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就像不食红粟的民国老兵六十余年坚持民国国体认同一样，民国当归派超越八九一代（当然四五一代更不用说）的知识分子身份认同，回归于国内殖民的本来历史面目，把黄俄作为民族主义敌人和国内殖民的掠夺者等同起来。
由于中共强大无比的政治剥夺能力，民间抵抗都会原子化为一个个个体的立场，身份和利益，没法凝聚转化为行动和政治力，那么要么在中共体制中获得立场，身份和利益，要么在遭中共排斥抛弃的倒影镜像中获得立场，身份，利益。也就是说只能是被中共所塑造的身份认同，要么是党的人，要么是党不要的人受怨恨支配来反对党。而自己没有主体性，其政治意义的获得，需要中共来封神，党把你放在天罡地支那个位置，你就那个位置哪个身份。民国是党封神意义赋予之外之上的，做一个民国派，或者从中共的意义赋予逃跑到民国当归立场，就意味着不是“党的人”。
文革的民国性
文革历史的民国写法，人民文革的民国性，马上要浮出水面。
那么在改革之前，不外乎民国各阶层利用共党这一专政武器互相阶级斗争（此时共党的官僚统治集团还脱离不了民国的阶级性，在改革之前共党的官僚集团还是民国的某一些阶级延续，没法完成脱离民国性。），反正共党也是国家是阶级斗争的工具。倒是在改革之后，民国性被掩盖，好像只剩下知识分子官僚权贵集团对人民的专政，民国遗留的阶级矛盾被消灭了，民国国体或者民国性也消失了。
我觉得与苏联决裂，九评和文革，乃至文革后期的中美建交，是一条线。也就是说文革隐藏着对付苏联的代言人，刘少奇等为代表的管理集团，官僚集团亲苏。那么文革就是亲美的，抗苏亲美。
共党除了把镇反中的民国力量当回事外，其他的例如文革中的知识分子，连一根葱都不算，只有被运动的份，哪有什么运动。89要不是赵紫阳的分裂夺权，在中共眼里，算一根山东大葱。
凡是民间运动都会被灭，除非有强大的干爹。你看共党报纸，说反对颜色革命，其实就是说，美国你们别来做干爹。把民国要素去掉后，共党之所以担心国内小气候的，并不是国内小气候有多重要，而是担心与国际大气候勾在一起。一大一小，邓小平的眼睛特清楚。国内的，注定是小气候，成不了气候的。
我到湖南道县去，了解到文革中的道县大屠杀，源于民国中的家仇，大概是共党派对民国阶级敌人的报复。经过共党知识分子的意义再生产，光变为人道主义灾难，而不是阶级斗争，阉割了民国要素。例如广西，因为广西人性情刚烈勇猛，民国要素就保留较多。广西文革的吃人，斗得厉害，恐怕与民国也有关。也与对民国的阶级报复有关。
我的朋友天津的八爷也是文革中的领导，主持过江青讲话的文革大会，然其意图在于利用文革为其民国贵族家族复仇。
八十年代的民国当归
78年后的人道主义意义再生产，实际上是另外一种人道主义灾难。78年后的人道主义意义再生产，身体在共党体制之内，灵魂超出或者宣布自己灵魂超出共党体制，是抽象的普世的，反过来批判拯救共党体制。这种结构蒙蔽了真实存在的民国国体规定性。身子是婊子，但灵魂是仙女，其实能起的历史作用还是婊子，仙女灵魂之要求或者自我要求，也许是非常真诚热烈的，但最后的结果有没有拯救安慰了他们自己不好说，就从实际作用来说，不过是提高了婊子的肉价，不再是普通的婊子，而是导师级人类灵魂工程师级别婊子。
灵魂救赎几乎无关于现实政治，政治是世俗的，关乎身体在场情况的。人道主义从基督教而出是没错的，而这一些人道主义信徒也有类似基督徒心灵结构:因信称义。不用甚是身体的政治原罪。如果没有“因信称义”，从“天堂”，也就是普世性和抽象性中获得“源头”的辩护，光在中共体制内的身体在场，就足以把自己定罪在历史的地狱里面。如此没有民国国体的阻碍，他们就可以相信自己“身在地狱，心在天堂”。那么可以拿他们的例子证明，民国国体就在实实在在的土地上，在地狱与天堂之间，在神魔之间。
