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同学希望笔者写一篇文章探讨社运的发展和整合，那正是笔者近日关注的问题，遂有此文。同一文章略作增删之后，会在八月号的《学苑》出版。
香港是国际城市，牵涉两个主权国家，人口和资产高度跨国。九七后，北京为要把香港「去国际化」，逐步实行三种对策：开放北人南来，推动红资涌港，废止《中英联合声明》。后者三年前起分阶段发生，低调却明显，显示高层作了清晰决定。
2014年6月李克强访英，以巨额商机为饵，要求英国签署一份肯定《中英联合声明》落实成果的文件。当时香港因政改酝酿占中，英方不愿谈甚么成果，中方不得要领。7月，英国派员访港监察一国两制落实，中方拒签护照，并透过外交渠道暗示联合声明作废。今年6月，中国外交部公开说：「《中英联合声明》作为一个历史文件，没有任何现实意义，也不具备任何约束力。」
「约束力」是联合声明核心，中共当年接受，是一种权宜，早晚要摆脱。一摆脱，一国两制就失去原有基础，香港社会基本性质因而改变，传统社运模式也随着失效，原因是结构性的。
联合声明与香港独特社运模式
联合声明对中国有约束力，所衍生出的政治效果非常独特吊诡：在全世界最大最严酷专制政权的鼻子底下，竟然存在一个规模相当宏大的反抗运动。它由一两个倾向民主的大党派主导，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支持一国两制；在持续拥有立法会关键少数议席的条件之下，以温和手段调动群众争取民主改革、推进双普选议程；一旦成功，再倚靠民众中长期存在的反共大多数，选出民主派支持的人上台执政，长期守护香港。
这无疑是世界上最理想的民主运动，在前阶段的十多年里，其四方面的运作条件都良好：法治稳固，公务员和警队高度专业中立，中方大致遵守不出面干预港事的承诺，第四权发达、言论自由的尺度比港英时代更宽松。微风细浪到民主，是联合声明的设计威力；如果真可以，那会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环顾世界上所有国家，民众完全和平、政权完全非暴力地达至民主的，一个也没有。
奠基英国民主议会制的「光荣革命」（1688），别称「不流血革命」，其实也是多次战争的成果。如果把之前初步取消英国君主专制的英国内战（1639-1651）也归入议会民主的过程，那么英国经验就和其它国家无大分别，都相当惨烈。台湾民主化后段完全平和，但解严之前却不是，这个大家清楚。
但是，这个神话般美好的香港社运模式，在强国勃起、视《中英联合声明》作失效而英方无力亦无意挽回的情况之下，已无法完成任务，因为支撑这个模式的四个主要条件正逐一剥落：法治日渐松动稳固，甚至已被用作对付社运的工具；公务员高层和警队严重政治化；自2010年「第二支管治队伍」出台之后，北京干预港事愈发明目张胆；言论自由也因主流媒体被收编而日益收缩。这些都是结构性转变。
真正被DQ的是甚么？
再无国际条约约束力，一国肆意冲击两制，民主派势将逐步失去立会关键少数议席，议会因而不再是守护香港的屏障，「六四黄金率」存在也毫不管用。可以说，宏观层面上，被DQ的非仅仅是十个八个议员，而是整个自港英管治晚期形成的非常特殊的香港社运形态。
与原有社运形态同时被DQ的，是运动的主要目的：政制民主。这个其实在联合声明作废之前已无着落。你和理非非，中共就带你游花园；你搞占领，它就施放催泪弹开枪。如今没了国际约束，一国更可随便欺凌两制。选民把你送进立会吗？它干脆找人大释法打掉你的议席。
周前一篇本栏文章比较了独立与民主孰难，征引世界各地百多个事例，得出的结论是两者不相伯仲；目的不是辩证独立如何容易（儍子才会那样想），而是指出民主有多困难。如果还需要一个实例说明中共不会恩赐民主，那就是刘晓波的死。（此说明社运派别以达到各自倡议的政治目的之难易相攻讦，是何等虚妄！）
占运之后，民众呈现政治虚脱，动员困难，无论怎样号召，群众参与率都非常低。笔者推断，这并非多次大规模动员之后的简单政治疲劳，休息一下就复元那种；更不是港人追求民主的意志不够坚贞，想放弃；而是民众已直觉意识到，《中英联合声明》作废，两制遭结构性毁坏，传统社运回天乏力，民主遥不可及，参与是虚耗。
联合声明作废 港向专制过渡
的确，民众回顾多年经验，当会如是想：两制尚称完好、传统社运发展蓬勃之际，政改也无寸进，如今一国当道，安问民主？未见社运有可信新目标、行动纲领、组织架构和领导班子之前，与其知其不可为而为，不如先做好私事。
