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真相（网络图片）
一，引言
最近,学哲学出身的胡平先生在网上推荐了一篇文章,《冯学荣：我为什么瞧不起中国历史学家》，引来了不少人的关注。冯学荣的博文点出了，“中国的历史学家是一个笑柄多多的群体，历史学家笑柄一：双重标准，历史学家笑柄二：逻辑混乱，历史学家笑柄三：自欺欺人”。与众多吃着狼奶长大的市井之徒相比，冯学荣能站出來，点出了，由“中国的历史学家””所编造的“中国历史学”漫天漫地，故弄玄虚，鬼话连篇，蛊惑人心。这的确是要有一点勇气的。正如冯学荣在文中所说的，“骗人能长久不？不能长久。因为人性求真。总有人站出来说真话。例如我。”
冯学荣的博文尽管区区二千字，却举出了十多个例子，由此诉说出他对“中国历史学”的总的感受。冯的博文所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区区二千字的短文却涉及与反映当前大陆中国在历史事实一历史学家一历史学一历史教育一历史读者，这一以历史为主题的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的现况、问题与全貌，从主导整个社会的历史观，到以历史为主题的中国历史教育（特别是高中历史教育）与历史文艺剧目，直到千万受教育者民众对历史教育的感受。
下面简单评说在公众心目中普遍存在的几组与历史为主题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上常见概念之间的误区。从中逐步地引出本系列各篇文章所要讨论的主要问题以及本文的安排。
1.“历史读者”、“中国历史读者”
就拿“历史读者”的子集“中国历史读者”这一概念來说，可以说，千千万万的阅读过“中国历史学”的人都可称作中国历史读者。千千万万的中国历史读者自然人人皆有其对中国历史的感受与评价。本來，一千个人眼里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足为奇。从博文全文中可以简单地判断出，冯学荣是位阅读“中国历史学”的读者。笔者自然也没有必要对个别读者的一篇短文进行全面的评点。因为笔者与冯学荣一样，同是历史读者。也许是我年长与生活阅历经历的关系，我比之读了更多的历史书，但与专业的历史学家相比还有很大的距离。另外，我还得说，也许冯读过的许多历史书我没有读过。更主要的问题是要看对历史的理解或诠释，看谁对以历史为主题的范畴相关的各类社会活动领域链的历史的理解对未來人类社会的发展更有意义了。这也许可换一个视角來讨论，从怎么样的视角才有可能取得正确的对历史的理解与诠释。这将在本文后续文章中进行讨论。
2.“历史事实”、“历史的真实性”、“历史记录者”
有人要说，只有亲自经历才能真切地体验到历史的真实。举个金冲及的例子。“金冲及，原中国史学会会长、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常务副主任。主要著作有《辛亥革命史稿》、《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等，主编有《毛泽东传》、《刘少奇传》、《周恩来传》、《朱德传》、《陈云传》、《邓小平传略》等。“众所周知，党史编撰对共产党而言，从来不是简单的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也因此，对党史的编撰总是在随着时代变化而不断“重写”。作为党内第一代“笔杆子”，胡乔木和胡绳可谓为今天的党史叙述奠定了基本范式，金冲及、逄先知是之后的主要负责人。”正是因为这一点，笔者专门要举金冲及作为本系列文章首号对比、分析、批判和超越的目标,故在后续文章中还需多次地提及。
金冲及的学生施宣圆在 《当代人写当代史的典范 ——金冲及与二十世纪中国研究》2009-09-25如此写道：“早在1994年初，金老师就在《历史研究》著文《当代人应该写当代史》，其后，他又多次提出当代人应该研究和撰写当代史。他曾经讲过法国哲学家柏格森的一个比喻:如果给你看一百张巴黎凯旋门的照片，包括远景的，近景的，整体的，局部的，以至各种细部，你也许仍不能懂得凯旋门；但如果让你在凯旋门前站五分钟，你就懂得凯旋门。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