就像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共同体的重建和知识的重建，都基于民国留在49之内的没被击毁的残余，八十年代的对中国问题判断的知识体系，例如秦制论，都是暗中挪用了民国奠基初年的。也就是八十年代的知识分子政治意识建构，是民国当归的。01或02年初，我和大陆儒家有一些交往，他们讨论问题的框架，例如说东方西方，我指出仅仅延袭套用了晚清民初的语境，并没有当下性，例如我说，经过民国之后近百年的现代化，当下已经中西合璧，或者中西混杂，怎么可能再简单套用中西之争之东方来指谓当下的中国呢。所以八十年代以来，一谈中西之争，就是暗中归于“民初”语境。八十年代的知识话语语境，还是符合“民国当归”的。
一个很浅显的例子，就是各大人文学科的重建，其大学者或奠基人，都是民国残留的，其人文知识也是民国残留的。被共党或者左派指责为西化的，不过是民国化，恢复民国性。还是没有被完全击毁的，残存于社会中的民国的一次恢复和反击。八六年之后，人文自由主义兴起，有了一些大规模的西方人文知识的翻译引入，于是通过知识分子与西方的接头，抛弃民国性桥梁的复兴，自己接头，同时在西方性的压迫下，思考自己的当下性和特色，拾起中共话语之中国特色道路。这里体现为为中国传统文化辩护，承接儒家道统。在暗中当归于“民国奠基”的语境中，民国之开天辟地与儒家传统之延续之对立中，站在重生新生的对立面，站在民国性的对立面，例如李泽厚之流居然否定辛亥革命，例如甘阳的通三统居然把民国给抠掉。民国与王朝政制的对立和张力，再次体现。
不考虑去政治的，中立性的自然科学，就考虑与政治沾边的，有政治性的人文科学，其主要政治价值预设，核心政治意识，以及所蕴藏在背后的阶层身份建构和斗争，都是在晚清民初的母题，都是参与邀请民国当归意识的。其未来性最为极端的，如第三共和，也仅仅是第一共和目标的乌托邦版本。
复国论
革命建国的对立面，反革命也可以汇入革命建国范畴，同样作为建国元勋。辛亥就是建国，外于辛亥的，例如立宪派和清廷的退位，从建国来看，也可以是辛亥的。这是一套话语魔术。
如今不少满人，认为满族对中华民国立国立宪起了很大作用。例如退位诏书。也有不少左派在论证是文革三十年为改革开放起来决定性贡献。说毛泽东是改革开放的巨人。
以辛亥建国来看，反革命多大程度上，能成为建国力量，甚至是革命力量？晚清立宪派二者都是。是建国力量是没问题的，同时也是另类革命力量，当革命取胜或者即将取胜时，就加入革命，还没取胜时，是中间缓冲力量。梁启超对孙中山说，革命成，我随君。改良成，君随我。民国建国后，梁启超发贺电，说革命建国后更容易改良了。
文革中有个人民文革阶段，打着红旗反红旗，人民文革隐含着打倒毛统治，不过还是在毛的旗帜下。很多革命都是以敌人的权威作为圣旨，最后力求于打倒敌人的权威。
高全喜著述《退位诏书》的宪法性文件意义之后，不少人跟风，例如章永乐（海裔），汪晖，杨昂等等。清帝室是辛亥革命的敌人，居然敌人能成为革命建国合法性的源头之一，这种阐述只能说明由革命到建国的过渡，重心在于建国而不是革命。辛亥革命是排满的，而建国之后立即变为包括满族在内的五族共和，敌人成为共和的伙伴。奴隶战争胜利后的林肯，对南方的宽恕就是建国叙事，而不是沿着内战的必然性轨迹走下去，内战应该隐含着反内战的维度，它是对自己的参与内战行动的遏制，进而走向和解和共同体的友爱。敌人从革命的敌人成为建国力量，是一个时间的魔术。就像文革派被改革内置于改革之后，就会宣布改革是文革造就的。满族后代宣布自己也是民国立宪的大功臣。正如有人认为退位诏书是民国根本宪法性文件之一。
当下又没法革命。哪天专制垮了，能革命了，又不需要革命了。所以我是个复国主义者，只在建国复国建国层次看问题。我就是预备将来的事，当作、现在的事来做。
我现在只从法律和自然法规则来讨论近代历史正当性，例如说为活着，参加共军，是可以理解的宽容的，毕竟民国没有庇护其个体生存，没有庇护就没有服从。但叛逆民国的知识分子作为大家世家子弟，生存是没问题，叛国了至今不悔，且还认贼做父。共党一度屈从民国，而且也有过成为反对党的机会和诱惑，但从国际法上，就是一个武装叛乱集团。还有一个，对共党的合法性危机评价，会随着共党带来的深重灾难，例如环保危机爆发，例如经济危机造成生存危机的大规模爆发，而变得极度明显。近一些年来，黄俄一词日益常见。
