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柱业这个名字，在中国大陆是鲜为人知的。但是和这个名字联系在一起的那一份马来亚（包括今天的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红色记忆，却是和毛泽东以及邓小平时代的中国紧紧相连的。

余柱业是50——60年代马来亚共产党在新加坡地下组织的负责人，马共统一战线组织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设在北京）的秘书长，还是文革时设在中国湖南省四方山的“马来亚革命之声”电台的主要负责人之一。80年代初中国改革开放，不再支持东南亚革命后，余柱业化名“张胜”被安排到中国长沙铁道学院教英文（他在新加坡去世后，长沙铁道局发的唁电中就是如此称呼的）。他1990年应新加坡政府之邀回到新加坡后，留下了一部口述历史档案《浪尖逐梦》（马来西亚策略资讯研究中心出版，2006年）。这本书对于认识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的中国和东南亚的相互关系以及冷战和世界革命都有特殊的价值。

从左倾青年到共产党员

余柱业1918年出生于马来西亚一个华侨中药店主家庭，他不但追随时代大潮、理想主义色彩浓厚，而且好学深思，善于独立参考，早在上中学时就深受中国五四以后左翼文化的影响。当时中共建立了南洋支部，以海南人为主，负责在海外华人中发展组织。1930年，受中共影响的印度支那共产党领袖胡志明肩负共产国际的使命前往马来亚，主持马来亚共产党的成立。马共建立后通过外围组织反帝大同盟和学生联合会吸收了很多华裔子弟，余柱业就是其中之一。不过余柱业没有象很多激进青年那样一旦左倾就变成职业革命家，而是继续他的学业。1938年他得到奖学金，进入新加坡英国殖民当局培养殖民地精英的莱佛士学院，毕业后又在英国殖民政府的劳工部得到一份高等华人的工作和薪水。在二次大战后民族独立的浪潮中，马来亚共产党展开了反抗英国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余柱业心里深藏已久的革命热情重又被激发起来，尤其是当他读到中国左翼作家胡愈之的一篇谴责殖民地奴化思想的文章后，觉得十份内疚，好像文章所批判的正是自己这样的殖民地精英，于是他放弃了月入200元的高薪，转到一个收入祇及一半的保险公司书记的工作。当他过去的同志找到他时，他义无反顾辞掉了工作加入了马共。

从雅加达到湖南四方山

余柱业是马共少有的高学历（大学本科）知识份子，中英文俱佳，因此革命历史不长，但升迁得很快。1963年他担任马共南方局书记后，用周恩来当年为国民党统治区中共地下工作制定的十六字方针“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等待时机”作为马共在新加坡活动的原则。60年代上半期，亲华亲共的的苏加诺在印尼掌权，和印尼共产党组成统一战线，马来亚共产党可以在那里开活动，余柱业在雅加达建立马共南方政治局，从那里遥控马共在新加坡的斗争。1965年印尼共党人发动政变被军方镇压后，余柱业一度被捕，后被释放来到中国。当时马来亚共产党处于秘密态，没有公开机构，设在北京对外公开的马来亚民族解放同盟实际上就是马共的另一块牌子，由余柱业担任秘书长。

当时的中国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中，号召世界革命、推翻帝（西方国家）、修（苏联东欧阵营和所有和中共有分歧的外国共产党）、反（所有不愿意参加反帝反修斗争的的第三世界国家），为此大力援助各国革命。1969年，在毛泽东亲自过问下，马共在中国湖南长沙的四方山设立了广播电台 “马来亚革命之声”，用汉、马来、泰米尔和英语对东南亚国家广播，和设在中国的缅共和泰共的电台相互呼应，宣传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的文革，号召各国人民起来推翻本国政府。余柱业担任华文部主任。这个电台和东南亚联系十分密切，举新加坡为例，电台的广播稿常常在一两天内就刊登在新加坡公开发行的左派报刊阵线报、党讯和人民论坛上，这三家报刊除了大量刊登这个电台的广播稿（很多是转发中国报刊的文章如“两报一刊”社论，重刊毛泽东著作和林彪文章），还定公布电台的频率和波长，发表大量漫画和诗歌，歌颂“红色电波”。在马泰边境的马共根据地里，马共游击队不但从这个电台的广播中了解外部的情况，而且把收听到的毛泽东语录和林彪为毛语录的“再版前言”记录下来，编辑成书，发给干部战士认真学习，展开背诵毛语录和唱毛语录歌的赛。这个电台慷慨激昂的宣传不但吸引了东南亚很多对现实不满的青年，也在中国两广、云南和海南等地的青年中产生了影响，一些人甚至离开中国参加东南亚的武装斗争。

