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市场经济体制的最大缺陷是容易致使经济运行偏离或忽视公共利益，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短缺
2008年12 月 10 日问世的《零八宪章》显然是受到《七七宪章》的启发，但并不是对《七七宪章》的简单模仿，而是在中国以市场化为方向的经济改革进入困境甚至绝境之时，出于一种民族责任和社会责任的勇敢探索和理性呼吁，恰逢其时!
关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从1978年启动到1992年，经过十四年摸索，最终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模式。这个选择意味着中国在体制选择的理念上同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也可称为\”统制经济体制\”的彻底决裂，唯其如此，这个选择在中国改革开放乃至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但是，同任何一种经济体制一样，市场经济体制也是有缺陷的。同计划经济体制相比，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动力是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动机，亚当·斯密曾经在《国富论》中生动而通俗地揭示了市场经济体制的动力机制，那就是：\”……要想仅仅依赖他人的恩惠，那是一定不行的。他如果能够刺激他们的利己心，使有利于他，并告诉他们，给他做事是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他要达到目的就容易得多了。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所需要的相互帮忙，大部分是依照这个方法取得的。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正是这个由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机制，赋予了市场经济体制强烈的创新和增长的动力。
然而，问题在于，在一个运行良好的社会中，对于企业的直接经营管理者来说，并不是每一个行业都是有利可图，而这些无利可图的行业恰恰又是必不可少的，因为这些行业大多涉及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它们被统称为社会公共产品。就国家利益而言，无利可图的行业主要分布在有关国家安全的那些部门，如军备、国防科技，警察等等；就社会公共利益而言，教育、医疗、养老保险等行业是经营者本身无利可图而社会又不可缺少的行业。
在一个市场经济体系中，要确保社会公共产品的均衡供给，同其他产品一样，首先有赖于对这类产品的需求表达。不言而喻，涉及国家安全的那些行业的产品供给，有国家行政机构和官员来表达需求，因为国家官员是国家安全的利益直接相关者和受益者。而满足社会公共需求的产品的供给，则只能由公众来表达需求，因为只有公众才是社会公共产品的最大需求对象和消费对象。这就是市场经济运转需要公众舆论的体制性原因。说的直接一点，开放的公众舆论是一个采纳市场经济体制的政治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
如果我们懂得了正是由于经济主体追求利润的机制赋予了市场经济体制强烈的创新和增长的动力，就不难理解，由市场经济体制的内在属性决定的该体制的最大缺陷，就是容易致使经济运行偏离或忽视公共利益，导致公共产品供给短缺。因此，如果没有公众自由表达需求的舆论机制，社会公共产品供不应求是必然发生的。这就是中国前些年GDP连续数年高速增长，国家军备能力快速提升，而医疗、教育、养老保障、就业机会等社会公共产品极度短缺的制度原因。
邓小平的女儿在《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记载了令邓小平终生难忘的一件事：二十世纪初邓小平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时候，患上了伤寒病。就当时的医疗水平来说，那无疑是重病，可是，邓小平仅仅依靠当时法国的政府医疗救济，就康复了。可见，在当时还比较低下的生产力水平的条件下，法国的社会保障已经达到多么高的水平！
中国实行经济体制改革三十年，明确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才十几年，社会公共产品短缺已经成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以至于公众用\”新三座大山\”来形容为此承受的压力，把这个严峻现实同邓小平上个世纪二十年代的那段经历做比较，岂不发人深思？区别仅在于，当年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可以自由表达公共舆论的国家，而今天的中国还不是。没有公共舆论环境，公共产品短缺难道不是顺理成章的事情？
顺便指出，一些极力主张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呼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时候，不愿正视市场经济体制的缺陷，对该体制的内在不足闭口不谈，自觉或不自觉的把中国建立市场经济的过程同政治体制改革分解开来，片面鼓吹市场经济，这不能不说是这些人失去公众信任并玷污自由主义声誉的重要原因。
二、造成当前极其严重的失业问题的直接原因，是当局长期漠视公共产品，深层原因则是缺乏公共舆论
没有独立的社会舆论就会造成社会公共产品的严重短缺，当前中国社会严重的失业问题生动的诠释了这个问题。
有一点历史常识和经济学常识的人都懂得，对于一个人口大国而言，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这既是社会稳定的要求也是基本人道的要求，就是说，充分就业是治理一个人口大国的政府应该提供的最重要的公共产品。但是，恰恰是在这个问题上，中共当局严重渎职。
2009年中国的就业形势异常严峻，已经是公认的事实，连一向出言谨慎用词严禁的胡锦涛也称\”非常严峻\”。中国社科院2008年12月中旬发布《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却指出了\”城镇调查失业率\”在中国反映实际就业状况的不真实性，他披露近3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2008年第四季度更高达24%。