一个人犯叛国罪加入祸害集团，可以悔改忏悔，但不会是对的。或者不值得尊重的。 社会与政权是两码事，社会在政权的控制之下，但不是政权。就像余华小说《活着》所给出的。不入党是民国过来那一代人的底线。成都的子肃，要当副县长，他老母亲不许他入党。刺刀下活着，但不入党。总得活着，因此活着是没问题的。
去民国化批判
文革与改革这对对立的范畴充斥过去六十年，前后三十年，不管是前后三十年统一起来，还是对立起来，就两个词在主宰。明明代表着叛乱割据内战的屠杀，例如土改镇反，却被当作“文革时期”，被冠以文革的政治符号，可是土改镇反之内战屠杀，与文革之间一点关系都没有，逻辑关联也找不到。改革是正面的或者趋于进步的，文革是负面的或者趋于沉沦的，负面因素总归于文革这个政治符号。这是摩尼教非此即彼非黑即白，只有二元的，改革和进步与我一致，不一致的就是文革。文革与改革是这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摩尼教，也就是改革教教义。这种政治神话建构是民国被包括文革与改革的49秩序猪圈排除为例外状态的结果。也只有在文革与改革这对范畴时间内，“受害人–知识分子身份”升迁才是运行的。所以我认为中共对民国的内战，例如土改镇反，外在于割裂于文革改革范畴时间之外，外在左右对立之外。是为49秩序猪圈之例外状态。
2009年我评后改革十大人物，把薄熙来列入，把他当作改革路径的批判与脱轨式拯救。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也是如此。我写文章也认为文革已经内在于改革，依附于改革，升华作为改革的批判镜子存在。例如以毒奶粉为例，文革是三聚氰胺的话，改革就是毒奶粉，你现在吃到的只能是毒奶粉，而不是三聚氰胺。
文革与改革对立或者统一，分明是改革教的产物，也说明改革教与当下法西斯的一体两面关系。这二者共谋合作继续土改镇反文革对民国要素的排除驱除，把内战转变为国内殖民，内战和国内殖民具有延续性，国内殖民是财富经济内战。例如台海交流之经济层面，就有由经济到政治的渗透，隐含着内战含义。抢你家的，有必要认真去区分是打何种主义抢你吗，关键是抢。
主要由经济自由主义支撑的改革教与当下法西斯共谋了这样一个政治神话：改革之外的黑色领域都是文革，不在改革一边，就是文革的，例如底层民众往往是文革的。这种非黑即白强化了党的领导，通过批判强化党和人民的鱼水之欢，因为它预设了人民一定跟随党。而实际上，人民是社会的，是随大流的河水，不一定跟着舟走。也就是说民众在文革与改革这对范畴之外，也在改革与革命这对范畴之外（当下的网络口炮党也只被指责为文革造反派红卫兵）。群众基础与上层建筑不一定血肉相连，而是若即若离。
“去民国化”之后的土改镇反记忆恢复，就像邓小平以及徒子徒孙的反思文革促进改革一样，是对政治苦难的征用和滥用，只有当下性，而且还是可疑的。之所以说是可疑的，原因在于改革教改革开放到了今天不得不突破禁区前行遭遇土改镇反之翻案，此时改革已死。如果还行的，就不会也不需要突破禁忌。土改镇反禁忌如红楼梦中大观园之前身的坟墓一样。也就是改革已死，没出路了，坐在火山口了，这是此时的当下性：临时坐稳的屁股下面是黑暗的深渊，毒虫沙沙响。简单的说，就是改革教信徒不见棺材不落泪，就不想土改镇反，死到临头才抱佛脚。这种征用滥用，没有对政治苦难的尊重，没有对受难而死的尊重，是一种为我所用。就像冯小刚拍《1942》，夹边沟的生者把他人的死亡和自己曾经的苦难，当作自己做导师的教材，他所在意的就是做导师的当下性。我以前做律师打官司，碰到交通损害赔偿案件死了丈夫的妻子，一开始是为了亡夫，为了正义，久而久之就变形了，只为了给自己弄来更多的钱。
