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02月03日发表)
当下中国，一个吊诡的现实是，一边是官方不断灌输的稳定论，一边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危机感。促成这种危机感的因素非常多，社会变迁，未来不确定，购买\”安全\”的支付能力不足，体制僵化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这种危机感，也是关注公共事务的民间学人比较聚焦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的笔下，这种危机感就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危机理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是多重危机并发的复合危机。 在这些危机论中，论者大多也分析了造成这种种危机的制度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变革诉求。因此，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大多包含着作者们通过敲响警钟，寄希望当政者因势利导，执意体制改革，化解危机的良苦用心。然而现实又是另人失望的，当政者迄今为止并没有回应民间智慧关于制度变革的压力，而只是对危机论采取拿来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危机带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当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并反过来打击那些试图从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这就是官方稳定论的全部秘密。
危机论在这里成了一个飞去来器，从民间到体制再回到民间，但是两个过程中引发的后果完全不同，民间通过危机论说服当局变革的意图完全落空，而官方通过危机论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意图则得意实现。一个导致危机的体制无法自我转型为一个解决危机的体制，从长远来看，体制和危机的逆向互动增强，危机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既然危机似乎无法避免，需要追问的是，民间智慧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坚持对基本理念的信心。制度演进的方向，宪政民主的正当性并不因为潜在的危机而打折扣。无论如何，因为危机的可能，就放弃本来的立场，加入那些威权主义的浅薄的大合唱，那真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其次，必须合理化对危机的讨论。分析和评估各种危机论本身的论据和推理逻辑，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耸人听闻的内容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那超出了本文的必要)。 民间论者对危机的阐述和解释必须克制功利性冲动。当下中国，危机论激发的责任意识和现实的无力感往往是言说者焦虑的来源。这种焦虑心态可能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通过对危机论的渲染，甚至有意识的扩大危机论来试图恐吓掌权者进行某种变革，这种意图低估了他们的智慧，又高估了他们的责任伦理。在党国框架下，少的是有担当的政治家，多的是过把瘾就死的政客。另外一种后果是危机论大背景下的知识界的犬儒化，或者麻木，或者无端保守，忽视社会的变化，忽视社会自发生长出来的力量，漠视民间力量的崛起对于危机的化解作用和对社会变迁的引领作用，在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最需要知识界的支持和投入的时候，很多论者却扯起了批判激进主义的大旗。
再次，必须对危机引发的社会后果有一个理性的评估。危机无疑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经济发展成果消失，市场萧条，民生艰难，社会冲突加剧，政治机器失灵，甚至引发国家分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苏东变革，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最近的阿根廷金融风暴都以部分或者全部的展示了危机的可怕的一面。但是危机并不是世界末日，(外星人来袭，地球灭亡那种危机显然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上述这些经历过各种危机的国家也都挺过来了—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如今的独联体国家显然以更积极的姿态生存并发展着。那种对危机后果不加区别，在理念层面把危机风险绝对化的论者有必要对照现实，反省对危机后果的认识。当然，也许有论者会指出，中国即将经历的危机将是独特的，是他国经验所无法参照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够独特了吧? 在市场化改革20多年，极权主义后退，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今天，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推动比文革更大的灾难呢? 潜在危机再可怕，它的杀伤力也已是今非夕比，而今日中国抗风险，抗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
危机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复杂的，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可以是大相径庭的。比如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不同资产结构的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危机引发的政治重组更是如此，对原来大权独揽者是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却可能是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过程。让我们看看危机之后的社会变化。苏东变革使得几亿人脱离了极权主义的奴役，使得民主制度基本确立。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威权政府倒塌，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让位; 以印尼为例，统治30多年的苏哈托个人独裁体制崩溃，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10年之后回头看，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正以更健康的态势在发展。
其实，汉语里的危机本来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当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危险的到来，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需要抓住的是机遇。危机的爆发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强制清空机制，如何借助于这种强制性清空机制，开拓新制度成长的空间，将是比简单的化解–实质是推迟–危机更为重要的挑战。如果在化解潜在危机的问题上民间智慧并没有太多着力的空间，那么在危机之后民间的搏翌能力将不容质疑，通过危机到来之前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锁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将是民间智慧历史性的责任。
当下中国，一个吊诡的现实是，一边是官方不断灌输的稳定论，一边是人们日益增长的危机感。促成这种危机感的因素非常多，社会变迁，未来不确定，购买\”安全\”的支付能力不足，体制僵化等等都是其中重要的因素。
这种危机感，也是关注公共事务的民间学人比较聚焦的一个话题，在他们的笔下，这种危机感就演化为各种各样的危机理论。如经济危机，金融危机，社会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甚至是多重危机并发的复合危机。 在这些危机论中，论者大多也分析了造成这种种危机的制度性困境，并提出相应的变革诉求。因此，形形色色的危机论大多包含着作者们通过敲响警钟，寄希望当政者因势利导，执意体制改革，化解危机的良苦用心。然而现实又是另人失望的，当政者迄今为止并没有回应民间智慧关于制度变革的压力，而只是对危机论采取拿来主义，试图通过强化危机带来的可怕图景来论证当下专制统治的合法性，并反过来打击那些试图从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这就是官方稳定论的全部秘密。
危机论在这里成了一个飞去来器，从民间到体制再回到民间，但是两个过程中引发的后果完全不同，民间通过危机论说服当局变革的意图完全落空，而官方通过危机论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意图则得意实现。一个导致危机的体制无法自我转型为一个解决危机的体制，从长远来看，体制和危机的逆向互动增强，危机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既然危机似乎无法避免，需要追问的是，民间智慧该怎么办?