民众如此「无反应」，其实是很好的反应，是对社运作出严苛提问，逼迫社运自省。社运因此不可能再一贯作业，business as usual。
《基本法》是国内法，本身对一国无约束力，两制的实质存在，端赖联合声明的约束力。后者如今作废，两制颠覆，香港社会朝专制过渡无可避免，联合声明衍生的那种美好独特社运模式不能继续有意义地存在，「文明社运」即将告终。抗争将无可避免回归专制社会之下的一般形态：挨打、顽抗。上下四方古往今来皆如是，香港怎会是例外？
领导和参与这种「一般抗争形态」的代价远比过去的「文明社运」高，香港人已经看到了一些，踌躇一会很正常。且不说如八九六四天安门事件那样的大屠杀──如果知道出动坦克冲锋枪是政权行事话本里的选项，则社运领导绝对不应朝那个方向走；但大家如果要清楚认识一个专制社会之下有意义抗争的极限典型，1979年发生在台湾高雄的美丽岛事件是最佳样板。
问题是，在「文明社运」与「一般抗争形态」之间，香港的抗争将会升级到甚么程度。回答这个，要看客观需要，更要看运动的领导与民众的意愿。为此，社运界首先需要探讨一个更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刚巧已由一位温和得不能再温和的泛民人一句话牵引出了。
叛逆：到甚么程度？
《立场新闻》月初访问了中文大学教授陈健民。这位二十年来孜孜不倦在中国各地培训公民社会人才的义工、视长毛在立会掟蕉是暴力的温和派、被指为无可救药的「大中华胶」，最后被问到如何面对爱国与民主时，平淡地说：「如果民族立场要我压抑对民主、自由的追求，我一定做叛国者，毫无悬念地叛国。」
读了这段惊心动魄的自白之后，笔者再在传媒朋友之间印证，得出的印象是，当权派残忍打压中国内部异见人士、粗暴干预香港事务，在香港像陈健民那样的五十后温和派被逼到叛逆边缘上的还真不少，其它比较年少激进的就更不用说。（听说还有一位以往猛烈抨击港独的八十后，现在转而主张香港立国；那更是完全合乎事态发展常理的。）
「绝地天通」神话与「轴心突破」
这就预示，香港原本分裂了的民主抗争运动将会出现一条行动依然温和但观念比以往激进的联合阵线，里面包含背叛国家的声音，因为这种声音在不少年轻人当中也有了相当的比重。这样的一条联合阵线的出现，将突破笼罩香港社运的持续低气压。
史学大师余英时2014年初出版了据说是他毕生功力之所在的专著《论天人之际》，探讨的是中国古代思想的起源。书中刻画出春秋时代哲学思想的一次「轴心突破」，非常有意义。
中国远古曾经出现过一次思想独裁化。本是「天人合一」、「道不远人」的一个良性秩序，最迟到了商代甲骨文所包含的五个时期中的最后一个，出现恶变异。此后的主流论述里，一般人不可以凭一己心性接收和理解天道；那个能力改由一位「普世人王」、「余一人」、即所谓的天子所垄断。这个突变，是以一个「绝地天通」的神话表现出来的；《尚书˙吕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从此，天和地上的凡人隔绝了，只有「余一人」可接收天命、掌握真理。
但是，到了春秋时代，「余一人」的权力崩坏，思想界出现「轴心突破」（庄子说的「道术将为天下裂」）。「轴心突破后的思想家如孔、孟、庄子等，都强调依自不依他，即通过高度的精神修养，把自己的心净化至一尘不染，然后便能与天相通。」（见余书75-84页）
当然，后来中国再出现大大小小的「余一人」。到了二十、廿一世纪，共产党系列的「余一人」就更彻底，从北京到一国，从一国到香港，都实行「绝地天通」：天道是甚么，国家怎样发展，人民如何生活，都由伟光正的「余一人」说了算。不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中国搞这个还可以，二十一世纪在香港却不行。
石破天惊
道术将为天下裂，这个裂，不仅是思想上的裂，也隐含王权与土地的裂，两千多年前便如此。孔子的文化渊源在周，但他和他的弟子说的和效力的「父母之邦」却是鲁、卫等国，成周在儒者心目中的政治地位已无举足之重，轴心突破既是思想上的，也是政治上的。「毫无悬念地叛国」，就是今天香港民间思想界正在萌生的轴心突破；它出现的方式和两千多年前出现的那一次同样地温和，也同样石破天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