左右之争或超左右，或者改革与文革的对立或统一之思潮冲突乃至社会冲突，命运共同体或者国家统一性的重要性冉冉上升。反对与冲突，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其重要性。就像家庭教会如今越来越重视“国度”这一概念。一个命运共同体中，并不是仅仅有活在当下的，还有逝者和未来者。前现代的历史时期里，异教和基督教认为逝者，生者和未来者构成合伙。如保守主义者伯克所描述。逝者没有在场，未来者没有余地，只有极端自私一切利益最大化膨胀的生者，虽然打着人性人权的名义。邓小平自己坦白，改革就是吃子孙饭。我得加上一句，还吃祖宗饭。过去和未来仅仅为当下牺牲。只有一个命运共同体的“国度”兴起，才能遏制这种败坏。国度复兴和命运共同体的重建，不是文革的，而是大多数人生存空间的需要，因为能移民流亡的，只有少数人，而大多数人及其子孙注定只能生存于斯土斯地，此种情感与过去被共党垄断爱国就是爱党的不同，这是一种可以没有共党或者没有共党的命运共同体情感。提现为普遍共识的国家与政府的不同观念，国家与政党的区分观念。如今这个是普遍共识，凡是有井水的地方都可以唱这个歌。可以没有共党或者没有共党的情感，被打上文革烙印，是很无耻的，本来若即若离了，还要被紧紧压住困住，这么卖力帮助共党，以批判的方式帮助共党，这是共党藏在民间的潜伏吧。从2005年的宪政爱国主义到后来的民国当归，配合民间一直有的民族主义担当，我不过是把命运共同体从共党垄断中分离出来，与民国咬合。如果说家庭教会与立宪进程的脉动是同构的，那么共振着一个“国度”或者命运共同体观念，我甚至整合成基督教民国。”
假装不是“反贼”
最近作品《软埋》被禁的湖北作家方方与军方掐。军方指明方方为地主平反的意味。也是民国要素归来的意思。
以前舆论战的阶级斗争止于反右，限于党国官僚和知识分子矛盾。如今向前推进到镇反运动和土改。这是民国的反攻倒算。
知识分子身份抗争最后都变为塑造身份，自塑泥像金色，把自己抬上神像座位。如果不那么苛刻，自塑泥像金色能够带动发掘新矿，新的领域也是不错的，可惜就消耗旧的，已有的资源。几十年来，就高科技互联网和共党抛弃统一战线，是生产资源的，而新旧知识分子抗争都在耗费消费，仅此而已。
我是一直批判并且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作为抗争的。民国当归就有着模仿施密特民族神话压倒阶级神话，也有着法西斯主义的民族国家建构吞噬阶级建构的意思。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抗争不足以对抗法西斯主义，这在魏玛民国向纳粹德国过渡时是真实的历史时事，也是当下中国发生的真实变化。以法功的媒体为例，我接受他们采访比较多，他们的议题设置，在习之前，接近底层情感，在习上台之后，就成为众所皆知的拥习派。前后过程贯穿着一个“受害人–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民间的受害人底色是最初的，如果草草的不做区别，把民国或者民国要素的被专政也算进来，算作场场政治运动的话，那么从土改，镇反，反右，文革再到改革初期的严打，89六四后的严打，以及当下的新文革，民间对抗以悲情叙事伤痕文学，除了把哭泣的眼泪抹在哭墙上，然后要求平反赔偿，体制内升迁承认，几乎没有强者的胜利。明明是反贼，还假装不是，喊冤叫屈的。反贼假装不是反贼，就消灭了自己的民间主体性。
尼采的弱者奴隶伦理和强者伦理，拿来区分，就异常明显。“受害人–知识分子身份建构”在访民维权中“林昭”作为身份政治标签也非常清楚。以“受害人”的怨恨作为原动力，这是没办法的，可是其后有两种走向，一种是体制以及体制化磁场的知识分子身份建构，这是特殊群体之阶级话语，在这里以反对阶级斗争的说法进行阶级斗争，有着极大的内在吊诡。另外一种是普遍的，法权的，从特殊的受害怨恨升级为“权利–宪法政治”话语。这个我在维权运动中保持法律化反对政治化所努力捍卫的。无需知识分子身份建构作为中介，直扑权利–宪法政治。
