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国外的华人，只要是第一代，无论多少年，都会关心中国那块土地上发生的事情。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就是中国未来的政治经济局势走向。我对此的判断是：溃而不崩。这个预测是我2003年在《中国威权统治的现状及前景》一文中做出来的，当时的估计是：在未来可见的20-30年当中，中国将陷入溃而不崩的状态。很多人常记成崩而不溃，是因为没理解好这句话的意思。溃，指的是国，即中国从社会生态上将一天比一天更为溃败；崩，指的是政权，即中共政治短期内不会崩溃。目前，中国的社会紧张程度，让所有阶层都觉得自己不安全，没有谁能够逃离暴力：不是政府暴力，就是来自社会底层的暴力。前者的样板是从今年2月以来相继被抓的中国超级富豪肖建华、吴小晖。后者的最新例子就是6月16日江苏省徐州一家幼儿园爆炸案，造成至少8人死亡，65人受伤，其中8人重伤。
这种情况就是我今天要讲的主题：溃而不崩的中国，没有谁得到春天。
一、政府强管制力：维系中国的最后一根纽带
从我的《现代化的陷阱》出版之后，这段时期内，西方两度提出了崩溃论，一是章家敦先生2000年写的《中国即将崩溃》；二是2012年发表在《全球事务》9/10月刊上的文章：即将崩溃的中俄两国，作者是《华盛顿邮报》社论版副主任编辑杰克逊·蒂尔（Jackson Diehl），作者认为中共与俄罗斯这两个独裁政权都面临瓦解命运，但是2012美国大选两位总统候选人却都没有对此作好准备。
中国舆论认为这些作者都是胡说八道，我倒不这样看。他们的预测其实是建立在一个他们并不完全了解的事实基础之上：中国确实具备了各种崩溃的因素，如果这些因素在美国，必将导致大规模抗议，政权易主。但中国政府的合法性基础与欧美不同，不来源于民意，而来源于政治暴力，即枪杆子。这种政权与民主政府相比，一是有相当强大的调集资源能力；二是抗打击能力远远超过民主政府，只要政府还有足够的财政能力，就能够克服危机，避免政权倾覆。
人类社会中，支持一个国家需要四根支柱：生态系统、社会成员的基础生存条件例如就业、维系社会的道德伦理、政府的强制性权力。中国这四根支柱，有三根陷入倾塌或歪斜状态，仅剩下一根支柱，即政府强管制力，在维稳第一的考虑下，越来越粗大，成为中国的擎天柱。
生态系统是海陆空全面污染：六分之一的土地受重金属污染，轻度污染的也占一半以上；70%的地下水遭到严重污染；空气方面，中国的雾霾全世界有名。生活于严重污染的环境中，中国癌症高发，每分钟五人死亡，每分钟6人确诊癌症。十年之间，北京肺癌增加56% 。环境维权成为社会抗争的一种主要形式。
社会的生存条件主要指社会成员赖以求活的工作。安邦最新报告：三分之一已经死亡，三分之一濒临死亡，还有三分之一则勉强维持。此外，最新估算，城市失业率已经高达30%左右。按照中国的统计口径，农村人口基本上算全员就业，尽管实际上有将近3亿农村劳动力年龄人口几乎无业可就。
道德伦理方面，社会信用系统出现严重问题，所谓信用系统，一个国家的基本秩序必须从两个层面建构，一是基本制度（包含政治制度与法律制度），二是伦理道德，包含政府官员的政治伦理、以及各职业群体的职业伦理。前者是强制性的他律，是制度信用；后者形成自律机制，是道德信用。如果制度约束已经失灵，意味着社会秩序瓦解。而中国的情况表明，中国的信用体系在四个方面都存在严重问题：一是国家信用失灵。中国只是加入WTO才几年的成员国，因侵犯他国知识产权一直饱受诟病，这次集中爆发的有毒食品与药物问题，严重影响到中国的国家信誉；二是政府与国民之间的信用约束已经断裂，厂商既不为国家整体利益考虑，也不为本身的长久利益考虑，而政府也缺乏对厂商行为的有效约束；三是商业信用，朱镕基时期的三角债、银行一共出现三轮的坏帐、目前的理财产品与金融平台失序；生产者只有自己一时的短期利益考量，无视他人的生命安全。四是社会成员之间的信任。
支持中国社会的三根支柱都陷入半倾塌状态，仅剩下一根，即政府管制在起作用。这就是近十年以来维稳成了首要政治任务，五年前维稳费用一度超过军费的主要原因。
