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日本汉学家的一句话成为我近期重点思索的一个问题。这句话是：\”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对过去时代的著作也一样。\’这是没价值的书\’，\’这是没价值的学者\’，经常这么明确地说坏话。比如说乾隆时期修《四库全书》的总编纂纪晓岚，就是一个\’没有学问\’的人，我听一位先生说过，至今记得。\”凭心而论，中国人确有此特点。那么这一特点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呢？微观的、具体的原因不谈，在此只谈两个宏观的社会政治原因，即政统方面的原因和道统方面原因。

政统方面，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都有\”说别人坏话\”的传统。《千字文》有句话，\”吊民伐罪，周发殷汤\”，意思是商汤伐夏，武王灭商，都属吊民伐罪之举。所谓吊民伐罪，实质上即占领道德制高点，先在在舆论上把对方搞臭，在政治上把对手搞垮，也就是一种政治上的说坏话，一种彻底的、绝对的说坏话。汤伐夏、周灭商是中国王朝政统更替的开端，这种舆论上搞臭、政治上搞垮的做法也为后世意欲改朝换代者所效法，不是自称吊民伐罪，便是自命替天行道，总之都是走先在政治上说坏话的套路。汉朝说秦朝的坏话，明朝说元朝的坏话，民国说清朝的坏话，共产党说国民党的坏话。共产党更发扬光大，集其大成，党内的路线斗争也像王朝更迭一样，把坏话说绝，说彻底，说绝对，\”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上纲上线，一篙打翻一船人。陈独秀、王明、瞿秋白、张国焘、高岗、彭德怀、刘少奇、林彪、四人帮等人的公案，莫不是拔出萝卜带出泥，一根藤拎起一嘟噜瓜。而且共产党还在说坏话的形式方面又有新探索、新进步，即\”大批判\”，即\”深入揭批\”，全民参与，人人表态，人人都得参与说坏话，不得沉默。至反右、文革，此种说坏话的形式登峰造极，达到全胜期。

让我们做一些对比。比如韩国，一万元韩币上的人物头像是十五世纪上半的朝鲜王朝第四代国王世宗大王，他创制了朝鲜文字；一百元韩币上的头像是十六世纪朝鲜的抗日民族英雄李舜臣。世宗大王和李舜臣的时代，分别相当于中国明朝初年和戚继光的时代，可是中国钱币上有这个时代的人物吗？我看就是江姐、刘胡兰上了人民币戚继光也上不了。挪威历史上有一位国王，叫乌拉夫，是他把基督教带到挪威，因而被罗马教廷封为圣徒，后世称为圣乌拉夫。今天挪威法定假日里有一个圣乌拉夫日，为的是纪念这位国王。圣乌拉夫是十世纪人，时间略相当于中国北宋的赵匡胤。今天中国若有一所中学被命名为赵匡胤中学，有人肯定说是神经有问题。不说别人，毛泽东就会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为什么？因为此人\”稍逊风骚\”。德国柏林有一条弗里德里希大街，为的是纪念十八世纪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大帝。弗里德里希的时代相当于清朝前期，反观中国大陆，以十八世纪帝王名字命名的大街，举国没一条。以人名命名，也是一种资源分配，贪婪的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中国人，如果有权以人名命名某条大街或某所学校，那也是要么用自己的名字，要么谁的名字都不许用。台湾倒是好一些，台北有个以刘铭传命名的铭传大学。尽管台湾到处是以\”中山\”、\”中正\”命名的地名，仅铭传大学即可断言，老蒋专（历史之）美的程度就比不上老毛。台北还有个东吴大学，中国大陆不可能有西蜀大学或北魏大学。为什么？历史不可怀念，要怀念也只可怀念毛主席，纪念共产党。

道统方面，虽说自汉武帝以来独尊儒术，实际上中国的道统和信仰体系一直纷乱庞杂，多神论、泛神论、万物有灵论、无神论、神灭论、祖先崇拜，全有；关公、菩萨、佛祖、玉帝、土地爷、送子观音、妈祖天后、河神、树神、狐狸精、黄鼠狼精，全拜。在国人心目中，没有真正神圣的东西，彼此时常互相干犯，互不买账。近一个世纪，马克思主义逐步成为官方信仰的核心，而马克思主义实乃说坏话主义。举凡过去的一切，从社会制度到宗教信仰，马克思主义排头骂过，全部打翻。原始社会愚昧，奴隶社会野蛮，封建社会残酷，资本主义人剥削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宗教信仰是人民的精神鸦片，诸如此类。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左右着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历史唯物主义变成历史坏话主义，\”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古今中外，什么都是坏的，要\”数风流人物\”，只剩毛主席最亲，共产党最好。有政统、道统这两大说坏话的话语体系罩着，中国人想不说坏话都难，除非说拍当朝和今上马屁的话。五千年中国史，究竟是由于中国没有好皇帝、好国王可供纪念，还是由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的坏话。不只说活着的与自己同时代人的坏话\”，也说死去的历史上的人的坏话呢？答案也许是二者互为因果。因为没有好皇帝所以中国人喜欢说人坏话，因为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所以中国就出不了好皇帝。

现在看来，\”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道统原因已呈现出衰退迹象。比如因共产党内部的所谓路线斗争（在民主政体里实际就是政见分歧）而引发的举国说坏话，已基本绝迹。1976年华国锋、汪东兴以宫廷政变的方式抓捕四人帮之后，沿袭全民说坏话的旧例，举国铺天盖地一阵狂批。1989年赵紫阳先生下台，全民说坏话的大批判则没有出现。国共关系上的坏话，也在减少。蒋介石国民党只反共，不抗日，\”峨眉山下来摘桃子\”，诸如此类关于抗战史的海量坏话少多了。这意味着，出于政统原因的坏话数量在减少。中国今天仍然阵发性地说普世价值的坏话，说基督教家庭教会的坏话，说罗马教廷的坏话，说达赖喇嘛的坏话，说台独、藏独、疆独的坏话。还有一些举国律师都不能为苦主说好话的事件，比如四川大地震、石家庄毒奶粉、法轮功，哪个律师也不能为这些事件的受害者说好话。政治坏话和意识形态坏话是中国人不得不说的最多的坏话，此类坏话少了，国人说坏话的话题、场合都大减，中国境内氤氲漂浮的\”坏话的浓度\”也必跟着大幅降低。中国人喜欢说别人坏话的政统和道统根源断了，爱说别人坏话的国民性也会慢慢枯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