自权力的惯性压制。也就是,通过在权力之外的时代建构,以及还运用街头运动的形式扩展,由此所提炼而成的事件政治,在社会体中产生了一种具有共性的对权力进行制约的力量。这就是事件政治之所以能够超出在政治平台上进行探讨和对话的纬度,并产生深远影响的时代性根源,它是现代民主在当下所能达成的体系中一种具有广泛社会意义的构成。同时,事件政治因其非常明确的产生背景(以社会突发事件为依据),在社会运动递进至反极权的形态中,既包含了对事件真相的探寻,也更因事件过程的各个节点形成对自由理想的上升和呈现,并使得一般社会事件也能达成对民主转型观念的深入实践。这种由具体至贴近深入,由单一流向多重复合的民众在场的图景,在作用于社会本身理性探讨的同时,亦构成了当下现代民主在街头运动中的明亮底色,体现了互联时代民众意愿的真实性,即:对真相的梳理和要求。而民众一旦卷入对何谓真相的讨论,就同时在社会反抗的层面上,直接面对了权力政治的阴影和压制。因此,事件政治是跨越转型困境和极权陷阱的民主关键形态,它至少在公众和公开的平台上,展示了与反民主势力进行抵抗和反制的社会性力量。

 

 

街头抗争:事件政治的民意角度

   

极权状况下无法形成社会的民意交换,以迫使民众与民众之间失去达成观念和行为共同性的可能,但经由显现为事件政治的街头运动,从而使得当代社会反抗在无差别时空中获取了被极权没收的民主空间,并在第一时间为社会反抗走向政治抵制争取到了最重要的条件。这种令极权措手不及的全新形态,既作用于占中运动期间,又对称于占领运动之后。而中共以颠覆之罪审判大陆声援者,其实质却在相反的层面上,印证并解析了事件政治之于极权的有效性。也即,事件政治以聚集民意、呈现分歧和共识为其社会基点,并对一切武断结论进行理性阐述,以期在维护和开掘自由的进程中形成权益保障。这种实例,已经由香港占中人士接连声援大陆被判颠覆者所证明,它不仅反映了华夏族群争取自由的共同信念,也描述了在极端保守的现状下,民众依然保有的对现代民主强烈渴求的积极行为。

 

而对颠覆的再深入则是,在“2017中国破局与民主新希望研习营”的会议上,香港代表发言称:“既然中共害怕分裂,那我们就搞分裂。”这种直击中共要害的视野,和一般意义上所讲的“港独”或“台独”不同,是在于作为一种当代斗争策略,在分裂和颠覆的语境之下,必然包含着以当代知识伦理为基本诉求的反抗形态。它是街头运动深入至世界民主浪潮的一种现实性角度。尤其是在“一国两制”已经幻灭的绝境下(这是比较委婉的说法,实际是,“一国两制”根本就没有存在过),在“为人民服务”的谎言之后,这种以分裂和(被)颠覆进行反抗的策略,超越了知识傀儡和政治特权的学术角度,并在具有当代规则的边界里,体现了民主知识的表达方式。更重要的是,它区分了假冒激进和真实民主的实际界限。以社会伦理为参照的权利边界,将被极权隐藏的冲突反映在社会民意的场域中,使之得以在被政治压迫之后,重新以行动生成当代民主的线索。换而言之,在事件政治的轮廓中,因街头抗争所包含的整体立场,从而在不可能实现的境况中,造成了傲慢特权的不适和消退。

 

颠覆及分裂同样也验证了寄生于特权体中的知识阶层所散布的“大多数暴政”,其实不过是对现有统治的维护(公知大V替党国维稳),是核心利益集团中新纳粹宣传样式的政治洗脑。因为就事实而言,无论是在香港占中运动还是台湾太阳花学运,并不存在“大多数暴政”的国民性表现,更不存在民众尤其是平民暴力在场的事实。恰恰相反的是,在华夏族群展开的社会运动、街头抗争以及争取民主的反抗斗争中,均以其普遍性的遵从抗争伦理从而不仅获得了更多民众的参与,也在政治视野和民主民意范畴内,不断获得声援与支持的力量。而这就是现代民主之于当代图像的历史启示,是人类本身在被极权碾压和羞辱之后依然留存的不朽荣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