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显宁：川地右派群像

 

 

反右（网络图片）

 

 

 

横幅合影，用_副本今年是“反右派运动”60周年。送张先痴先生与他的右派朋友聚会（见左图），有幸得以认识几位右派老人。听老人们叙谈那场全国性的“焚书坑儒”运动和他们的劫后余生，有时空倒错之感。

 

 

60年后，55万（一说317万）右派中尚存于世的已成垂暮孑遗，连当年最小的儿童右派、年仅12岁的张克锦现在也是古稀老人了。由于在监狱、劳改营中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不少人还落下了终生疾病，但饱经苦难的老人们却认为，相对已经过世，尤其那些被“杀死、打死、累死和饿死”的难友（张先痴语），他们已算是不幸中的“幸运者”。正因为如此，炼狱余生的老人们才特别珍视余下的时光，不惮年事已高，相约聚会，纪念受难日和逝去的难友。难怪86岁的陆清福先生感慨地说：“90岁时再聚会，我一人买单！”。

 

陆清福

 

艾杨张陆_副本我认识陆老先生不久。通过先生大作《左右春秋》，知道他于57年10月1日那个特殊的日子被正式宣布为宝兴县的第一号右派。妻子面对组织“要党籍，还是要右派丈夫”二者必选其一的选择时，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要丈夫”。因此也“顺理成章”被组织打成了右派，且夫妻两人都被划为极右。（右图：左一陆清福、右一艾风、右二杨少西、中为张先痴）

 

《左右春秋》封面_副本当时的陆清福，仕途可谓“顺风顺水”，年仅25岁已是宝兴县人大秘书长兼县政府财政科长，还入党成了预备党员。妻子戴小英原是省军区文工团的舞蹈演员，转业到县法院任见习审判员兼书记员，比他年轻却是已有3年党龄的正式党员，夫妻俩已有一个孩子，妻子腹中还有一个即将出世的的小生命。小家庭可谓幸福美满。当组织决定要把他打成右派时，他正担任“农村工作队”队长，带队在农村开展工作。当县人大秘书长兼工作队队长的陆清福奉命从农村回县城之际，做梦也想不到，组织上叫他回县城，并不是汇报工作，而是去戴一顶叫“极右”的右派分子帽子。更想不到的是，这顶帽子将一戴23年。（左图为陆清福著《左右春秋》）

 

23年后，陆清福获“改正”出狱。回到宝兴县那个伤心之地，第一件事就是带着一双儿女去见因受他牵连而落难的妻子。但是，能看到的已经只是黄土坡上的一圤荒冢。妻子戴小英在农场戴帽改造期间，因恶劣的环境和无情批斗落下病根，已在1978年逝世，没能熬到“改正”，更没等到丈夫归来。分别时肝肠寸断。再见时无语凝噎，真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一场整人运动，祸害的岂止陆清福一家！

 

无独有偶，读《左右春秋》一书的另一收获，是激活了对董时光先生的记忆。最初知道董时光这个名字，是读张先痴先生大作《格拉古轶事》。张先痴是在雷马屏劳改农场服苦役时，偶遇路边一个“戴烂眼镜”的劳教分子，见他把挑煤担子放在路边休息，“大汗淋漓气喘吁吁反复用一条脏手绢在脸上抹汗”， 断了一支腿的眼镜“则用一根黑线挽上挂在一只耳朵上”，样子狼狈不堪。经同在劳改队服刑的西南师范学院学生右派罗相毅指点，才知道那人叫董时光。因劳改队禁止犯人之间相互来往，张先痴甚至无法和他说上一句话。但即便如此，和董时光仅有的这一次不期而遇，却给张先痴留下了深深的记忆，以至40年后他写作《格拉古轶事》时，也不忘记述这位铮铮铁骨的“路边同学”（《格拉古轶事》“路边的同学”，P286-287）。因董时光曾是我70年代末就读的西南师范学院（现西南大学）的海归老师，读后便留下了印象。

 

