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安平先生留给世间最具震撼力的洞察莫过于“党天下”的议论了。这三个字言简意赅，将中共执政本质揭露无余，言人之所未言，振聋发聩。先生锐利的目光和透彻的分析，通过“党天下”三字，使久蓄的睿智和非凡的魄力达到新的境界。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自由主义群星中，储安平先生的光芒耀眼。他对国共两党的比较，关于民主自由的多少与有无的区别，证之实情，令人敬佩他的透视力的深邃。当时中共正以“民主”、“自由”的旗帜大肆招摇，毛泽东公开许诺实现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储安平先生在《共产党与民主自由》中指出：“我不相信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人民能获得思想及言论等等基本自由，能实现真正的民主。凡是在一个讲究‘统制’，讲究‘一致’的政党的统治下，人民是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的。”储先生还在《中国的政局》中进一步指出：“坦白言之，今日共产党大唱其‘民主’，要知共产党在基本精神上，实在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就统治精神上说，共产党和法西斯党本无任何区别，两者都企图透过严厉的组织以强制人民的意志。”一针见血的分析直指当时甚嚣尘上的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毛氏“新民主主义”的鼓吹，欺骗和诱惑了多少人倾向和投奔中共，这些人满以为找到一条新路。即使经过“抢救失足者”的无端迫害、有了王实味被无辜杀害的血的教训仍不觉悟，又经过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文革等一系列暴政仍不清醒，至今有些人还在鼓动胡锦涛恢复“新民主主义”，认为有了它就有了政治上的民主，何其愚昧！朱厚泽先生识穿了“新民主主义”，指出那是假民主主义，不过是专制主义的假面，这声断喝才表示从毛泽东的忽悠中终于醒悟，时间却已过了半个世纪。半个世纪前，还在1945年储安平先生就已指明在共产党统治下“不会有真正的自由，因之也不会有真正的民主”，1947年又指明共产党“是一个反民主的政党”，向它去寻求民主是枉然的，这是何等远见卓识啊！
回顾储先生一生，创办《观察》周刊是他传播自由主义理念的最辉煌的结晶。《观察》自1946年9月1日创刊至1948年12月24日被封，共出5卷18期，发行量曾达10.5万份。政坛官员，士农工商，城乡僻壤，内地边疆，都有它的读者。《观察》标榜的是“独立”和“超党派”，成了国共内战爆发时期的第三势力代言人。它称自己“大体上代表一般自由思想分子，并替善良的广大人民说话”，刊物的守则是“民主，自由，进步，理性”。它所发出的独特的声音，代表了当时自由主义志士在两大专制力量之间开掘一条新的民主之路的努力，在历史上留有鲜明的一页。
1949年初储先生抵达中共治下的北平，登上毛泽东自称的“贼船”，从此滑入人生的下坡路，短短10年在当权者蹂躏下跌扑爬倒，最后竟不知所终，实在不是“悲痛”二字所能包容。这段历史留下若干难以破解的问号停在那里，使人困惑不已。历史链条的这些断裂亟需探索者将它衔接起来，让历史之流顺畅而下，其起伏、波折才会给世人以有益的启示。现在，试举几个历史链条的断裂如下：
（一）在大陆即将转入中共之手，面临何去何从的选择时，以储先生的观察，中共治下既无自由又无民主，为什么要投奔中共呢？我想，储先生观念坚定，不会轻信说客的花言巧语吧？投奔中共的选择令人费解。与之对应的是胡适先生，当时也有人多方进言，劝胡先生留下，胡只说：在美国有面包有自由，在苏联有面包无自由，他们来了既无面包也无自由。胡适的评价不幸而言中。储、胡二人选择不同，结局迥异，这个历史之错位能给人们以何种启示？
（二）在《中国的政局》中，储先生告诫读者：“共产党最可怕的一点是统制思想。”“要捧一个人，集体地捧他起来，要攻击一个人，集体地把他打了下去。”既然认识到中共对思想统制的严酷，为什么到北平不久就欣然受命复刊《观察》？储先生是否了解，一个第三势力代表在中共的政治光谱中处于什么地位，能够把一个意识形态岗位交托他掌管吗？尽管《观察》复刊辞极尽卑躬曲身之意：“我们过去的工作是经不起检查的，我们过去的认识是不正确的”，“在我们的内心里是空洞的、徬徨的。我们有理想，但这个理想是抽象的、笼统的、没有具体内容的；我们有热情，但这股热情是虚浮的、飘荡的、没有一定寄托的”，如此否定过去的一切也没有获得当政者满意。因此，《观察》于1949年11月复刊，1950年5月就宣布改组，由中共接管，改名为《新观察》，储先生调任新华书店总店副总经理。看来，“统制思想”是铁定的，复刊《观察》是应付的。储先生这段曲折历程，应当如何从历史的际遇角度给予恰当的评价？
（三）毛泽东提出调整中共与民主党派的关系，原则是：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由此就有放权让民主党派办报以执行监督任务的举措。这给民盟等党派注入一针兴奋剂。章伯钧立即作出反应：“现在，民主党派政治自由，组织独立了，我们党内的工作，应由自己负责任来搞，不要统战部过多的帮助……”（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这表示章氏并未理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底蕴。储安平先生被确任为《光明日报》总编辑，也雀跃不已。他已经顾不得《观察》复刊旋被取缔的教训，立即向该报全体工作人员讲话：“我听统战部一位副部长说毛主席说过，《光明日报》可以和《人民日报》唱对台戏。请问：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有没有真正拥护和贯彻这一点的准备？”（章诒和：《两片落叶，偶尔吹在一起》）看来，储先生也不理解“长期互存，共同监督”的底蕴。毛泽东当时对他的心腹讲：“对民主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批评。”“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毛选5卷355页）这里不妨提出一个问题：怎样解释这种历史的误会？
（四）毛泽东在中共七大的口头报告中说：开国以后，我们的斗争对象就是民主人士了。毛所依据的是共产党的老传统，即绝不与其他社会势力分掌政权，哪怕是工人政党。“民主人士”在毛的头脑中是资产阶级代表，打倒蒋介石政权后已失去拉拢和利用的价值，只能成为排斥和斗争的对象。中共召开新政协、组织联合政府、分权给众多非中共人士，不过是一种过渡，1953年立即改组政权，成为中共单一执政形式。对资产阶级的政策，一是低价收买资产，二是剥夺政治资本。“我们要把他们的政治资本剥夺于净，没有剥夺于净的还要剥。”（毛选5卷337页）毛认为，“资产阶级中间和民主党派中间的许多人”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颠覆活动”的，“我们一定要把他们消化掉”。（毛选5卷342页）根据这一战略方针的实施，反观储安平先生在中共治下的种种遭遇，或者可以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它对于中共的执政史以及对于当前官僚资产阶级的掘起和祸害，是否有助于提供一份线条分明的和发人深思的理论分析呢？
填补上述种种历史空白，将有关的历史链条的断裂衔接起来，对认识上一代自由主义者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活动中所起的作用是有助益的，对认识自由主义在抗拒共产主义的活动中的价值是有借鉴意义的。
2009年储先生冥诞百年，时光过得真快。有关的纪念活动即将来临。百益网1月7日报道，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将于7月在厦门大学召开“纪念储安平诞辰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特向海内外公开征集文献。不论何人，不论学术背景，不论供职处所，均可参预。凡对储安平研究有帮助的信息、史料、研究或者其它文献均表欢迎。会后论文集将在大陆、台湾公开出版。讨论会的学术负责人为对储安平素有研究的谢泳先生。我们期待着这次纪念活动结出丰硕成果。
（2009.1.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