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维权运动找了不少历史渊源，例如美国民权运动时期，东欧转型时期，民国初年等等。在步入二十一世纪时，大陆民运从抽象理念阐述脱离，进入低烈度的实践，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这个与民国五四前后的“民粹主义”走大众道路相仿佛，不过维权运动已经努力克服民粹，变民粹为民权，不再说民国的简单重复，而是旋螺式上升。我读《朱执信文集》中《群众运动与促进者》一文，与回想傅斯年对五四运动的社会建设导向总结引导，以及陈独秀告诫青年说的“要国民运动，勿囿于党派运动”，可以认为民国初年有着强大的超政党政治，有个名字叫做“不党主义”，这是对民国初年不成功的政党政治路径的批判与超越。这个与我在维权运动十余年中反对维权政治化，维权民运化是类似的。
我自己近一些年，以民国立场对49秩序包括改革开放进行价值毁灭，把49秩序当做汪伪政权，伪满洲国，类似这样的“无历史的时期”。价值毁灭之后，49之内的“历史”事物仅仅是材料，而没有历史启示价值，也就是不够成任何方向感。是为“无历史性的时期”。批判改革开放，没有一个更高的立场，则意味着指向呈任意性，很多人批判完了遭遇“那要怎么办”问题时，又回到改革，要求一个真改革。改革已死的基础上，陈子明提出宪政当立，魏京生和左派张宏良提出革命当立。花开好几枝。然而改革～革命范式是内在于共党体制的，当下的法西斯阶段就是对革命情绪革命立场的收割，革命仅仅是中共体制的一种自我反噬，一种外延的拓展。百年来社会与知识分子官僚集团的建构是两条不同的河流，那么我的“维权～民国”是当下社会自发的，于内在于“知识分子官僚阶层”的改良～革命建构，是另开炉灶，回归本源。当下“怎么办”问题才是首要的，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的，虽然为传媒喜欢，但意义不大，于我们而言。
改良与革命，左与右，都在法西斯主义之下，法西斯是超越左右的，超越改良与革命的，1933年的希特勒当选被整个德国知识人当做多么震撼性的革命。能与法西斯站在同一竞争水平的，构成势均力敌对手的，是民国。
底层公务员也对体制很不满，也敢发泄了。叫他们反共他们不敢，但支持民国他们敢。试图建构一个凌驾于反对党和不反对党之上，都能接受的框架。
普通底层官员归于民国。这五年来，中央政府通过高度管制和反腐败严重挤压了正常普通底层官员在体制内的生存空间，本来具有社会性和体制性的，体制性逐渐淡去，体制保护逐渐减少，作为替罪羊和牺牲品的概率越来越大，体制逐渐成为不可承受的重负。另外一个，来自民众的维权运动也严重威胁了正常底层官员的安全感。维权运动已经强大到足以迫使普通底层官员做出官民立场选择的时候。从辽宁警察王圣元威胁公知和带路党的现象来看，维权运动目前还是服务于公知的政治地位的建构，在底层官员眼里，公知集团已经足以形成另外一个无形的影子“中央政府权威”，“彼可取而代之”的样子。
然而知识分子内部对公知的背后替代诉求也很强大，对公知的批判也异常强大，只要时间够和有重大形势变更，让公知集团边缘化是极有可能的，所以公知集团也必须寻找更高的出路。我认为民国归来之中蕴含着最后一次和平转型的机会，例如中共改旗易帜，所以民国当归也算公知集团之和平转型之最后一个退路。普通底层官员以民国立场不需要反对中共，而比反对中共立场更加彻底。因此摆脱了政治反对需要道义英雄悲情伤痕叙事之奴隶伦理，也就是不依赖于道义伦理路径。而且民国当归对普通底层官员来说，吸纳了其恐惧感和稳定安全秩序之维稳需要。有个地级市级的政法委书记和我说，国民党有统治经验，可以请回来两党竞争，只要能保障我的养老金，我非常赞成。光是依靠道义英雄塑造，悲情伤痕叙事，近四十年的民运历史可以证明是没用的，而没法回应普通人的恐惧和长远利益。把普通公务员归于社会，进而回归民国，这也是重建公民社会–民国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