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即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当局言论管制空前收紧之际，中共当局近日推出所谓9种可以入罪的网络言论禁令，是“恶攻罪”的翻版和强化版。官方发布9种可以入罪的网络言论禁令是：1，政治敏感话题不发；2，不信谣不传谣；3，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4，涉黄、涉毒、涉爆等不发；5，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6，军事资料不发；7，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8，来源不明的疑似伪造的黑警辱警的小视频不发；9，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不发。
批评者指出，这种宽泛无边、当局可以任意解释、可以笼罩一切人和一切言论的禁令与“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如出一辙。而且，更为令批评者感到愤怒的是，当今中共当局似乎比“文革”时期的当局更变本加厉，因为“文革”时期的中共当局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扬犯罪连坐制，但当今中共当局却规定，在网络群组有谁发言触犯了中共宽阔无边的禁令，群主也要一并入罪。
时评人长平写道：当个群主可能会坐牢？网民的惊讶未免有些天真——难道不是从来如此吗？刘晓波、许志永、郭飞雄等等无以计数的人权活动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迫害致死，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绝大多数罪证，不过就是传播言论而已。为了传播得有效一点，找人聊聊天，开开会，签签名，就成了罪不可赦的“群主”。昨天你对他们的遭遇不惊讶，今天你的遭遇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不过，中国的网民们也想出了嘲讽当局的新方法。9月12日起，在微信等聊天群中出现网民嘲讽当局的另类模式。多张微信截图显示，网民聊天时，先用文革语言开头，如“习主席千秋万载，面条吃了吗？”回答是“社会主义好，不吃了，减肥”又如“我爱你中国，啥事聚会？”回答：“共产党深入人心，啥时候聚会”等。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9月10日报道：实施新制前环球实报微信群主刘鹏飞被抓及抄家
被抓走三天的刘鹏飞博士。（知情人提供，拍摄时间不详）
微信群「环球实报」的群主刘鹏飞，已被北京警方抓捕，但家属至今为止未得知任何手续，而官方亦没透露任何有关案情的讯息。刘鹏飞是在官方实行社交媒体「群主连坐制」前，被抓捕的微信群主。（黄小山 / 戴维森 报道）
据接受刘鹏飞委托的代理律师莫少平透露，在被抓后刘鹏飞的家属找到他们，希望能够代理案件，除此之外，其他的讯息都很少。
莫少平说：这个他（刘鹏飞）具体情况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因为只是昨天（周六）呢，我的助手尚宝军律师说，他们（刘鹏飞家属）希望委托我们做他的辩护律师。我说那可以嘛，因为昨天都是周末，你要办这些委托手续也得需要去律（师事务）所，需要去办理这些东西。他等于说是被公安带走了嘛，查抄了他本身的住所的电脑等这些东西。我同意接受这个委托代理，具体的工作可能还得等到星期一（11日）才去做。
尚宝军律师表示，刘鹏飞的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手续，只知道管辖区的海淀区东升派出所的警察参与抓捕，家属会前去有关派出所交涉，希望了解刘鹏飞被抓的原因，以及被关押的地点。
尚宝军说：（本月）6号被从家里带走，而且也没给家属任何手续。目前涉嫌罪名、关押地点、甚么办案单位，强制措施是甚么都不知道。家属昨天（周六）同我见面嘛，签了委托书。他们今天（周日）会去海淀区东升派出所、带走他的派出所再去交涉一下。把人带走了，总得给个手续、给个说法。到底是涉嫌甚么罪名？关在哪里总应该透露吧？目前讯息很少，看他们家属今天和派出所交涉的情况吧，明天（周一）我们再来考虑下一步怎么做。
据知情人士透露，当时上门抓捕刘鹏飞的大约有30人，只有１个穿制服的警察，别的全是便衣，辖区所在的东升派出所只来了１个警察。另外有2个穿著便装、身份不明的人在现场指挥。而在带走刘鹏飞和搜查他的住所时，这批警察禁止家属拍照。
本台记者多次致电北京市海淀区公安分局以及东升派出所，但2个办事处的电话都没人接听。
「环球实报」是近1、2年在网络出现的1个民间讯息制作传播号，在微信、推特等社交平台比较活跃；形式多以以简短文字加图片，简洁地向广大网友传播国内外的热点新闻和评论。因此有网民推测，在网络群主承担责任实施之前抓捕刘鹏飞，可能有杀一儆百的意思。
刘鹏飞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化学博士，1994年博士毕业。其后在取得清华大学核研究院博士后，2003年开始担任１间公司的高管，直到5年前辞职。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11日报道：微信群管控打响第一枪 “环球实报”群主刘鹏飞被捕
中国当局对微信群的管控持续升级。长期收集海外资讯、利用微信群在国内传播的微信群“环球实报”群主刘鹏飞日前被警察带走，至今下落不明。刘鹏飞是中国发布网络群管理新规定后最新一名被捕的群主。
北京市公安局、海淀区东升派出所的数十名警察9月6日到刘鹏飞家中将其抓走，并查抄电脑、手机等物品。办案人员声称是公安部督办案件，刘鹏飞妻子次日到相关部门查询，得到答复是“辖区派出所配合市局办案”；该部门拒绝提供其他信息。
记者就此致电据称关押刘鹏飞的北京东升派出所，但对方拒绝接受采访。
刘鹏飞的代理律师尚宝军告诉本台，目前其身在何处、被拘理由均成各界关注焦点：
“没有给家属任何的法律手续，他涉嫌罪名、被关在哪里、办单位是哪里？重要的问题都不知道，应该会去趟东升派出所试图去了解一下情况。
记者：“刘鹏飞他被抓跟环球实报支持郭文贵是有关系的是吗？