如此高的失业率世界罕见。然而，仅仅看失业率还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如果把这个失业率摆到中国经济增长和投资方式的背景下来考察，问题就十分清楚了。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经济走的是一条由政府投资和出口拉动的增长模式，曾经被学界称为\”凯恩斯登陆中国\”。
根据国际经验，发展中国家的投资占GDP的比重在平均在20%～30%左右；发达国家在15%～20%左右。中国的投资总额占GDP的比重从2000年的37%一直飞升到2006年的45%。这不但是当今世界上最高的投资比率，而且也应算得上是有史以来任何实体经济中最高的投资比率。可是，中国失业率却未因政府的巨额度投资而见明显缓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以邓小平\”南巡\”为标志，中国举国掀起投资热潮，然而，全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却不降反升——1992年为2.3%，逐年上升到1997年的3.1% 。同样，与2000年到2006年投资飞升相对应的，是失业率从3.1%上升到4.1%，在最高幅度不超过\”5\”的范围内足足提高一个百分点，岂不令人震惊？
众所周知，中国官方公布的数据素来不准确，笔者在这里是完全采用官方公布的同一口径的数据，不必看它的绝对值，只看相对比较足可以看出问题。
另据中国社科院2008年12月中旬发布的《社会蓝皮书》称，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9.6%，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教授却指出，近3年来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调查失业率\”均超过20%，今年第四季度更高达24%。
印度也存在比较严重的就业问题，不过，那里的就业问题是由于投资不足引起的，此外，印度也没有由政府强制推行的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这也难怪，印度是完全的市场经济国家，投资是私人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情，私人没有考虑社会就业的义务，可以理解。而在中国，虽然正在向市场经济转轨，但投资主体仍然是政府，主要投资都直接或间接由政府主导，绝大多数投资本身就是由政府来执行的，无非是各级地方政府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真正的民间资本的独立投资在中国仍然稀缺。在这个体制背景下，大量投资就业机会却不增加，唯一的解释，只能是政府罔顾就业，也就是说，中国政府拒绝为社会提供本来应该提供的最重要的社会公共产品。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在出席2008中国金融论坛时表示，90年代以来，特别是亚洲金融风波以后，消费占GDP的比重在迅速地下降，消费占GDP之比逐渐由60％回落到40％左右，远远低于国外水平。他是从一个特定的角度披露了中共当局漠视社会就业的问题。因为消费能力下降是社会就业不足的必然结果。
那么，中国政府为什么可以如此长期渎职呢？唯一的解释又只能是，在中国，没有任何政治压力和社会压力可以督促政府承担由于漠视公共产品而应该承担的责任，也不可能因为这个问题对现任或历任政府问责。美国的社会舆论由此次\”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而联系到美国政府十几年来的金融政策，时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现早已退休的格林斯藩不得不接受国会议院的严厉质询，而在中国，造成如此严重的公共问题的两任总理李鹏和朱镕基，在前不久当局召开的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大会上居然大摇大摆毫无愧色，这难道不是国耻？
多年来，政府对提供公众最稀缺的公共产品不以为然，无关痛痒，这在一个民主国家不可想象！今天，当空前的就业压力日益显现的时候，在各主流媒体上居然看不到对过去长期推行的无视提供就业机会的经济政策的反思和批评质疑，也真是咄咄怪事！
三、表达民间对未来的正确诉求是《零八宪章》不朽的时代价值
在以经济主体赢利为目的市场经济体系中，要确保公共产品的均衡生产，必须要有表达公共产品需求的社会舆论，必须要有保证充足供给社会公共产品的压力集团，这就是说，政治民主是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没有对公共产品需求的自主表达——没有来自民间社会的独立舆论，市场经济的固有弊端就失去一个严密的防范机制，在一个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尤其是如此。因为，体制转轨的过程是一个作为政府的行政主体还权于民间社会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有大量\”寻租\”空间，蕴藏着肥沃的制度性腐败的土壤，这是被在现代化进程中严重受挫、陷入\”拉美陷阱\”的那些国家同成功实现制度转轨的国家多次比较而证明的\”铁律\”！这也是邓小平主导的\”跛足改革\”改了三十年之后改出一个空前的就业危机的主要原因。长期以来，中国的绝大多数学者善于从决策等制度层面理解市场经济同民主政治的关系，今天，我们更应该告诉公众，在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时期，民主政治能否得到相应发展，事关每一个公民的社会保障和生活质量。
胡锦涛先生提出了\”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无疑是比\”三个代表\”前进了一大步，然而，如果当局愿意理性面对当前中国严峻的就业危机，那么就应该符合逻辑地承认，市场经济体制必然要求的是：人民参与发展，人民主导发展！因为，只有这样的发展模式才能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在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之际，《零八宪章》汇聚民间智慧，唤起民间舆论，从而拓展了经济体制改革的视野和思路，蕴涵着丰富的有益于中国社会走出危机的思想资源，如果当局把《零八宪章》看成是颠覆现政权的一种冒险，那将是十分浅薄而可悲。扼杀一个《零八宪章》对当局而言当然不是什么困难的问题，然而，面临日益严峻的社会危机，扼杀民间智慧，无异于公开为试图把改革开放引入权贵资本主义泥潭的利益集团张目，那才真正是把中国的未来引向邪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