二、中国近期是否会出现危机共振？
需要讨论的是：中国的经济危机是否会导致政治危机并导致危机共振？我的判断是，在最近若干年内（至少10年内）不会发生导致共产党垮台的危机共振。这一判断基于以下事实：中国历代王朝衰亡，往往是几大危机叠加所导致：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经济危机（最后集中表现为财政危机）、社会底层的反抗、外敌入侵。如果这几大危机先后出现并同时共存，这个王朝必亡无疑。以下逐项分析中国现存的危机因素：
1、统治集团高层已经形成一元化领导格局
2012年11月习近平接班前后，中共统治集团内部确实发生过薄熙来试图进入政治局常委的权力挑战，支持薄的人有政法委书记周永康与部分军中红二代。习近平通过反腐有效地收拾了所有政敌并重整权力结构，将胡锦涛时期“九龙治水”的寡头独裁变成党政军权集于其一身的个人独裁。
中共已经从舆论方面为习近平连任做准备。统治集团内部权斗肯定存在，但不足以引发统治集团内部危机。
目前离习近平做满两届还有五年整，如果他想改变自江泽民以后定下的总书记只做两届十年的规矩，时间上很从容。只是如何改，是增加总书记的任期，从两届延长为三届、四届还是干脆无限制；或者是变总书记制为毛时代曾施行过的党主席制，这些都是技术细节问题，遇到的党内抵抗绝对没有外界估计的那么强烈。事实上，中共利益集团不希望共产党倒台的愿望可能远远强于要民主化的愿望，那些没有足够财力移民海外的中下级官吏与中产阶层，甚至希望习近平能够撑住这溃败江山，以免发生灭顶之灾。目前来看，希望中共马上崩溃并愿意为此参加反抗的人数远低于希望稳定的人数。
2、经济危机（核心是财政危机）是否可能出现？
对于习近平来说，他最担心的其实不是所谓统治集团内部的反对潜流，也不是“政治上出现颠覆性错误”，而是经济上出现“毁灭性打击”，无论是习近平还是李克强，对这一点几乎都没有把握。从2016年8月开始，中国政府将精力集中于货币维稳，即人民币贬值不能过快，而货币维稳的关键战役则是外汇储备保卫战，即要守住3万亿美元这一所谓“心理关口”。今年则从金融整顿变成了防经济政变。
但所有这些危机，离政府的财政危机还有一段距离。
中国政府与其他政府最大的不同在于，这是个专制政府，调集资源的能力远比民主政府强。只要执政者意识到危机在何处，防范能力会远远超出民主政府，尤其是那些软弱无力的民主政府。2016年在中国GDP增速下降幅度不大的情况下，中国全国税收高达11.59万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4.8%。 而今后几年内，地方政府增加税收的重点是征收房产税。
房（地）产税这一税种，世界大多数国家都征收，但在中国迟迟未能开征的原因，是中国房地产价格太过高昂所致。中国自有住房拥有率高达87%， 很多富人、党政机关干部基本拥有两套以上住房，其中拥有十余套者也不罕见，因此几乎所有中国人对征收房产税都抱抵制态度，原因是房价收入比过高： 2017年2月国务院《关于创新政府配置资源方式的指导意见》出台实施，其中明确提到“支持各地区在房地产税、养老和医疗保障等方面探索创新”，意即各地财政困难，允许地方政府开征房产税。表面上看来是中央政府权力下放，其实是中央政府在下放权力的同时，也将压力下放给地方政府了。
以上分析，是想说明，中国政府的财政危机暂时还不会出现，房产税还是一块很大的肥肉。只要中国政府财政上可以支撑住军队、武警、警察等国家暴力机器，中共政权就不会崩溃。事实上，中国目前正在给这些系统的从业者加薪。
3、国内反对力量弱小且分散。
目前中国，除了各地零星的工潮、各种维权事件之外，大规模的有组织反抗极少出现。近十年中国比较引人注目的是维权律师群体的成长及其活动，但发生于2015年的709律师抓捕事件，将这支力量摧残殆尽，国际社会正在援救他们。目前在现实生活中暂时还看不到新的力量形成，并对中共政权构成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