施宣圆接着就讲述了金冲及的情结。金冲及有一个““1947年情结”。如果从个人方面来说，金老师说他存在一个“1947年情结”。这一年，对他来说，是难忘的一年。这一年内，他从高中生进入大学史地系读书。更重要的是，这一年内，他从一个关心国事而在政治上处于中间状态的青年学生变成一个几乎全身心投入当时爱国民主运动的积极分子。后一个变化，是他自己在这一年年初也根本没有料想到的，一些原来很熟悉他的人也为之吃惊。其实，那是在周围客观环境急剧变化推动下的结果。
金老师是1947年9月进入复旦的。这年五六月间，上海市民在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的高潮，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进行了严厉的推残。但是，学生运动从来没有停止过。12月下旬的严冬时刻，上海街头每天都可以看到冻死的难民，惨不忍睹。同济大学同学首先发起劝募寒衣运动。复旦地下党抓住劝募寒衣和一些合法活动，发动和团结校内大多数同学，冲破原来沉寂的空气。金老师是学生运动的骨干，他常和同学一起到市区四处劝募寒衣，又将寒衣发放到流浪街头的难民手中；他发起和参加了各种社团和读书会活动，读进步书籍，讨论各种问题。次年1月29日，他参加复旦同学支持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的活动，而被军警武装押回学校，校方给他记了一个大过。但过了三四个月，便秘密参加了梦寐以求的地下党组织。不久，又被国民党政府特种刑事法庭传讯和通缉，被迫离校，准备到解放区去，直至解放后才回到学校。
1947年，对金老师来说也是他人生转折的一年。他不仅是一位热血青年，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而且对历史研究与现实的关系已经有了独立的见解。在一次读书会讨论时，有的同学提出研究历史，不要谈现实，说这样会变成空谈。金不同意这样看法，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将现代史这一章从历史上剔出去，并且我们也不能只做一个和现实脱节的古人啊。我们研究历史的主要目的无疑是希望能从历史的趋势中看出中国现在将往何处去，那现代史反正是最重要的一章，要知道今天是现实，明天就是历史，所以我以为我们不应该把历史和现实可以一刀分开。”这是金在1947年12月24日“日记”中记的一段话。”
也应该说，亲自经历才能真切地体验到历史的真实，似乎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如上面所说，“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
当代人要写当代史，首推应是回忆录的写作。作为历史的当事人，将亲身经历的历史，所见所闻的人与事，所感所受的情与理，以回忆录的方式记录下来，这是丰富我们民族记忆的极有意义的事情。
历史的事实与历史的真实性，与回忆录撰写人以及历史记录者之间的关联， 这主要取决于是什么样事件、多大的事件与回忆录撰写者历史记录者在记录事件的地位作用的关系。如果说是一个人的事件仅有同一个人的撰写回忆录，那么这一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就越高，至于说是对一个众人的事件而仅是其中之一的参加者所撰写的回忆录，在这样情况下，那么这一个众人事件历史的真实性就大打拆扣。许多情况还会出现象起诉人对被告一样的司法纠纷。此時，历史的真实性，就要取决于作为“法官”身份的读者之判断了。而历史的真实性又是什么呢?这也是与各读者的读书意图目的与认知水平有关。比如说，对解放战争国共内战而言，一个读者同時阅读国共两军参战首领们的回忆录，如《粟裕战争回忆录》、《楊成武回忆录》、《白崇禧回忆录》等時，如果仅仅为了看看热闹，那就仅有两军都是勇敢不怕死也有各种成功与失误等等感受罢了。如果此读者想探求这一问题，即这一㘯解放战争正义与否，这样的战争是否有历史意义，仅仅看国共两军参战首领们的回忆录那就远远不够的了。作为研究者而言，还要作深入的探索才能得到真果。当然尽管如此，回忆录还是可以作后人全面研断代史、学术成果不可缺少的资料之一。
王海光在《回忆录的写作和当代人的责任》一文中说，“每个历史的经历者都有责任为后人存史”。“如果把档案文献资料当作历史现场的物证，回忆录就是历史现场目击证人的证词。”
“存史的价值。那些旨在塑造自己生前身后名的回忆录，功利性极强，涉及历史必然是曲笔，涉及自己必然是溢美。如果相关的几部书对照起来看，当下就会发现其中诸多矛盾，遑论后世人们还会自有公论。所以，这种个人功利目的性极强的回忆录，并不能承担传世的作用，日后随着社会生活透明度的不断提高，公共话语范围的不断扩大，必然是价值递减的”。
