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协华：非暴力与现代民主

 

非暴力抗争（网络图片）

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缺乏主体的民主运动

现代民主因其融合并注入了平民思潮（即：作为社会抵抗的重要构成），同时也因在政治领域内抛弃了领袖观念，从而有可能也有机会在超越改良与革命的虚假议题之后，成为大陆民主转型的主要推动力量。而不是说，大陆实现民主的进程，仍要依靠几个不着边际的、深受党国思维毒害的视野，来为我们描绘关于民主转型的若干方式（这种既不面对大陆史、也不触及当代现实抵抗的视野，却十分自信地要来为我们描绘转型的方式与行为，其本身不但可笑，甚至异常荒唐）。这是因为，现代民主作为民主转型的社会性动力，在其内在涵义的层面上，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党派执政及国家形态。并且不仅如此，现代民主还要在社会转型的进程中，迈进至对社会阶层的瓦解和重整，以打破大陆历史自上而下的统治性特权政治，在当代意义的领域内，实现具有现代涵义的，以人权为主导、以平民为政治主体的社会性民主政体。

区别于在平面视域内所理解的社会性抵抗，同时也区别于对政治趋势的介入和理解角度，民主运动在进入转型时期的通道时，并不以某种综合性的爆发状态达成对暴力体制的反抗，而是很可能相反，是个体抵抗超越于社会整体思潮并形成政治压力的民主形态。这种形态，首先在政治领域内萌生了当前大陆进程中有关民主运动的事实表述。这和以往的推动民主化以对抗强权的思维有所不同的是，它在实际状况中已经用不着再去讨论所谓的“国人的沉默”（并且关键是，国、人、沉默这三者之间根本没有丝毫的关联），这是因为，处于现代领域中的反抗运动本身，即是民主运动的本质体现。它不再需要社会民众在深入的层面上去理解何谓民主与自由，不再需要通过知识阶层（自以为是）的启蒙去开启民众对于民主的理解。而是说，当代民主的转型本身就是当下及未来的民主运动的实际主体，参与（无论以何种方式）其中即是对极权展开有效并且是致命的反击行动（包括沉默）。这种状况，即是对缺乏主体的民主运动（不仅是指尚未具备强大影响力的社会团体）和正在普遍发生并展开的个体抵抗之间所形成的大陆社会革命的比较、区别和呈现，是基于在判断上的，对现象失败而非本质失败的现状和前景的考量。

由此，刘晓波的“没有敌人”的实际涵义，并非仅是字面上的对大陆现状进行判断与限定，而是说，要介入或者打开、扩大民主的大门，则首先要能够在敌人意识之前，先行明确自身作为民主运动在当代社会的政治主体，以谋求进行广泛对峙并最终反制暴政的决定性力量。并且，这个主体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要在社会中形成并成长的，是要不断地克服因自身的缺陷所造成的不适和误区的。不进入社会场域，不迈入个体抵抗以形成社会动力，即便拥有了强大的对中共极权的仇恨，也不可能在真实的场景中触发对抗，就像一个手无寸铁的人永远不会战胜全副武装的罪犯一样。要想改变此种绝对弱势的处境，就要明确：先行确立自身在社会格局中的立场，以在最恰当的时刻，进行决断与较量。因此，仅在刘晓波被谋杀于中共之手以后，就急于讨论要不要坚持非暴力抗争，不仅显得虚弱，甚而离题万里。是因为大陆民主进程的真正危机，并不在于民主运动其外在的抵抗方式，而是在于，要搞清楚在缺乏民主运动的主体和已经形成的由个体所营造的社会抗争之间的真实线索。更要明确，民主转型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即：在手段和方式之前，先要明确抵抗的意图是为了获取民主而非如中共一样用武装暴力获取权力。这就是民主与非民主目标的本质区别。在这一点上，民国时期的大陆知识分子群体已经犯了很大的错误（即便鲁迅也不例外），他们错误地将中共判断成是为民主和民众利益而战，并且，这种苦果至今仍在继续。

这就是为什么，要在复仇与清算之前，先行确立大陆（海内外）民主运动主体的重要意义，不仅是为了要将大陆转型纳入现代民主的视域中，也不仅是为了要通过全球浪潮的洗涤，明确人权即是普世价值的内在表现，更是为了确认社会整体革命的最终目的，是要以朝向摧毁并逆转大陆无人权的历史，以在最基本的纬度上，获取第一手的有关人权和政治属性的制度性体系。否则，无论是暴力和非暴力之争，也无论是怀有多么强大的复仇与清算的愿望，最终仍然会如中共一样，成为自己的敌人，背叛对民众的承诺，偏离社会正当价值，坠入万劫不复的地狱深渊。这正如不能在一方面猛烈抨击中共，但在另一方面，又要用力鼓动中共对外强硬抵抗外来挑战，甚至同时还要以十万份的热情去分析中共的每一次会议（既浪费时间又浪费智力）一样，要放弃这种表面上仇恨实质又时刻站在中共专制立场来看待世界的角度，要首先能够超越因意识形态的洗脑而形成的爱国（大国、中国）主义的奴隶思维，才有可能，在不自由的地区，成为自由的争取者，成为能够正视罪恶并与之反抗的个体。

