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纽约时报报道，陈大伟1989年5月17日，与大连海事学院的几十位学生一起坐火车去北京。当天傍晚时候，他们才出北京的火车站，正好赶上了这一天在北京举行的首都各界百万群众支持绝食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但他们并不知道那就是百万人大游行，刚去就看到好多人在走。大连海事学院的学生们穿着整齐的校服，一起走进天安门广场，最前面的两位学生拿着一张大条幅：“声援学生”。

接下来，陈大伟与同学们便像其他外地学生一样，一直驻扎在广场上。与大多学生不同的是，陈身上带着一部雅西卡(Yashica)135相机，这是他台湾的舅舅送给他的礼物。来北京前，他特意买了四卷胶卷。从18日起，伴随着北京事态越来越紧张，他开始拍照。当时，广场上学生绝食进入第6天，被送进医院治疗的学生已达3500多人次。广场的抗议仍此起彼伏，外地进京的学生越来越多，支持学生的工人、大学教师、官方媒体人、军人与警察也陆陆续续地出现。5月19日凌晨，赵紫阳出现在广场劝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20日，戒严令宣布，时不时有直升飞机到广场撒传单。虽然北京的学生已经开始撤离广场，但外地的学生仍源源不断来到广场。

陈对于当时民主运动的具体情况并不熟悉，他不认识学生领袖，也不知道广场上的学生指挥中心在哪里。但他对眼前的一切都感到好奇，想用相机拍下。“我只呆在广场，最多也就到了新华门，看到哪里人多，哪里有演讲，我就到哪里。因为我想拍照片，让大连的人看看北京的情景”。

纽约时报指，在陈和他的同学看来，学生们的诉求代表着民意，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因此，他们也参与到抗议队伍中，表达自己的诉求。陈还与同学们亲手制作了一条大标语，表达他们对人民日报4.26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的强烈不满：“我们判断：4.26社论是姚文元写的。”然后他们将这条略显幽默的标语挂在了天安门广场上。与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一样，他们对这场民主运动充满了乐观和美好的期待，图片中，可以看到他们在天安门广场上做着各种胜利手势。“当时我们认为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学生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政府肯定会屈服，给学生一个说法的。”

David很快用完了他的胶卷，最后三天，他只是在广场上观察着这场运动。在广场上，最让他感动的是那些绝食的学生，“他们以生命为代价，呼喊正义”，“还有那些普通的北京市民，他们天天清晨就开始蹬着三轮车来到广场，给同学们送吃的，很多饭店见是学生来吃饭就免费。后来被中央电视台报导为暴徒的所谓飞虎队，实际上是天天骑着摩托车给沿途学生送水送面包的北京市民。正是有了市民的支持，我们才能坚守在天安门广场上”。

10天后，陈带着自己拍摄的四卷胶卷离开北京回到大连，连夜把这些照片冲洗出来，黏在硬纸板上。5月29日到31日，连续三天，他和两三位同学，站在大连当时最繁华的商场秋林公司门口，举着这些照片，一边为市民介绍北京的学生运动，一边为学生募捐，最后一共募捐到一百多元，而所有的照片也被大连市民要去。

随后发生6月3、4日的血腥镇压，让乐观、充满希望的陈大伟对政府感到极度失望。之后，他毕业了，分配在一个港口工作；他的专业是航海，但因为参与六四的经历，他不允许去大船上从事远洋工作，只能长期留在港口工作。他再也没有机会把这些照片拿出来了，但他也并没有扔掉：“我父亲告诉我，这些底片你要好好收藏，以后有机会再拿出来。”陈的父亲在曾被打成右派，下放到农村，度过了艰苦的12年。他的父亲母亲也帮他收藏着这些底片。

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他越来越对这个国家感到绝望，当年一起参加学运、思想激进的同学，他认为绝大部分已经被洗脑、被体制化了。“六四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打到‘官倒’，而如今腐败已经合法化。当年一起去北京的同学，有的也认为这个国家很好”。

2011年，他开始准备到美国，他把这些底片拿出来，做成电子版，放入移动硬盘，并多处备份。2012年，陈大伟移民美国，现居旧金山，做着中国移民比较常见的工作，开餐馆。因为担心招惹中国政府，给在中国的家人带来麻烦，他不愿意公开他的中文名。

2017年，他公开了这些当年在广场上拍下的照片，提供给纽约时报中文网首发。“28年过去了，这些事情应该让世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