“求真不易，存史亦难。就回忆录而言，要如实地记录自己，袒露一生心路历程，这是把自己放到一个公共的手术台上，当众自己解剖自己的事情，很不容易。像卢梭《忏悔录》那样，具有严酷的灵魂拷问能力的大彻大悟者，古今中外能有几许？”
“平心而论，各种各样的回忆录，多少都会有当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分在里面。这种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们对曾经历过的尴尬事，为摆脱懊恼和忏悔的长期煎熬，求得心里的安宁，是需要对自己的行为有一个相对合理性的解释的。差别仅仅在于，这种自我合理化产生的撰述误区，是有心为之，还是无心为之。有心为之，长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会把谎言当作事实。无心为之，能够在事实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够在真假美丑的边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线。所以在存史中出现误差时，两者的态度判若云泥”。
王海光是中共中央党校的教授，对于他的历史观念，我在后续文章中还需提及。
接着上面提出的对解放战争正义与否的评价问題，前几年蒋介石日记公布于众，中共马上派出几批顶尖的历史学家去抄读，回來进行研究，结果对抗日战争爆发起因的评价上有了一点点退让，解放战争爆发起因评价上却没有絲毫的改变。因为解放战争爆发起因评价上若有絲毫的退让，就会帶来灭顶災，故此对抗日战争爆发起因的评价上也只能有这一点点退让。对此一问题在后续文章中还需提及。
中国近现代史讲述的全都是上千万人参加的公众事件，比如解放战爭，文化大革命來说吧，每一个当時人也只能在一定的程度上、在一定的范围内参与到该事件之中，起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就拿金冲及对解放战争这一历史事件來讲，金冲及当時也只有十九岁，刚参加了地下党，也只是参加了复旦同学支持同济抗议校方大批开除同学而进京请愿的活动这一小小的事件，对于中共中央的决策过程和南京蒋介石的决策过程几乎是一无所知，如同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红小兵们对于毛泽东的决策过程一无所知，几乎是一样的。对于记载千万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史，这一金冲及主操的本行业而言，就祘辛亥革命到今也己逾百年，能如金先生所说的“亲历、亲见或亲闻的”从辛亥革命至习近平的反腐的全过程的人，能如金先生所说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的”人看來是踏破铁鞋无觅处了。就拿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时，这位1930年出生的金冲及还不知在何处呢?照金先生的说法又谁能相信这位金先生的大作《二十世纪中国史纲》的可信度呢。前文中讲的“在金老师看来，当代人写当代史，有些事情是亲历、亲见或亲闻的，比后人感受较为深刻，看得较为清楚。”这可以说，对于记载千万人参与的中国近现代史來言，那纯粹是一句谎言罢了。
史前时代一般是指人类产生到文字出现之间的时代，意即历史（信史）记载前的时代。中国夏朝就是史前时代。商朝人使用甲骨文，故商朝是信史時代。自商朝至今也己有三四千年了，而一个人的生命是极有限的，最多一百多一点吧，一个人无法万事躬亲，但人又不同与其他所有的动物，人有記忆能力加上能创造出语言文字和记载载体，从而能对历史进行记载活动并加以传布。历史是众人创造的，故对历史的记载主要是依靠他人的二手的记录，真正的一手的记录如回忆录只能占极小的比重。依靠他人的二手的记录也可能帶来了历史的真实性的丢失。
3.“历史学家”、“历史学”、“历史教育”
历史是什么?从中文字义上去解释:經过的事被记录下來，就是历史。在英文更直截了当地说，His-story,他的故事，就是历史。“在德文中，Geschichte 和 Historie 這兩個字都可譯為「歷史」。 從十九世紀末以來，德國的人文學界逐漸將這兩個字底意義加以區別，以前者指關於人類過去活動的記錄、以及這些記錄之編纂，以後者指存在於人類底精神或意識中的「歷史本身」”。（引自于李明辉《康德的「歷史」概念》） “Historie”语源自于古希腊语 ἱστορία ，德语词义意为Erkundung，Erforschung。德语名词Erkundung，是由动词erkunden引申而來，有探查、探听、探知、侦察之意，德语名词Erforschung，是由动词erforschen引申而來,有研究、考查、考察、探听、探询、设法得知之意。