我不认同反右文革之受害人，反右文革与土改镇反是打通的，是同一尺度可以衡量的，方方的活埋之历史时间含义，与共党与知识分子内部阶级斗争无关，根本不是一回事。死亡之仪式问题关乎命运，被命运毁灭的人，不在一个命运共同体中，死后是没有墓碑的，没有灵位的，因此是敌人，敌人之间只有命运之神的裁决，只有战斗，没有同一命运共同体之间的怨恨和伦理要求，只有自己人才会怨恨。蔡凌说他的一个亲戚对共党对他民国家族的屠杀没有怨恨之情绪，我认为这是历史命运，认输服从必然性。我接触的很多民国老兵也是如此，打输了杀剐随便。而反右文革之后的一切受害者，认为共党是同一命运共同体的，其发动政治运动和受害，都是偶然的，因此有着投降了还不被当做自己人的怨恨，那么要求解放，进入“受害人–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斗争”或者“受害人–人权”话语。“受害者–人权”实际上是重建社会话语。几年前想了一个词：民国的修复力。而“受害者–知识分子身份建构”是一种明显或者隐形渴望吸纳的话语，对体制或者体制化磁场，有着奴隶伦理的灯蛾扑火欲望。因此，一旦在土改镇反与反右文革之间划出楚河汉界，前者遵守国家以及内战的准则，就会出现汉贼不两立的要求，与后者之阶级话语建构，则有云泥之别。而如果沿着“受害人”之情绪倒溯到民国要素当做敌人之土改镇压，没有敌我之分，就有着去民国化（去政治化），把沦陷区不当沦陷区，把黄俄当自己家人，共享一个命运共同体，从而暧昧地肯定其合法性。这是人权话语的短板。讲着讲着好像最后一定有人权一样，是在贩卖虚假希望。
龙应台的《大江大海1949》其主题是“去民国化”的。就相当于国民党与共党交流不敢提中华民国。去民国化和去政治化在内战或者战争状态，有着以人性或者人权捍卫社会的意味。但仅仅有社会不够。尤其是遭遇外来民族国家入侵时，需要国家与社会的合一。例如日本侵华时，例如中共发动叛乱内战时。没有国家，整个社会没法构成命运共同体，来抵御危险。虽然在这个过程中，难免遭遇本来服务的，一定程度外在的政府和实力集团，凌驾于国家与社会之上，奴役人民。战争是宪政的试金石。但国家与社会的合一，同样要求限制政府。单纯有着社会重建，是不够的，还需有国家之构建。
施密特把外来民族国家入侵和内战叫做例外状态。例外状态是命运必然性主宰裁决的。敌我之分的敌我之间，只有敌对战争胜负的裁决，而教育或者德行伦理不行。民国以来的第三道路知识分子，幻觉自己独立于国共之外，贬低并排斥民众的暴力参与，革命权行使，在国共统治者之面前代表民众，在民众面前代表国共统治者。他们否定阶级战争，否认内战，否认外来侵略作为政治主张的前提，也就是说他们所依托的德行和教育，只有在和平状态才有用武之地。这种没有社会根基的，只有依附于代表命运的政治力量才有机会。就像春秋战国的知识分子，只有卖身于帝王家一样。他们幻想自己能够成为政治反对派或者反对党，可是先例是只有外来民族入侵或者内战局面时，才有被统战的机会，被利用的机会，呈高度偶然性。例如抗日战争时，例如国共内战时，如50年代的毛统治危机时。如蒋经国统治末期。就像不是东周列国割据战争，何来天下百家争鸣。大陆民间在八九之后也有反对党路径的幻觉。即使能成事，也不过是昙花一现过眼云烟而已。
德行与教育，没法对抗命运必然性，在外来民族入侵或者内战中，只有被攫取的宿命。客卿幕僚永远是客卿幕僚，专栏作家永远是专栏作家，私塾先生永远是私塾先生，把自己当做东家想，改变不了这种命运。辛亥革命同盟会要没有排满之民族主义，就没有成气候的一天。
抗争者以知识分子或者公知身份出现在民间，明明是反贼，还假装不是，喊冤叫屈的。反贼假装不是反贼，就消灭了自己的民间主体性。
反贼假装不是反贼，是在改革有希望的时候，可能成立的，团结大多数刺刀下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患者。
维权抗争用来凸显专制之恶的话，很显然陷入这样一种循环：遗忘了凸显……然后遗忘了……再凸显……然后遗忘了……再凸显……好像每次都是第一次一样。这就是认为受迫害是一种偶然性的心理。
有一种办法假装不是反贼能成功，那就是民国身份进行抗争。即使受迫害，也是有着高于中共体制的身份或者位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