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当政之始的宏大政治叙事
习近平有着宏大的梦想，他第一次亮相是在中国国家博物馆的近代史展厅，他将政治话语前移到一八四○年，即中国近代史的开始，也是被中国主流史家认为的，中国近代屈辱史的开始。而他的讲话与广场上中国人民英雄纪念碑形成呼应，纪念碑上纪念的，是五四以来的中国革命英烈，并上溯到一八四○年以来的革命英烈。中共设立的广场英雄概念，显然是一个有限的近代中国的概念，而这个概念里，明显有着对抗西方的意味，近代西方与当代西方，被混同在一起，其意识形态的用意或暗示，非常明显.
所以，近代史分为中国近代史与世界近代史，中国近代史是一个完全另类的政治概念，被中国史家与政客们造成了中国受外来力量欺负的历史，并引申出落后就要挨打的另面达尔文主义.中国必须强，成为一种病态的历史过激反应。这一心态的另一种表现就是抗日神剧，拼命地臆造抗日史，使其变成中共的抗日史，变成儿童团与农民战争的横店抗日史。
这种屈辱史的应急反应，已然成为一种历史逻辑，正是这种逻辑，套住了习近平与他同时代的一代政客。
习在这次中常委集体亮相时，将自己的任期政治关键词定格在中国梦三个字，与江泽民三个代表、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相比，习的政治关键词非常“务虚”，他自己填充的主旨内容是“复兴中国”。为什么要复兴中国呢，因为近代以前，中国是领先世界各国的，只是到了近代，由於列强的“入侵”，中国开始败落。而今，中国开始了崛起，可以与列强分庭抗礼了，中国必须以强示人，沉睡的雄狮，开始醒来。习在国际社会强调的，当然是和平的雄狮.
民族主义最能激发人民爱国热情，习近平继续利用之，正是中国梦的政治指向是复兴中国，那么，习当政第一个任期，我们看出来，对西方在意识形态上的敌意，没有减少，反而加强，将普世价值定性为西方价值，中国不能接受的价值，甚至是敌对势力搞乱中国的阴谋理念。
对意识形态进行革命式强化，大有复活文革之势。
民族主义必然强军，甚至以军国主义方式来显示国家英雄气质，激发雄心斗志，在市场经济时代如此而为之，与打鸡血没有二致。但它起到了局部效果，从钓鱼岛事件之时，爱国示威活动烧日系汽车，甚至打死开日本车的车主，到这次萨德事件，政府暗中支持与煽动爱国民众上街，阻止消费者到韩国乐天企业商店消费，都可以看出政府在动员民族主义势力方面，驾轻就熟。中共的体制，非常有利於这种街头活动，与文革之时相比，已做到了收放自如，既可以让国际社会看到中国民众的民间力量，又让国际社会无法直接指证，中国政府在直接破坏外资企业经营.
复活传统，为我所用
复活传说中的繁荣的中国，但无法复活天道、天意，还有君权天授。
形而上的神圣精神无法复兴，只能复兴形而下的儒家礼教、儒家文化，儒家道义精神，也无法张扬，而落实到教育层面，就是让孩子们背弟子规了，还有整个社会宣传二十四孝，二十四孝图居然可以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并行而宣之，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却居然也与普世价值相敌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有自由民主的核心内容）。
我们通过习当政之后，习中央核心成员宣誓地点与誓言，就可以理清习当政之后的逻辑脉络.
民族主义与军国主义必然形成合流。而军国主义与民族主义，最易於集权与极权统治。再加上传统的儒家礼教，礼教要让整个社会形成尊卑秩序，要让整个威权体系知敬畏、守规矩。汉初重臣不守规矩，刘邦觉得没有面子与威权，儒家制定规矩之后，刘邦第一次享受到做皇帝的威严与快意。这是习要求官员们守规矩的深意所在，传统的礼教守规矩，加上共产党意识形态中的讲政治，一虚一实，都在着力打造习中央绝对的威权。
习实际是要成为两个传人，一个是龙的传人，或中华文化的传人，大力宣传传统文化，甚至重新抬高孔子，拜访孔子故里，都是要扮演中华传人的角色，以赢取民族性国家主义；二是要做马克思主义或毛主义的革命红色传人，在体制内获得合法性与威权，习不再谈党政分离，甚至王岐山反对党政分开，习中央要打造的是党的战斗堡垒作用，做大做实中共，以提升自己的威权。这一点习对毛是反其道而行之，毛一直反对孔儒，晚年则颠覆了中共的统治，实现了一人之治。
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的效应
习近平当政之初甚至提出文革前后三十年互不否定。这句话显然是冒天下之大不韪，因为中共已明确文革是重大错误，如果文革不被否定，那么需要重新评定文革，习的这一表态，使左派与文革势力得到鼓励，对普世价值或宪政民主派形成压力。复兴左翼应该是中共高层的一种政治伎俩，借左打右，借右打左，权贵势力或中共统治当局毫发无损，坐收渔人或愚民之利。
显然，习近平想缝合一些意识形态因素，这是基於他的红二代身份。更多的倾向於其红色背景，以便凝聚红二代与左派的力量，因为在他成长过程中，在他升迁过程中，这一力量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他主导的意识形态整体左倾，公然反对普世价值，都是其身份决定的。对毛左势力，不是他不想反，而是不敢反，这一势力能够让他更具红色帝王感，并获得整个党系的支撑，他何乐而不为之。
习当政之后几年，意识形态领域大步倒退令人困惑、不解，并造成了知识分子的敌意。某种意义是，习中央制造了与公共知识分子的精神分裂，具体表现在，对普世价值的公开批判，对宪政民主制度的抵制与丑化，凡与西方文明世界接轨的价值理念均不允许在高校与媒体上传播，对知识分子与媒体人、网络有影响力的异见人士进行封杀，要求体制内媒体姓党，并对网络媒体进行控制与干预.
我曾撰文，习第一个五年，国家文艺没有复兴，红色文革却已然复辟。中央党校还有天安门广场等店面里，公开摆放着习的各种着作与画像，人们已然忘却当年邓小平等人批倒华国锋的一条罪状，就是制造个人崇拜，并发文不允许搞新的崇拜，不允许制作领导人的巨幅画像。
一些低趣的招数也被使用，譬如通过官方渠道大力扶持周小平、花千芳这样的五毛级文艺爱好者，而这与习自己宣称的文艺趣味，形成巨大反差，在许多国际场合，人们都听到他在延安时期，甚至更早的时间里，阅读了大量西方文艺与哲学名着，而这样的阅读量与阅读档次，却推崇周小平这样只有爱国情操与颂圣情怀的人。难道政治真的可以超越一切文化趣味，是统帅是灵魂也是可以利用的政治工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