历史学，简称史学，是以历史为研究对象的学科。虽然在广义上历史可以包含人类以外的事物，但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和人文学，历史学主要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何兆武讲，“历史学本身就包含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是对史实或史料的知识或认定，第二个层次（历史学Ⅱ）是对第一个层次（历史学Ⅰ）的理解或诠释。”“历史学之成为历史学，其关键乃在于历史学Ⅱ，而不在于历史学Ⅰ。历史学Ⅰ是科学，历史学Ⅱ是哲学。”
在何兆武的“历史学Ⅰ”、“历史学Ⅱ”两分法提出后，宁可又提出了历史学三分法。宁可讲，“历史Ⅰ（过去的客观存在的历史）→历史Ⅱ（史料）→历史Ⅲ（人们的历史认识）”。
从事历史学研究的人通称为历史学家，也称历史家、史学家、史家，包括历史记录的编撰者和史料的研究者。人们研究历史必须倚靠前人所留下的记录。屈原说，“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司马迁讲,“稽其兴、坏、成、败之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屈原和司马迁都讲了需要对历史的记录进行探索和研究。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懼。”（滕文公下）司马迁讲，“居今之也,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唐太宗讲，“以史為鏡，可知興替”，刘知几说，“春秋成而逆子懼，南史至而贼臣书，其记事载言也则如彼，其劝善惩恶也又如此”。这些都讲的是历史之主要用途，“以史為鉴，鉴往知来。”但也许不尽全部吧。在上个世纪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大陆的历史学家们却是从史学为政治服务的套路上来致力于以史为鉴的。特别在那段文化大革命的喧嚣中，不能说没有这以史为鉴方面的一点点意思和努力，但是这种努力最终却几乎全都蜕变成了影射史学。但在众多的读史者看來,以史为鉴，仅仅只是表现为，当那些读史者掩卷沉思之际所能悟到一种历史智慧和价值确定而己。
真实是历史学的永恒魅力，追求历史的真实是历史学的目标，也是历史学有别于文学的地方。大致讲来，历史的真实有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史实之真实，二是解释之真实。史实层面的真实表现在对具体的时间、地点、人物、过程等历史要素的认识，这个层面的真实主要依靠史料来解决，史实层面的真实，从总体而言，越接近当代越接近真实。而解释层面的真实则表现在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发展过程和历史规律的说明和评价方面，由于史料要经过了历史记录者的主观加工，方能成为历史学，历史学不能不受到各位历史学家各自的历史哲学、历史观、史德、史学、史识、史才的影响。有―百个历史学撰写人，就能有一百部不同解释的历史学。这一百部不同解释的历史学则是这众多的历史学家各自研究的结晶。由此可看出，解释层面的真实是大有文章的。问题的核心是要解决人怎样才能正确地认识社会世界，怎样才能正确地确立人的历史哲学观?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到哪里去？先辈们走过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这条道路是否正确？它对中国的现在和未来有何经验教训和借鉴意义？此类问题又主要可连接着德国哲学家康德所问的二个重大问题，“人应该做什么?”和“人是什么?”也就是说，是康德第二批判《实踐理性批判》和“第四批判”历史哲学所要探索的问题。说得更大一点，中国古人自有天地人的宇宙说，笔者本着旧瓶装新酒的方法，重新理解宇宙说的天地人。