张先痴和董时光“惊鸿一瞥”认识不久，董时光被押送宁南铅锌矿劳教，陆清福在这里和他相遇，并在同一个劳教组里服苦役，为时约半年，偷偷成为知交。陆清福在《左右春秋》里用一个专章记述董时光，标题就叫《董时光之死》（《左右春秋》P201-230）。颇为详细地记述了他和董时光在劳改营里的苦难和董时光的惨死。虽然陆清福和张先痴两位先生各自对董时光之死的记述有一些差异，但读后对我的震撼却久久不能平复，激发了我写“董时进董时光兄弟生死劫”的灵感。

 

艾风

 

艾风，川报_副本照片右一是艾风先生。艾风先生是一位老新闻人，49前上中学时便参加了中共的地下党，离休前是四川日报社高级编辑。新闻生涯长达44年。曾担任过主编、记者站长、新闻研究所所长等职。虽然这是第一次见到艾老先生，但5年前已从网上知道他的大名。2012年9月18日，北京发生反日游行，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青年副教授韩德强因和一位八旬老人见解不同，竟倚仗身强力壮，悍然对老人大打出手，事后还在网上招摇，气焰十分嚣张。艾风见状，怒不可遏。9月22日，包括他在内，全国88位老人联名致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党委书记和校长，要求该校“停止韩德强上课的权利，立即将其除名清走以保校誉，并移送公安机关依法追究行凶打人的刑亊责任。”

 

57年反右派运动肇始，艾风在四川日报驻自贡记者站工作。他被打成右派，仅仅因为写了一篇批评稿，被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批改后发表，由此罹祸。前段时间我在查找反右运动资料时，曾在57年9月9日《四川日报》头版看见一篇专题批判艾风的报道（见左图）。标题超长，小标题是“成都市新闻出版界连续举行座谈会”，加黑的大标题是“剥下反党分子艾风的革新伪装揭穿了锦城七日谈的反动内幕”。标题里的“反党分子”、“反动内幕”等相当于不审而判，“连续”两个字更凸显全市新闻界的“义愤填膺”，足见青年记者艾风犯下了“重罪”。结果，艾风被打成极右。

 

杨少西

在联名致信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要求将韩德强逐出教师队伍的88位老人中，杨少西也是杨少西发言，用_副本签名者之一。（左图为正在发言的杨少西）杨少西19岁落难，当时属于年轻的右派，但后来却落到四川省最后一个获“改正”。如果说55万右派是被“莫须有”或欲加之罪构陷屈打的话，杨少西则堪称“咎由自取”，他的“反动思想”可谓其来有自——49前后，《白毛女》在全国上映，为全面铺开的“土改”运动宣传造势，当时的杨少西还是个10岁出头的少年，看了电影后，却认为勤劳起家的地主也不少，并不是都像黄世仁那样刻薄奸诈，不应该用“杀关管”那样残酷的斗争手段。对轰轰烈烈的“抗美援朝”战争，他认为上阵的应该是先进发达的苏联老大哥，轮不到刚刚建立的“新中国”老二，中国应该把精力放在建设上。反胡风时，他认为胡风是中共的朋友，算不上敌人。就这样，勤于思索的杨少西从少年时代一路走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思考也越来越深入。到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1956年9月15日至27日）时，就更“出格”了。他把以前的那些观点写成文字，加上反对个人崇拜等等意见，堂而皇之地上书“八大”，希望“我党”能够总结经验教训，领导人民奔向社会主义远方。

 

