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有意义。六四无意义。六四是我的国家事，与我息息相关。六四是「你国」、「邻国」事，与我完全无关。我永远纪念六四。我已经忘掉六四。你偏激、无知、懒惰、冷血。你消费六四、行礼如仪。你的态度让共产党最高兴。你在帮共产党搞爱国教育。
这是完美的对立，因为对立的双方都拥有绝对真理，如同白马非马，中国非国，不证自明，不容置疑。不过，如果两三年来你面对这一大堆背反的二律始终有点不安，而你的普识和直觉都告诉你，那不安是很自然的，那么，你应该和我一样，跳脱一切真理的枷锁，从不可思议的无知处探索对立的统一。
我于是要严肃地向你提出一组连我自己也无法相信的命题，却信心满满地相信，无论你站在了对立的哪一方，最后都无法不以某种方式去接纳这些命题。当真理真而无力，实用主义就派上用场。值得留意的是，我这样认真挑战你那个你从不承认存在的舒适区的时候，哲学家却在惊讶云里探头张望，对我竟然要跟你玩这个游戏大惑不解。
其实我自己也不解。这组新鲜的命题我老早提出过，而且是公开地、不只一次，可惜人们在媒体上覆述我的说话的时候，总是把我本来用或没用的关键词眼忠实地增加减少、放大缩小，结果就如同在哈哈镜里看共产党那么双倍滑稽多倍反事实。
我于是要亲口告诉独派的你：六四有新义，你抓得住，对你和对香港影响的深远，非比寻常；你小不忍而弃六四，即是把一笔重要的抗争资源糟蹋了。我也要亲身跟统派的你点明：你对六四的理解有理却并无专利。别人也有理由认为，六四在中国的民主意义是虚构的、后设的；更有理由认为，六四在香港的爱国意义一开始就是微弱的，不堪一击的，更不是唯一的。
这事情太重要，我得反复说。
传统的六四民主和爱国论述，无论在中国还是在香港，都一直强而有力；任何人以这两个概念去理解六四，并以之为出发点去纪念六四，都是合理的。事实上，我还会说，香港泛民主派二十多年来以六四名义宣扬民主理念，教育了民众，揭露了中共政权的邪恶本质，有苦劳也有成绩，不应忽视更不可抹杀；这一点，是任何人，包括主张自决独立的香港人，在没有意气的心情底下都应该可以接受的。
不过，把八九六四视作一场民主爱国运动，虽然合理，却不是唯一的合理。这是因为，如果从发生在北京的那场运动的缘起、发轫时的纲领、过程中提出过的口号等方面看，建设民主不是其定义性诉求，尤其是如果我们把民主理解为一种政治体制的话。北京的八九民运缘起于民众悼念胡耀邦，一个比较开明的共产党总书记；这与1976年清明发生的那场悼念周恩来的「四五天安门群众运动」没有本质上的分别。八九民运提出过的诉求和口号，最为人知的并不是建设民主中国，而是反「官倒」、争取集会自由和要求订立新闻法等。
反官倒是民众自发的廉政运动，后来朱镕基、胡锦涛搞的严打，习近平推动的反贪腐，都可视为共产党对民众一直以来的廉政诉求的回应。尽管我们可以说群众性的反官倒诉求包含了一种广义的非体制性民主情绪，但它本身还不是一种民主诉求。至于争取集会游行的权利、要求订定新闻法，只能算是一种对自由和法治的诉求，和民主有某种潜在的关系，但也不是民主诉求。甚至到了运动的最后期，有个别人士喊出结束一党专政，严格而言也不能算是民主诉求而只能看作一种对自由的最强烈呼唤。说到底，香港没有一党专政，但绝对不是一个民主政体。
如果我们拿辛亥革命作比较，分别就很明显。辛亥革命的政治纲领，一早清清楚楚就是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每一个被清政府追捕的革命派，每一个无论在海内还是海外出钱出力支持同盟会的人士，都知道那是一场民主革命、体制革命。我们不排除八九年那场民众运动里的个别参与者，若干广场领袖如王丹，或其精神导师如魏京生和方励之等，心里都可能有比较清晰的建设民主体制的目的，但如果这种主张不曾成为运动最突出最普遍的诉求，那么这个运动还不是一个民主运动。
当时的实况是，大陆一般人对民主的理解很模糊。其时，民主一词的通常语意有两个，在与「资产阶级」作为形容词连用的时候，它指的的确是体制上的民主；但如果单独使用，民主一词就不过松散地泛指一种七嘴八舌议论纷纷的开放局面。
这个近乎自由的语意，我们可以在「民主集中制」一词中体会：党员七嘴八舌议论纷纷就是民主，党委最后一锤定音就是集中。民主的对立面是集中而不是专制，这是中共刻意改造过之后的语意。江泽民有一次访美，发表演说的时候，外面抗议中共暴政的声浪很大，江就随口打趣说：「很好呀，有不同的声音，这就是民主嘛！」在党的无缝教育四十年之后，大陆一般民众讲「民主」，大体上就是这个意思。