对于研究社会和人类精神为对象的人文社会科学來讲，我将“天”重新理解为“上帝宗教与道德”，将“人”重新理解为“人生”，将“地”重新理解为“社会”，可能唯有如此，方能解释清当代各国(也包括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的本质。由此可讲，历史是讲述曾经出现过的人在“上帝宗教与道德，或对中国近现代历史而言此“天”的位置还由横空冒出來的马克思所代替之”一“人生”一“社会”這三范畴组成的社会世界中所做过的事和活动。对中国的当前來讲，重要的任务是对作为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进行彻㡳的批判和否定，也就是讲，唯有将马克思从“天”的位置上拉下來，方能捋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认知、对当代的实践和对未來发展的探索上出现的一切问题，同時具体到历史学，也必需要对近现代史进行一次重新的诠释和改写。此任务也许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才能完成。在中国近现代史历史学研究领域内，笔者个人尽管自知，阅历难穷天人之际，涵养难逮古今之变，但受到天命之感染，愿为天下之先，敢当点灯之人，希冀解开历史之密码，谨向诸位读者呈献一組以批判唯物史观为主旨的解读全新历史观的系列文章，以及对近现代史一个关链重要的历史事件全新评价的后续系列文章。
借《易经》的说法，史学首先要“彰往”，不能让人类的往昔湮没；后要“藏往”，维持人类的历史记忆；进而还要“察来”，知道人类怎样可以比过去更好。历史之“有用”，亦在于此。但当今社会却普遍地认为“历史无用论”。在现代历史教学中歷史成了一門死记硬背的学科，学子们忙于背诵人時地事物五大历史要素以付书面考试，而让社会大众觉得枯燥无味。但台灣大学历史系的吕世浩博士2013年8月起，于开放式课程平台上开设了“秦始皇︰一场历史的思辨之旅”等课程，成为超过4万人选修的热门课程。吕世浩博士讲，“古代要培养帝王精英:用思辨学历史VS今天要培养工匠:用背诵学历史。”在近代之前，历史是培养领袖精英之必修课。这与林同济说的“史学在中国似乎是注定的百学之王、百政之始”是同一个意思。但中国到了近代，特别是废除了科举考试，全国实行现代统一学校教育制度以后，由于这—现代教育制度是以培养工匠人才为其主要目的，在历史教育中采取了填鸭式、死记硬背、靠标准答案來评分的教育方法，从而放弃了作为历史、人文教育中最重要的内核目标—一教人如何为之人的道德教育作用。笔者对吕世浩博士的讲历史持点贊的立㘯，但是笔者在这里还需要指出，吕世浩博士在探讨中国古代到近现代教育变化的历史教育变迁之原因時尚存在有严重的缺失，特别是对大陆而言，在作为意识形态的马列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对中国近现代史以论帶史，进行了选择性的历史宣导，扭曲的历史意识，编造的历史事实，误导无知民众以讹为真，陷入政客设定的陷阱，以致于使历史学在文化大革命的发动上起了很坏的推波助澜作用，这一点己为一部分大陆历史学家所承认，但这一大陆历史学家的解释原因还是远远不够的，按共产党目前的说法，似乎共产党的历史观仅仅是在文化大革命这一段短短十年中被坏人利用、出了问题似的。应该实事求事地指出，共产党从其出生起直到其全面独裁统治大陆，一贯地以论帶史，以讹为真，恣意践踏历史、肆意解释历史，使历史学成为了蒙骗大众的迷魂药、麻醉剂、洗脑剂和紅色狼奶，以致中国近代成了一個“誣妄世界”，使中国近现代历史成了谎谬的历史。这一点需要在本系列文章后面几篇文章中详细地讨论之。
历史教育不是为了传授“过去的记忆”，历史着眼于对当代社会问题的认识，着眼于对未來社会的思考，无论是过去、当下、未來的社会生活，永远有无数个难题出现在人们面前，等待人们去破解，而越是重要的社会问题，人们越是歧义纷呈乃至于聚讼纷纭。故讲，无论是过去、当下、未來，历史与历史教育始终有着不可或缺的追问，只有当受教育者以及全体社会公民的生活经验与历史事实有机结合起來进行理性思考時，历史才真正被理解，历史知识才能积累，历史意识才能清晰，历史思维才能进步，历史的学识才能转化为现实的智慧。
4. “历史学家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