首先必须坚持对基本理念的信心。制度演进的方向，宪政民主的正当性并不因为潜在的危机而打折扣。无论如何，因为危机的可能，就放弃本来的立场，加入那些威权主义的浅薄的大合唱，那真是非常悲哀的事情。
其次，必须合理化对危机的讨论。分析和评估各种危机论本身的论据和推理逻辑，剔除那些似是而非的耸人听闻的内容都将是非常有价值的工作，(但是那超出了本文的必要)。 民间论者对危机的阐述和解释必须克制功利性冲动。当下中国，危机论激发的责任意识和现实的无力感往往是言说者焦虑的来源。这种焦虑心态可能会引发两种后果，一是通过对危机论的渲染，甚至有意识的扩大危机论来试图恐吓掌权者进行某种变革，这种意图低估了他们的智慧，又高估了他们的责任伦理。在党国框架下，少的是有担当的政治家，多的是过把瘾就死的政客。另外一种后果是危机论大背景下的知识界的犬儒化，或者麻木，或者无端保守，忽视社会的变化，忽视社会自发生长出来的力量，漠视民间力量的崛起对于危机的化解作用和对社会变迁的引领作用，在体制外开端的变革议程最需要知识界的支持和投入的时候，很多论者却扯起了批判激进主义的大旗。
再次，必须对危机引发的社会后果有一个理性的评估。危机无疑带来非常可怕的后果。经济发展成果消失，市场萧条，民生艰难，社会冲突加剧，政治机器失灵，甚至引发国家分裂。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的苏东变革，97-98年的东南亚金融风暴，最近的阿根廷金融风暴都以部分或者全部的展示了危机的可怕的一面。但是危机并不是世界末日，(外星人来袭，地球灭亡那种危机显然并不是本文讨论的对象)，上述这些经历过各种危机的国家也都挺过来了—苏联虽然解体了，但是如今的独联体国家显然以更积极的姿态生存并发展着。那种对危机后果不加区别，在理念层面把危机风险绝对化的论者有必要对照现实，反省对危机后果的认识。当然，也许有论者会指出，中国即将经历的危机将是独特的，是他国经验所无法参照的。但是中国历史上所经历的种种危机够独特了吧? 在市场化改革20多年，极权主义后退，社会力量多元化的今天，又有什么力量可以推动比文革更大的灾难呢? 潜在危机再可怕，它的杀伤力也已是今非夕比，而今日中国抗风险，抗危机的能力已经大幅度提高。
危机带来的社会后果是复杂的，对社会不同阶层的影响可以是大相径庭的。比如通货膨胀引发的经济危机对不同资产结构的人就有很大的差异。危机引发的政治重组更是如此，对原来大权独揽者是从天堂到地狱的旅程，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却可能是权利和尊严恢复的过程。让我们看看危机之后的社会变化。苏东变革使得几亿人脱离了极权主义的奴役，使得民主制度基本确立。东南亚金融风暴使得这个地区的大部分威权政府倒塌，权贵资本主义制度让位; 以印尼为例，统治30多年的苏哈托个人独裁体制崩溃，宪政民主制度基本确立。10年之后回头看，东南亚各国的经济正以更健康的态势在发展。
其实，汉语里的危机本来意味着危险和机遇。当僵化的体制导致了危险的到来，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需要抓住的是机遇。危机的爆发也是社会发展的某种强制清空机制，如何借助于这种强制性清空机制，开拓新制度成长的空间，将是比简单的化解–实质是推迟–危机更为重要的挑战。如果在化解潜在危机的问题上民间智慧并没有太多着力的空间，那么在危机之后民间的搏翌能力将不容质疑，通过危机到来之前的社会资本的积累，锁定社会变革的方向，将是民间智慧历史性的责任。
(博讯记者：蔡楚) [博讯来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