因此，对89年发生在北京的那场运动的另一种理解是：那是一场中国人民反贪污、要自由、争取社会法制化的爱国运动；我们甚至可以说它带有民主运动的某些共性，但它本身还不是一场民主运动。
必须承认，把八九民运的「民」字理解为「民主」而不仅仅是「民众」，乃是一个十分奇妙、绝顶聪明的后设做法或包装，在国际上马上得到广泛支持，最后竟诱发了东欧苏俄等地的一些真正的带民主特性的革命，改变了世界历史。因此，六四的伟大意义，六四死难者终极付出的可贵，都不因我们对六四的性质有不同理解而有所减损；这一要点，无论是独派还是统派都容易疏忽了。
连带地，我们也可以对89年春（特别是5月21日那天）发生在香港的大规模民众运动作不同的理解。假如北京的那场运动的第一性不是民主，那么发生在香港的那场支持运动也不可能是一场民主运动，更不可能是「中国民主运动的一部份」，这是不言而喻的。然则，关于这场运动的爱国属性又如何呢？
视「香港的八九六四」为一场爱国运动，理由也是充份的，特别是从运动的领导骨干的政治背景和投入时的主观意识看，都毋庸置疑，但我们依然可以对其深层意义和原动力有不同理解。运动的性质和作用，可以是标示性的，可以是出击性的，也可以是防守性的。把运动定位为「爱国」，便是一种标示；当群众喊出「结束一党专政」，它便带有出击性，但出击往往也是最好的防守；重新理解香港的八九六四，最后这一点是关键。
1989年，中英就香港前途谈判基本敲定、港人势成瓮中之鳖的时候，北京发生大规模抗命运动，香港人发现了一个看来很可以「队冧」中共的机会而加以利用。这「队冧」，既是出击，但更重要的是一种求生本能，一种恐惧中的挣扎甚至孤注一掷，一次终极防守。香港人对北京八九民运的各种支持，既包含同仇敌忾的利他因素、爱国的标示作用，也更丰富地包含了上述的求生自保意识。
香港人自古以来都不甚爱国，1842年以来就一直没有出现过象样的自发的反殖爱国运动；1949年以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港人投入反共与拥共之争，兴趣远比反英强烈。六四在北京以失败、屠杀告终，香港的支持行动便马上土崩瓦解，有人沉默，有人扭軚，有人移民，都是防护性行为的延续，只不过在运动期间的集体防护眼看无效之后，大多数人采取了各种个人防护。这些当然都不是爱国心的表现。
今天，有些人不承认香港八九六四的爱国意义，但他们却不智地同时排除了其积极防守意义。当时港人想趁机「队冧」中共，其实是一种极有意义的勇武自保行为，独派完全不应否定，反而应该尽力做全新的再诠释工作，在扬弃爱国的同时，确立香港八九六四的防护意义、本土意义和警惕作用。
我认为，尽管上述两套对六四的理解南辕北辙，却不互相抵触或矛盾，完全可以和平共存而由不同政见的人士各取所需。六四这历史悲剧，其实是香港人的一笔宝贵抗争资源、重要启蒙工具；年轻一辈近年虽然有其它更具现实和在地意义的政治动员杠杆以至自己亲身构筑的建国神话，包括反国教运动、占领运动、鱼蛋革命等，但六四依然有其重要意义，无以取代；上星期日港大学生会主办的活动，参加者大排长龙挤满一个大堂，显见其份量。
然而，我在前往参加港大活动的时候，却在地铁车厢里的新闻短讯屏幕上看到一则消息：「张文光指年轻人排拒六四的态度十分决绝。」那到底是甚么一回事呢？
我认为，很多年轻人其实念念不忘六四，他们最要决绝的，仅仅是香港的最大六四活动主办单位的悼念纲领里头的一些个别元素，而不是整个六四事件本身。六四是一笔政治公共财（public good），如果主办单位把这笔资财视为己有，控制了对六四悼念活动的纲领，就会导致一些人对参与的决绝。
在星期天港大学生会主办的活动上，我是三位台上的讲者之一，另外两位是香港民族党的陈浩天和支联会的李卓人。卓人兄是我十分敬重的民主斗士，我于是把握坐在他旁边公开发言的机会，一再向他提出问题：六四既是一笔政治公共财，支联会能否开放悼念纲领，按香港各民主派别之间的「六四最大公约数」重新诠释悼念意义？进一步而言，支联会能否开放其决策组织予各种政治立场的反共群体，包括独派团体？如果两个问题的答案都是「可以」的话，那么张文光说的「决绝」便会消失于无形。
其后，我向卓人兄和所有在场的民众提议，把未来的六四悼念纲领定位在中共屠杀人民这无争议的一点上：「悼念六四死难人士，警惕中共血腥屠城。」这个纲领，既回顾过去中国，也前瞻香港未来。一个纲领，各自解读；不同的团体派别可以在自己的文宣里注入更多正面论述。「香港的六四」面临第二次薪火相传，我希望大家不要不自觉地做了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