首度提出史家所應具備的條件者，是盛唐的劉知幾(661～721)。劉氏因為淵深的家學背景而以修史為職志，他歷時近十年寫作的《史通》，是中國史學發展中首度有計畫、有規模地撰寫一部史學史的創舉。然而劉氏極為馳名的史家三長論卻不錄於《史通》，而載於《舊唐書》、《唐會要》與《新唐書》。內容大要為禮部尚書鄭惟忠問劉知幾說：「自古以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劉氏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史才指史學家的才能，史學是史學家的知識，史識則為史學家的判斷力，三者皆為史學家必須兼備的條件，缺一不可。劉知幾曾以三長論將中國古代史家分梳為上、中、下三等，認為上焉者須如如董狐、司馬遷等具備「彰善貶惡，不避強禦」的道德特質，才能落筆真實。換句話說，史家三長論中其實隱含著「史德」觀點，然而劉氏並未明白立說。
清人章学诚明确提出的史德，在其名著《文史通义》中，有《史德》篇，专门论述这个问题。他说：“能具史识者，必具史德”。“史德者何？著书者之心术也”。心术不正，什么恣意践踏历史的事都能做得出来。
梁启超则说史德的第一要义是对历史“忠实”。他认为， “历代史家对于心术端正一层，大部异常重视。 这一点，吾人认为有相当的必要，但尚不足以尽史德的含义，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 。所谓忠实，即指“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的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 P155，157)］ 这里我们再借用西方人一句话，治史者要对历史怀有敬意。 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在清华大学讲《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時指出，“史德是力求忠于史实、不誇大、不附会、不武断、不歪曲；史学讲求蒐集资料，判断真伪，抉择取捨的方法；史识是指敏锐的观察力，但须避免为因袭传统思想或自我成见所蔽；史才是指撰写历史的技巧，涉及材料的组织与文字的风采”。（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台北，台湾商务出版社1980年6月页16一39）
梁启超提出“史家的四长”，这就是“史德、史学、史识、史才”，并把“史德”排在第一位，这在于強调历史学家，要有慈悲胸怀，要能致良知，要能无畏强悍，仗气直书，不作迴护曲解，溢美造伪的书写，要心求端正，不穿凿，不武断。
5 “官修历史”、“野史”、““官修”党史” 、““民修”党史”
历史可分为，正史，野史，和秘史。正史可称为官修历史。野史可称为民修历史。还有一种是秘史，如市场上流行的宫廷秘史，专门宣讲神秘的帝王私情之用。历來的历学家都一致公认，唐代是中国史学最为发展的時代，也是中国史学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时代，因为从此中国开始了官史占上风，正史地位独尊的时代。可到了近现代的中国大陆又出现了官修党史替代了国史的奇特现象。官修党史实际上也是人撰修而成的，不過只是此人，不是一般的小老百姓而是中共的高级官员罢了。
前面也经讲了，“胡乔木和胡绳可谓为今天的党史叙述奠定了基本范式，金冲及、逄先知是之后的主要负责人。”上一节我们己讲了“历史学家的史德、史学、史识、史才”，那么我们先初步地认识一下胡乔木吧。
金冲及在《胡乔木、胡绳怎样编撰中共党史？》(2014-12-05 愛思想网)
向中国人介绍了胡乔木、胡绳。
金冲及说，“胡乔木、胡绳都是党史的亲身经历者。解放前乔木是毛主席的秘书，一直在他身边；胡绳长期在《新华日报》，这是周总理直接抓的报纸。后来发生皖南事变，把胡绳派到香港，回来以后还是在《新华日报》。解放后中央很多重要文件也都是几个“大秀才”起草的。所以他们讲的历史，不光是根据文件来研究，还是亲身经历，而且在主要领导人身边。
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他们两个，无论是经济学、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哪个方面的问题去找他，他都能讲出一番你没有想到的道理。讲得夸张一点：我看现在我们的理论工作者中，像他们这样百科全书式的人物，一个也没有。”
我们要告诉给读者的是，读人文社会类的书，首先要认识一下其作者本身。只有认识了作者本身，方可认知其作品之价值。