如果说，杨少西对地主的看法是因为家庭背景使然，虽与当政者格格不入，却还可以容忍的话，他对“抗美援朝”、“胡风反革命集团”、反对个人崇拜等看法，则是当政者无法容忍的了。结果是，57年反右运动开始，他投书“八大”的事成为“硬伤”，白底黑字“罪证”确凿，一顶极右分子的帽子被戴在头上。当时，杨少西正在铁道部第二工程局技术学校当老师。“人类灵魂工程师”即刻被打入敌人队伍，随即被押送著名的峨边沙坪农场劳教。后来虽“解教”被安置在成都假肢厂就业，“改正”却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了。而且，要不是副国级高官王首道入川公干，杨少西何时“改正”仍属未定之天。也难怪，以他从少年时代就一贯“反动”的事实，加之其在“新社会”的显赫家族背景，也只有王首道这种重量级的高官，才能拍板为他做主。何故？因杨少西的四伯父杨尚述（即杨闇公），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者，著名的中共烈士，早期曾担任中共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兼军委书记。五伯父杨尚昆曾任国家主席、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叔父杨白冰曾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局委员。其父杨尚仑排行第六，也是中共早期党员，49后曾任四川省民政厅副厅长。

 

张先痴

 

张先痴发言，用_副本如果说杨少西是新朝贵胄，张先痴则属民国公子。其父张家驹，湖北黄冈县（现武汉市新洲区）仓埠人，49前任“国民政府”高官，领少将衔。《武汉市地方志》和《武汉市地勤文献》等均有记载。这样的家庭注定了张先痴49后的宿命。（右图为正在发言的张先痴）

 

父亲虽是国民党高官，但少年时代的张先痴却已经是倾向共产党的进步人士。刚满14岁在武汉上中学就参加了进步组织“武汉学生联合剧团”。武汉被共军占领前夕，随父母迁重庆，甫入江北中学，就组织起一个叫“号角”的文艺社，自任社长，主办墙报，对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无能进《格拉古轶事》封面_副本行无情嘲讽和批判。父亲风闻后对他严加训斥。父子之间爆发剧烈争吵。在父亲“你给我滚！”的怒吼声中，张先痴“痛哭流涕地空着一双手离开了家。”（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P8）（左图为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离家后，在朋友帮助下虚报年龄，阴错阳差成为黄埔军校末期生，时年16岁。1949年12月20日，随部队在大邑县起义，被编入解放军二野军政大学。经军政、通讯培训后，分配到西南军区通讯团当电台报务员，参加了土改、剿匪、解放大凉山等战役。其间，因表现突出，被批准加入共青团，继而担任团支部副书记、立三等功，在部队大熔炉中淬炼成为一名意志坚定的革命战士。1951年底在重庆参加土改集训期间，碰巧在街上遇见父亲被绑缚刑场枪决，看见大布告上父亲的名字，张先痴 “一点儿也没有伤心，因为通过参军后的一系列学习，我相信共产党是绝对英明正确的，我是革命战士，他是阶级敌人” 回驻地后，还主动向组织 “汇报了这一情况，并表明我决不会因此而动摇我的革命意志。”（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P120-121）。

 

假如按这种势头发展下去，“立场坚定斗志强”的张先痴前途一片光明。

 

但现实是不可能的。1954年，意气风发的张先痴被一纸命令从西南军区直属队转业到了南充。突如其来的变化令他痛苦、困惑。直到组织要他在审干结论书上签字，看见父亲历史上曾官至国民党中央委员、中央警察总署副署长一串文字时，才终于明白了梦断军旅的原因。但“祸兮福所倚”，苦恼中的张先痴却收获了爱情。他与同时被从西南军区保育院转业的女军人胡君不期而遇。漂亮温柔、能歌善舞的胡君和高大英俊、能说会写的张先痴一见钟情。分配工作之后，两人于翌年结婚，次年有了儿子。

 

走出失落的张先痴文学创作崭露头角，稿件屡屡发表。四川省文联的文学月刊《草地》创刊号、北京的《民间文学》杂志等，都发表了他的作品。更牛的是，《草地》接着又发表了他长达500多行的叙事长诗《一朵巍峨的白云》。1956年底，四川省文联召开全省文学创作会时，文学圈之外的张先痴被官方确定为出席会议的代表，与知名诗人孙敬轩、半年后被“御批”的大右派流沙河等同一个小组。回南充后，又受命传达会议精神。县政府民政科科员张先痴不期然成了南充地区文坛新秀。