晚年的反思

80年代初邓小平复出后全面纠正文革路线，改变国际战略，和东南亚国家发展关系，不再支持革命运动，于是“马来亚革命之声”成为中国和各国发展关系的障碍。尤其是当时中国反对越南进军柬埔寨，推翻天怒人怨的红色高棉，要和东盟结成反越同盟，而东盟提出的条件是要中国放弃对各国共产党的支持。邓小平为此于1980年12月亲自召见自60年代初就在中国活动的马共总书记陈平，宣布了撤销电台的决定。据陈平在他的回忆录《我方的历史》中说，邓小平当时的神态十分严肃，说话斩钉截铁，不容分辩。陈平祇得说“作为中国的客人，我当然尊重您的决定”。60年代初，马来亚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后，正是当时担任中共总书记的邓小平接见在北京的陈平等人，不同意他们向中共提出的要放弃武装斗争，加入马来亚独立后国内的和平进程的意见，告诉他们说以越南战争为中心的东南亚革命高潮就要到来，他们应该加紧革命，于是马共重上井冈山，在马泰边界苦撑了20多年。

在电台撤销后，所有非中方人员愿意留在中国的，都在生活和工作上受到妥善安排。余柱业被安排到中国湖南长沙铁道学院教英文。1989 年，新加坡和中国进行建立外交关系的谈判，余柱业当年在莱佛士学院的老同学、新加坡副总理吴庆瑞通过中联部传话，邀请他担任新中建交的咨询工作。这无疑是时过境迁之后新加坡当局向当年的政敌发出的善意信号。

余柱业向已经回到马泰边境根据地的陈平请示，陈平未置可否。余柱业后来才知道，其实陈平本人和马共其它领导人当时也正在考虑“下山”，并着手进行和马泰政府的谈判。余柱业接受了吴庆瑞的邀请，并顺水推舟，在1991年回到了新加坡，担任新加坡东亚哲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直到1995年去世。

余柱业的一生见证了毛主义革命在东南亚的潮起潮落。他晚年对革命的反思，对今天在深刻的社会转变中沉缅于“红色记忆”的人来说别有一番价值。余柱业认为，马共在历史上的贡献是不容抹杀的。这个贡献主要有两个部分，一是马共参加了二次大战中的反法西斯斗争，和英国特种部队136支队合作，成为盟军在东南亚战场的重要地方力量。为此英军在战后对马共军事领导人授予皇家勋章。马共也把夺取全国政权当作最终目标，但在日本法西斯面前他们是真抗战。马共的第二个贡献是在二次大战结束后，英国以防止共产主义扩张为藉口继续维持在马来亚的殖民统治时，马共展开了反殖民主义的武装斗争，迫使英国放弃殖民统治，向马来亚（包括新加坡）的民族主义者让出权力。但是余柱业认为新马在50年代末取得独立或自治，走上了建设新国家的道路后，马来亚共产党还要革命，不承认新建立的民族国家，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企图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建立毛主义模式的政权，这样就把自己的活动范围限制在马泰边境和新马国内少数极左派毛主义份子中，丧失了基本群众。余柱业说，当时尽管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国内有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有的甚至十分激烈，“马共如果有群众支持的号召力，它是可以利用这些事件去号召人民起来反对政府……但是他们都没办法办到这一点，这就证明广大的人民已经不支持马共的武装斗争了。”

为什么一个曾经轰轰烈烈的革命政党会失去群众基础呢？余柱业早在70年代末还在为“马来亚革命之声”工作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当时他从新马国内得到一些学术著作，介绍那里的学者对新马社会的分析，尤其是农村阶级结构。余柱业说，这些著作“证实了我过去对马共土地政策的怀疑。按照我自己的一些常识我怀疑他们所定的政策。所谓马来亚是殖民地社会，农民是革命的基本力量等等这些东西……都是从中国毛主席的理论抄过来的”。

在马来亚，农民从英国殖民政府那里租来土地，地租非常低，而且也没有封建的人身束缚。

马来亚的农业经济是资本主义经济，农村没有地主阶级，“马来亚农民就是那些小园主……

他自己种橡胶，自己养活自己“，根本没有革命的愿望。所以，中国的以农民为革命主力、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在马来亚是完全行不通的。

但就是这样一个简单而基本的错误，马来亚共产党领导人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勇气承认。

余柱业回顾说，马来亚革命在30-40年代追随的是第三国际的理论，到陈平领导之后（50年代初）“完完全全一字不改的接受毛泽东理论。”但实际上，余柱业对中国革命也并不真正了解，他想当然地接受了中共当时的解释：中国农民受封建地主剥削，被束缚在土地上，没有人身自由，所以要革命，成了革命的主力军，中国革命就是这样胜利的。今天我们知道，中国1949年革命的胜利有着远比这个简单的解释更复杂的历史和国际因素。不过，和死不认错的马共其它领导人相比，余柱业能够认识到并承认照搬毛泽东理论是马来亚革命失败的原因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文革对马共的影响