李锐说“胡乔木这个人，表现很“左”。其实，他的内心有时并不完全那样。众所周知，文革后期，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胡乔木写了揭发邓小平的长篇报告。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乔木吓坏了。邓小平不计前过，又起用了胡乔木，但对他评价不高，邓说过两句话：一句话是“软骨头”，另一句话是“还是党的一支笔”。”
“在这前后，胡乔木还向邓小平告状，说胡耀邦是“刮改革风”，说他讲话中“没有提四个坚持”等等。搞这些“小动作”是违反党的组织纪律的，乔木对此毫不顾忌。人们说，胡乔木像当年苏联的苏斯洛夫，想长期把握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动向。1986年由胡乔木和邓力群联手发动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由于胡耀邦等领导同志的坚决抵制，只进行了28天就中止了。这些事，耀邦跟我最后一次谈话中谈到了。 胡乔木反对胡耀邦，除了政治思想路线上的分歧之外，还有着个人的因素。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这是韩天石亲口跟我说的。为此，胡乔木常在邓小平面前絮叨，说耀邦的坏话。胡耀邦的下台，胡乔木在其中起了作用”。(引自于 盛禹九《复杂多面的胡乔木一同李锐谈话录》)
有兴趣的读者还可阅读《胡乔木如何进入和淡出毛泽东视野》等等文章以资增加对胡的了解。从以上所举证可以看出其为人其人品了。至于作为史学史家的四才那就等待到以后几篇文章再來讲解。至于金冲及文中说“胡绳说胡乔木是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其实我看胡绳也是百科全书式的”，在这里我们可以肯定地告诉读者说，这是夸大其词的说法。举一个例子说，1985年胡乔木的儿子因经济诈骗被判刑，这个案子是经中央书记处讨论一致通过，耀邦批准的。当时趁胡乔木夫妇在外面开会，由中纪委副书记韩天石带队，在胡乔木儿子的床下搜出一麻袋的人民币，才落实定案。事隔一天，中共政治局开会，胡乔木提前来到会场，大发脾气质问：“为什么抄我的家？为什么逮捕我的儿子？”胡耀邦解释：“三个部门要求立案审查，我们不能干涉司法程序，等案子结论出来了再说吧”。从这一例子可以说明，胡乔木对专讲不许盗窃不许错杀无辜的法律知识几乎等于零，就遑论他在法律学，法哲学和哲学方面的造诣了，也遑论他在与历史紧密相连的法律发展史和法哲学史上的创见了。另外从其履历上看，也没有受過完整的社会科学和哲学方面的教育，此外还可从其出版的著述而讲，除了中共三十年一本历史书外几乎就没有什么拿到桌面上的作品了。而《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一书实质上则是斯大林搞的1938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的中国翻版而己。
金冲及如此之说则完全违反了“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字字皆有来历”、“实 事求是”的起码的史家要求，大有阿谀奉承、掇臀捧屁、趋炎附势之嫌了。讲一句公道的话，在延安時期中共党内绝大部分尽是文盲小学肆业水準的造反大军之中，胡乔木以一个大学肆业的学历果然可称上是“大秀才”了，这是不假的，但在全中国那个年代可还有状元、进士，还有许多洋博士、土教授嘛。
在同一篇文章中写道：“ 澎湃新闻：您编著的可以说都是“官修”党史，那么您如何看待其他一些在社会上也非常活跃的党史学者？
金冲及：我有一次在山西跟高华聊了半天。要说年龄，我差不多比他长一辈。他父亲是厦门大学地下党，我是复旦大学地下党，所以讲经历很多事情都能够说到一起。他父亲被打成右派，我想这对人看待问题确实会有影响。
高华的书出版后就寄给我了，当时因为其他原因没有全部看，但我听别人说了大概印象。关于延安整风，他用的是公开发表的材料。延安整风核心的材料是会议记录，特别是1941年9月跟1943年9月的政治局会议记录等等，很关键，这些他看不到。如果系统地看过就会知道，有些东西他还是比较隔膜，很多是靠猜。”