 

假如就这样发展下去，张先痴成为作家并不是梦。这一点，从他系狱23年，获“改正”后写出右派劳教三部曲《格拉古》系列巨著可以证明。但因身负家庭出身的“原罪”，先天已被打入另册，无论多有才华，无论军旅梦、文学梦，最终都只能当右派的噩梦一条路可走，这是制度的安排。于是，1957年张先痴毫无悬念地被打成右派。时年23岁。妻子胡君无视组织划清界线的警告，反而写了一份书面报告，以妻子对丈夫的真切了解向组织保证：张先痴决不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结果可想而知，胡君第二天就遭到斗争，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一个美满的家庭就此破碎。

 

张先痴被判5年管制送劳动教养。胡君被开除公职，带着1岁的孩子被贬回老家长寿县偏僻的农村。三年大饥荒中，为求生远逃新疆。后来在张先痴多次去信劝说下，痴心的胡君才在年届30岁时无可奈何地在新疆重组了家庭。张先痴在劳教中因不堪肉刑折磨，1961年10月1日越狱逃跑，1个多月后因被人出卖从天津被抓回，在灌县（现都江堰市）看守所单独关押3年半后，以“叛国投敌”罪被判刑18年。直到胡耀邦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才从大凉山雷马屏劳改农场无罪释放，这时已是46岁的中年人。

 

张先痴创作《格拉古》三部曲，直率地记述了他本人和大批右派在监狱、劳改营里的生不如死，用冷峻的语言让受难者复活，使他们永远存在于这方多难的天地。他在三部曲的第一部——《格拉古轶事》开篇前写道：“谨以此书献给在中国大陆被杀死、打死、累死和饿死的几千万劳改犯”。三部曲中记述的张伯伦、傅汝舟、杨应森、杨长虹、赵前生、董时光、杜疯子、“戴土匪”等一大批劳改犯，就是没能活着走出劳改营的受难者。

 

《格拉古实录》封面_副本张先痴在《格拉古轶事》“就是他”一节中，有这样的叙述：“1958年秋，我和他（指难友肖远耀）在同一个劳教队在云南盐津县的崇山峻岭中修内昆铁路……工间休息时，我俩远离众人地坐在河滩上，我悄悄地对他说：‘我相信我们挨整的事是下面的人干的，毛主席一定不知道。’而他却用斩钉截铁的口吻对我说：‘就是他！’”（张先痴著《格拉古轶事》P23），更是点明了反右运动这场整人运动和人为灾难的始作俑者。

 

钱理群先生在《格拉古实录》序言（钱先生为张先痴的三部曲分别作序）中说：“我把张先痴先生的《格拉古实录》看作是一个历史与现实的‘隐喻’。最为注重的，是他存留的历史文献，而且把它们看作是现实启示录。”诚如斯言。如果不记录罪恶，何以启示现实，何以警惕类似罪恶的重演！

 

张先痴和陆清福们各自用文字记录下自己及右派群体的惨痛经历和反思，存留历史文献，善莫大焉！

 

尤其是张先痴，呕心沥血10余载，写下右派劳改三部曲已非常人所能为，而他是在眼睛半盲的情况下完成《格拉古轶事》，近乎全盲的情况下完成《格拉古实录》。《格拉股梦魇》更是在全盲，并因脑瘤动了开颅大手术的情况下用口述的方式完成的。这样艰巨的工作有赖于他右派“改正”后遇到的现在的妻子。妻子的贤淑、正直自不待言，价值观的一致在金钱至上的当下更是他们夫妻的粘合剂，如果没有这样一位贤内助，成就不了张先痴、成就不了三部曲。

 

写到这里，突发奇想：人们普遍把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这是为什么》社论作为反右运动开始的日子，并将毛泽东在这天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做为佐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431-433）。但问题是，仅仅按照一张报纸（无论其等级多高）的社论，一个人（无论其职位多高）起草的内部指示而发动的一场全国范围的整人运动，合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