除了马来亚革命的失败，中国的文革以及它对马共的破坏性影响也是余柱业晚年思想转变的一个重要因素。余柱业原来一直崇拜毛泽东和中国革命，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高度理想化。1967年一月他来到北京，当时正是文革的高潮，中共第二号人物刘少奇被打倒的原因之一就是在国际问题上主张所谓“三和一少”（即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少支持世界革命）。余柱业说他们听到这个批判“高兴的不得了，因为是符合我们马共的利益，我们就死心塌地的支持这个文革。”但很快，文革的破坏性影响就开始在马共党内表现出来。一个重要事件是马共党内的分裂和“造反”。当时从总书记陈平往下，马共主要领导都是华裔，为了向马来西亚占多数的马来人显示这个党也代表他们的利益，马共专门设了一个主席的职位，由马来人穆沙 阿麦德担任，但大家心里都清楚这是个空头衔。在文革的影响下，心怀不满的阿麦德（他也在北京）起来造陈平的反，说陈是修正主义，过去不敢和英国坚决斗争，现在退缩在马太边境。阿麦德和一些马来干部串连，还和在北京的其它东南亚共产党领导人联络，要打倒陈平，从“修正主义者”手中夺回马共的领导权，结果被陈平反制，不但造反未成，而且以反党的罪名被开除出党。不过阿麦德的结局不象刘少奇那样悲惨，中国方面给他在外语学院安排了一个马来文的教授职位。

余柱业对于文革的浪漫主义幻想是逐步破灭的。起初对中国在文革中的真实情况，余柱业承认根本不了解，因为中国的报纸和电台“完全不报导，祇有外头人讲我们才知道。我们是后来才知道。几年后，听了许多关于残酷斗争，把人家斗死，破坏文物，迫害无辜的故事后，才逐渐看清楚文革的真面目，才知道这并不是我们所想象那样光明正大的事情。”对于中国的其它情况，一般老百姓的生活，余柱业这些人也根本没有机会去了解，他说他们“住在宾馆，住在特别的宿舍里头，那些接待我们的人员他们的家里都不去……我们虽然在中国住得相当久，但是相当闭塞。”

文革对马共破坏性影响更突出的事例是马共内部以清理阶级队伍和“挖阶级敌人”为名开展的的肃反和滥杀，有关详情，近年来逐步由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的一些出版物中的第一手材料披露，例如陈平《我方的历史》，方山编著的《马泰边区风云录》（第二集），郑昭贤的《李明口述历史》、邱依虹的《生命如河流——新、马、泰16位女性的生命故事》等。当时马太边区的游击队中很多是马泰的左倾青年，马共怀疑在这些人中有特务，于是在1969年开始大规模肃反，召开“森林审判会”，会上公布“特务”名单，出席审判会的每个人都必须举手表决。在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下，每人都用支持判决和死刑来表示自己的立场，无人敢为受审者辩护。而那些“特务”则常常在神经差不多已经错乱的情况下用牵连无辜的人来自保。马共中央机关营区的负责人李安东的妻子被指控为特务，李安东不但不为无辜的妻子申辩，反而劝她招认，还在审判会上举手同意判她死刑。这场血腥的肃反导致了马共分裂。

当时马共有四个主要营区：中央机关、勿洞东段和勿洞西段，以及昔罗区。勿洞东段紧跟中央机关抓特务，滥杀无辜，而勿洞西段和昔罗在受害后指控中央本身被特务把持。这两个营区在一九七O年都宣布“造反”，另立中央。余柱业当时在北京和长沙，没有陷入这场肃反，但是事后还是了解到真相的。

马共这场肃反悲剧最令人心碎的一幕发生在将近20年后。1989年底，马共和泰、马政府达成和平协议，走出森林，放下武器。这时，那些在肃反中被害者的亲属纷纷来到马共营区，追问亲人的下落。马共对这些死者亲属已经隐瞒了十多年的真相，说他们的亲属在“”南方战线“作战，但现在这个藉口不存在了。这些家属佩戴猎枪、长矛和利刀涌入马共营地，不惜和马共发生武装冲突，定要把亲人的下落查个水落石出。于是马共中央在解散以前被迫发出紧急文件，发到每一个受害者的家属手上，承认错误，给大部分被处决者平反，封他们为”

烈士“，每人给予800美元的偿 .（到马共下山后，陈平手头据说还有大约200万美元，基本上是过去中国的援助，这笔钱被来安排马共老战士的生活。）。但就是这一点点表态，也还受到了很多参与肃反的马共老战士的质问，认为中央平反得太多，把革命历史都否定了。

马共没有成功是马来亚的幸运

虽然离夺取政权还很遥远，但马共当年内部的矛盾已经很尖锐和复杂。余柱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虽然一直有自己的看法，但他始终很谨慎。例如，党内有人认为在马来亚革命祇依赖华裔，没有占人口多数的马来人的支持，革命不会成功，持这种看法的人却被开除出党。

余柱业说他也有相同的看法，但是他知道“马共不大容易倾听不同的意见，我就不提，所以我还能保持我的地位。”对比红色高棉在柬埔寨造成的浩劫，余柱业为马来亚感到庆幸。他说现在回过头来看，“我对马共干部的认识”，“对阴暗面、不好一面的认识，使我认为如果英国战后回来、马共跟他的斗争取得胜利的话，马来亚难免会经受柬埔寨所经受的那种命运。从历史的观点来说，马共没有胜利，还算是马来亚的幸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