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著名学者王富仁教授于2017年5月2日下午因病不治,在北京逝世,享年76岁。在中国学习、研究现代文学的,很少有不知道王教授大名的。他是大陆第一个现代文学博士,其《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是1980年代享有盛誉的鲁迅研究著作,曾影响了一代学子。我在1990年代中期读大学时,来学校讲学的教授依然对其赞不绝口,我由此记住了王教授的大名,见其文必读之,他对鲁迅的解读和家国情怀让人钦佩。
上世纪末年,各种港台版的政治书籍在大陆地摊和书市颇为流行,我曾在一本介绍1990年代民间异议的书籍中看见一份文件,那是一份呼吁大陆实行国内宽容的呼吁书,这份文件上赫然列着北京师范大学王富仁教授的签名。签名的既有许良英、包遵信、王若水等老先生,还有王丹、江棋生等八九一代,时间是1995年5月。该呼吁书明确要求当局:“以宽容精神对待意识形态、政治思想、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各种见解,不再把有独立思想和独立见解的人当做‘敌对份子’,加以压制打击、监视、软禁,甚至拘捕。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重新评价‘六四’事件,并释放尚在狱中的有关人员。释放所有因思想、言论和信仰问题而被关押的人员,果敢地结束我国自古以来的文字狱这一不光彩的传统。”我记得当时看到王富仁的签名时,内心极为震动,如同在年轻的心中投下了一块巨石,当时还是文学青年的我曾想:谁说我们搞文学的不关心世道人心,不问道义?王富仁就是榜样!对王富仁教授的敬仰又增添了一份。
2005年左右,曾碰到一个早年的同事,他考上了汕头大学的中文系研究生,我特的问他是否听过王富仁的课,他说听过,收获很大。我表示羡慕不已。那之后的一段时间,我逐渐远离文学,更少关注文学研究,只知道王富仁退休后渐渐的没有声音了,似乎隐居于象牙塔,如鲁迅所言“既离民众,渐入颓唐”了。
与王富仁有师友之情的艾晓明教授近来回忆说:“富仁兄先我受教于北师大李何林先生,在我入学后成为师兄兼学术导师。八十年代中后期我们交流甚多。尤记得那年去找富仁兄谈论文,他却背着被子去了广场!我骑车上广场去找他,虽未得见,却是心息相通。”王富仁和那个年代有良知的知识分子一样,挺身而出,与民众一道,经历了血与泪的洗礼。那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出现了剧烈的分化,流亡的流亡,留在国内的要么在监狱,要么沉潜于民间,而大部分人,选择了在体制中讨生活,伴随着保守主义、后现代主义、国学热,各种思潮粉墨登场,犬儒主义、玩世主义大行其道,有的人退守书斋,冷却曾经火热的心灵;有的人,与权力或市场交媾,沦为学阀市侩。在大国崛起和中国梦的高亢声浪中,中国知识分子日益侏儒化与边缘化,隔膜于世道,也隔膜于民间。
几年前在北京,我和朋友去参加秦晖的新书发布会,出席者有钱理群、秦晖、刘瑜、荣剑等多位知识分子,他们谈及当下中国,话语不仅毫无新意,知识结构陈旧,言说内容与民间现实严重脱节,我实在听不下去,中途离席而去。这些自由派知识人,曾启蒙了许多如我样的青年,然而他们如今的暮气沉沉,却着实让人感到没有希望、没有未来。
钱理群先生在最近悼念王富仁的文中写道:“我至今仍记得,在一个凌晨,我突然接到富仁的电话,他用略带沙哑的嗓音对我说:老钱,最近形势紧张,你千万不要再说话了。”钱理群深情满满的回忆他们的友谊,字里行间又透露出知识分子不由自主的恐惧。他们曾经化身广场,然而却在后来的岁月逐渐让恐惧爬满心头,在21世纪民间不断有良心犯走向监狱的时候,他们依然在担心着、考量着“说话的风险”。对钱理群的这篇悼文,艾晓明沉痛的评论道:“我尊敬的师长,最远就只能走到这儿了。可是,不能走得更远吗?他们的止步之处,便是留给我辈的挑战。作为现代知识分子,总不能把这句话再作为遗嘱了。昨天各种遗憾中,记住了建刚律师被一删再删的一条微博:我愿意尝试酷刑,不做交易,死在牢里!为什么要删此微博,可见,当你没有恐惧,他们就恐惧了!可见,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继承师兄的学术思想,并从新的斗士那里汲取勇气吧!”
中国知识分子还能走得更远么?艾晓明教授的疑问也是我的疑问。事实上,在1989年后的知识分子群体中,除了王富仁、钱理群这样“书斋里的革命”的知识分子,还有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那样走向民间,长期坚持异议与反对的知识分子。尽管前一种知识分子也为当局所不喜,但他们依托于体制,多少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话语空间和社会影响力,而胡石根、陈子明、刘晓波、李海等人,则基本是以地下或者半地下的方式续写着抗争的谱系,诚如艾晓明教授所言:“在同一个时代,总还是有大勇者,他们把抗争伦理的标杆扛住了!”他们突破了同代知识分子画地为牢的瓶颈,彰显出更彻底、更富道义精神的知识分子风骨,为时代留下了记录,也为后来者树立了标高。
正是由于他们的存在,对一代青年产生巨大影响的王富仁和钱理群等人才得以被超越,后辈如我才会坚定的以为:今天的中国,即使有一千个如王富仁、钱理群那样的知识人弘扬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中国也依然还会在专制的“铁屋子”里打滚。尽管这样说会让人觉得偏执,但这应是难以辩驳的事实。无法走向民间,无法蜕蛹成蝶,无法拥抱抗争,已成为一代知识人的集体悲剧。时代已经发生了转化,每一代人面对着不同的课题,后起的知识人,当有彻底立足民间的立场和胸怀,以更为阔大的历史视野,在前人停止的地方,走得更远、走得更坚实。
2017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