而与此相反，屈孝国评高华(2015-12-26 )却称高华是史学天才。 “必须得承认，研究史学是需要天才的。高华先生的史学天才是得到了著名史学家、政治学家萧功秦教授的承认的。萧功秦教授曾经说过：“要说明高华的悟性如何了得，我先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杨尚昆的儿子，读了高华在《南方周末》上发表的《初读〈杨尚昆日记〉》一文以后，就专程到南京来找他。杨公子对他说，我到南京来，就是因为对你发生好奇心，我完全不知道你是什么人，你怎么对我父亲是如此地了解？我曾经问过我们家族所有的人，他们没有一个认识你，但是你写我的父亲确实非常真实，你把我父亲的内心写活了。你到底是认识我们家什么人？高华说，你们家的人我一个都不认识，我就是看你父亲的日记。”（萧功秦《天堂的高华》）由这段材料可以得知，高华先生确实悟性了得，他还原历史的能力很强，这是一般人所远远不能相比的。
王奇生评价说：“高层政治内幕是最难研究的。尤其是涉及到权谋、权术与权力斗争层面，多是幕后操作，一般都是只做不说的，是不会留下文字记录的。……高华的书引用了大量公开出版的史料，其实多是用于史实背景的描述与建构，而涉及最高层内情的史料他同样缺乏”。“但他极富历史想像力。他的很多推断令读者感觉入情入理。他很会“悟”，很多地方富有洞察力。政治家一般不会把自己权谋的高明之处说出来。历史学者相隔几十年以后，要去推断和解读，真的很不容易。”（王奇生的评价选自共识网《求真求解，对粗疏学风的反拨》一文）”
对高华这位非党的历史学家，金冲及如此地贬低之，而对胡乔木却如此谄媚奉承之，说到底，胡乔木，金冲及，他们只是彻底的党化知识分子，是党政意识形态的御用工具，由于他们在党内所接受的马列毛教育，以及党内险恶的生存环境的现实教训，形成了他们多重面目的复杂性格。（虽然他们有时候也表现出若干人性化的一面），从根本上说，他们不可能成为严谨务实的历史学家，只能充当煊赫一时的党史“权威”。谎言不断被证伪之时，就是他们被历史彻底抛弃之日。
总之，史书易得，史家难寻。况且史事记载的局限性，史事研究与诠释的主观性与片面性，是由历史的本质或特性所决定，任何历史家都无法完全改变它。在这个世界上，绝对客观的历史（指写的历史）是不存在的；我们所能读到的，只是相对客观的历史。同样的，尽管求真求实是史学研究的最终目标，也是历史家应有的专业精神，但因受到客观条件的种种限制，我们也只能获得“历史的真实”，却永远找不到“真实的历史”。同时必须强调的是，“历史的真实”并不等于“真实的历史”，因为前者属于“部分的真实”，后者才涵盖“全部的真实”，才全面接近于史实的本身。
面对这样的困扰，一般读者应该如何对待史书呢？我想除非我们打算“打破沙锅问到底”，不然还是听信孟子说过的老话：“尽信《书》不如无《书》”，何兆武说，“历史不是都真， 历史的话不能都信”。这说的是同样一个意思。
6.本文和本系列文章安排
本文主要旨趣是，首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有关历史一些最基础的知识，如历史是什么以及史家的四才。结合冯学荣博文中的二个缺点，深入介绍基本的历史知识，由于对义和团的评价问题我们的后续文章中还要进行深入讨论，故借此机会对山西巡抚毓贤杀洋人一事略作详细解释。为了本系列主旨，尽可能简单地介绍当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从中可看出，中国近现代史学理论发展是跟隨着世界史学理论发展史的每一步步伐前进的，只有搞清楚世界的发展，才能搞清中国的发展。从世界出发看中国，这是我们建构全新历史观的一个重要发出点之一。
可以讲，本文仅仅只是本系列文章的开㘯白，简单解释有关的一些基础知识。第一层的本系列文章将从思想史的角度出发來讲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史，讲述共产党的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也讲述国民党的政治家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并将我对此课题的研究结果，主要是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写入到中间研究结论之中。第二层的本系列文章进一步地探讨在共产党独裁执政時期中共历史学与历史学家是怎样“发展”的，是怎样与時俱进的。第三层的本系列文章将对中间研究结论中所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的解答，批判作为意识形态的唯物史观，建构全新历史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