 社会革命之所以在现代民主的版图上，对于民主转型具有着完全足够的深入力量，正是在于它是在逃离了虚无主义的政治危机和陷阱之后，以个体抵抗作为价值坐标的、一种令极权无处逃避的现实行动。同时也因为，只有作为民众的个体意识处于反抗的序列中，才能够冲破在事实上的因极权所导致的高压环境。而这种视野又区别于对民主转型的在社会浅层次纬度上的考量和阐述，是唯一的能够作为前沿力量并与现实暴政进行抵抗的转型角度。现代民主之所以在更广泛的领域内，区别于针对权力体制进行的无论是改良式诉求（实际上只有暴政，并没有什么改良，也就是连改良都是幻想出来的）还是革命主张，正是在于现代民主首先是在政治的空间中放弃了将现有中共政权视为政权的角度（没有什么习总书记）。这种将极权穿透的力量，则又为现代民主区别于旧式革命提供了在社会领域内的可能性，也即，极权的高压固然无处不在，但社会本身则另有其内在的纹路与方向。由此，也就同时在政治和社会的两大空间中，促进了民主运动的现实意义，使得人权价值体现在具体的行动之中，而不再需要依靠通过对权力体系的批判获取其形成政治主体的力量。这就是个体抵抗在当代形态中，对于民主运动的介入和提升，是现代民主为促进政治转向的转型，而产生的社会性共同意愿的反应。

暴力抵抗是非暴力抗争运动的重要构成

在确认了当代政治的趋势有可能向极权屈服以后，在实际上，民主转型的问题就不再是是否要坚持非暴力抗争这样简单的思维争论。而是在于，要在一个既与当代同步又要战胜当代的层面上，扩大非暴力抗争在社会领域内的涵义，以体现并改变因极权的外在强势所造成的犹豫心理。换而言之，不论所要面对的状况是多么复杂，都不能因此就丧失对转型之于现代民主，以及转型之于人权格局的坚持。而要体现这一点，则意味着，将暴力抵抗纳入到非暴力抗争的运动理论中，使暴力抗争在政治和社会的领域成为非暴力抗争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民主运动仍然缺乏确定的主体的现状下，大陆民众走向制度性转换的不可放弃的现实依据，也更是普世价值战胜暴政极权，人权打垮独裁的必要手段，同时更是实现在被极权压制和剥削的地区，展开并进入和平转型的首要前提。

当民主运动偏离了促使民主转型及人权价值的立场时，也就到了必须要讨论其固有状态下的民主思维时，非暴力抗争运动作为一种在理论架构内的转型标尺，存在着对其内在涵义和领域进行创建的空间。这样做的目的，也是为了对当下处于困境的民主运动注入更具针对性的现实性社会抗争理念，以谋求在社会革命的领域内为转型提供更为精准的理论阐述。与此同时，现代民主以自由和人权的普世观念，作为大陆进程中民主斗争的内在本质，则又显示了必须要就民主观念进行再深入的契机。这正如同如何在一个当代范畴内理解何谓暴力以及何为非暴力一样，当个体抵抗成为民主运动的主要表现形态时，也就必然意味着民主运动已经展开了它曾经被束缚同时也是被专制思维俘获的重要改变，并且更重要的是，它是和平转型在现有条件和事实状态的历史进程中的最符合民主意愿的决定式行为。

民主在当代社会体系中之所以具有重要意义，不仅是因为民主是对人权进行维护和保障的最佳选择，同时也是源于民主是对受到特权压制的社会平民产生最终保护并授予社会平民以政治权力的重要原则。只有理解了这一点，才会理清何谓非暴力抗争的内在性本质，才会理解个体抵抗不仅以塑造社会革命为其转型的形态，更是走向并产生现代民主的根本性条件。只有当个体抵抗的正当性改变为社会意愿时，民主运动长期缺乏的主体也就得以形成并产生导向转型的强大力量。也即，民主是为自由而来，而非仍要受制于某些特权，这就在社会领域内，澄清了一般民主与现代民主的重大区别。而大陆民主运动（的主体）长期无法得以塑造成功，即是在于，旧民主运动忽视了社会平民参与现代民主、并为大陆民主转型提供材料与实例的力量。由此，所谓的民主运动才会始终悬挂在空中，既无法前进，亦不能取得进展，久而久之，也就变得名存实亡，毫无意义和价值可言。更有甚者，只能依靠臆测中共的权力斗争来度日（中共的十九大怎么开、谁上谁下，和民主运动有什么关系）。

要确认在民主运动中已经被历史所证明为无用的形态，和继续以坚定的信念保持非暴力抗争作为转型的必要条件，在这两者之间，依然要重申的是，民主运动要抛弃因长期被专制侵害的思维，要以当代形态的视野将民主运动纳入到现代民主的内在层级之中。就大陆而言，统一不如独立，独立超越分裂，唯其如此，才能在社会领域的脉动中，绕过中共极权设置的话题障碍，超越在一个没有人权的地区却奢谈“国家”（所谓的人民共和国是中共的，又不是你的）的可笑行径。一个至今仍然缺乏内在力量及实际主体的民主运动，既不可能成为推动非暴力转型的重要形态，也不可能理解大陆被极权侵害已经到了何种令人不安的残酷程度。而更可怕的是，民主运动组织在无形中已经在不自觉地运用中共固有的政治黑话（如民运内部居然也搞“反腐败”），当民主运动在介入社会抵抗时，这种专制意识即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真实困境，是使民主消亡的一个急需扭转的方向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