尚宝军：“大家都这么猜测，但目前我无法确认。”
国家网信办将于10月8日实施的“微信群15条”，提出网络群组建立者需对群中出现的不法信息负有“连坐”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这被指对网络的严控蔓延至群组，目的是为中共十九大召开清理“舆论炸弹”。
山东维权人士张恩广接受本台采访时称，群组已不再属于朋友间“私聊”，刘鹏飞被拘可谓是当局严打微信群行动的“第一枪”：
“当局把这个做一个宣传口径，也是为了压制国内这些群的群主，借着刘鹏飞的这个事件，让像大家尽可能的少发言，快到十九大这也是一个高压态势。”
据悉，刘鹏飞是北京大学技术物理与应用化学博士及清华大学核研究院博士后，1997年进入中科院工作。2003年开始担任公司高管，直到5年前辞职。另外，综合网络消息，“环球实报”是近年传播较广的一个民间信息制作群，以简短文字加图片的形式，传播国内外的热点新闻和评论，在微信、推特等社交平台比较活跃。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11日报道：即日起微信“九不发” 公安能否吓住网民？
继中国网信办近日发布《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后，警方9月11日“紧急提醒”网民发微信注意“九不发”，包括政治敏感话题、未经官方网站发布的港澳台新闻以及内部资料、国家机密等，引发舆论热议。有评论认为，警方此举意在恐吓网民。
中国经济网9月11日发布题为《公安紧急提醒：多名群主已被拘留处分！9种消息千万别发》的文章，文章中说，微信群已经开始立法，规范管理，任何发言都要担负法律责任，所以今后发微信一定要注意：1，政治敏感话题不发；2，不信谣不传谣；3，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4，涉黄、涉毒、涉爆等不发；5，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6，军事资料不发；7，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8，来源不明的疑似伪造的黑警辱警的小视频不发；9，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不发。
该文章随即被多家大陆媒体转载报道，引发舆论热议。河北资深媒体人朱欣欣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警方所谓的“九不发”，更多的是一种对网民的恐吓，从中也可以看出当局对于网络的管控力不从心：
“他所制定的九条只能恐吓一部分人，他只能杀一儆百，抓一些所谓的典型的案件来恐吓住大家。恰恰从这个规定能看出来他对网络的控制是很不得力的，否则不会左一条右一条不断出台新的控制的条例。”
此前，网信办已发布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加强了对网络群组的管控。
有网民评论说：莫谈国事——政治敏感；莫谈家事——个人隐私；莫谈官事——国家机密，回去梳辫子吧。也有网民表示：一直以为朝鲜是我们的昨天，结果发现朝鲜是我们的明天。还有网民嘲讽道：直接说除了新华社通稿啥都不能发不就结了。
经常在微信群内转发维权信息的公民伍立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虽然面对各种各样的严厉新规，但她不会改变上网的习惯。伍立娟同时强调，网络世界是互通的，并不是单方面的限制就能够阻断的：
“他们这种做法真是又可笑、又可气、又可悲，现在都21世纪了，网络信息发达的年代了，还这样用早五十年前的制度约束老百姓，怎么可能呢？全世界都是一个互通的信息共享的时代了。”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13日报道：微信群主“移民”海外避险
网民质疑网民发言，却要群主负责。（网络图片）
网民用文革语言嘲讽当局封锁网络言论。（网络图片）
网民用文革语言嘲讽当局封锁网络言论。（网络图片）
中国网信办数日前公布对微信、QQ等聊天群发表所谓违法言论，将追究群主的连带责任。对此，众多群主开始将聊天管理权移交给海外网民。也有的群主留下联系方式，一旦聊天群被封，将重建新的聊天平台。另有网民在发言前以“习主席千秋……”“社会主义好……”等文革语言开头嘲讽当局。
最近，中国互联网社交平台风声鹤唳。网络当局要在互联网平台方建立黑名单，对所谓违法社交聊天群管理者进行“连坐式”监管，不但要处罚在聊天群发言不慎者，群主也被追责。
有社媒群主担心被当局追责，纷纷将网络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网民。据一位网民对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披露，一夜之间，海外一位华裔接受了七十多个聊天群的管理权。境外网民朱女士，9月13日对本台记者说，她已接收了中国境内的多个微信聊天群：
“也有群友把他们当地的传递真相的群，转给我（管理）。他们有精神上的压力，因为怕对他们工作和家庭有影响。他们（当局）那样控制这些人的言论自由。在中国，不管是什么人做群主，他们都会担心自己触犯到法律”。
北京一位要求匿名的大学教师，对中国政府钳制网络言论感到愤怒，她理解网民们将聊天群的管理权移交海外。她说：
“一个海外华人做了七十多个群的群主，这是被逼得没有办法。这是微友们想出的一个对付当局的一个巧妙的办法。当今世界科技这么发达，怎么能把这些都封住呢？”
不过，中国的网民们也想出了嘲讽当局的新方法。9月12日起，在微信等聊天群中出现网民嘲讽当局的另类模式。多张微信截图显示，网民聊天时，先用文革语言开头，如“习主席千秋万载，面条吃了吗？”回答是“社会主义好，不吃了，减肥”又如“我爱你中国，啥事聚会？”回答：“共产党深入人心，啥时候聚会”等。
9月11日，中国网络警察“紧急提醒”网民，政治敏感等九种话题不可发到互联网，违者将被追究相关责任。舆论对此哗然，认为中国当局是在走回头路。
▲自由亚洲电台（RFA）粤语部9月13日发表评论人士未普文章：“谁建群谁负责”？中共这下捅了马蜂窝
中国国家网信办于9月7日印发了《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要求微信群、微博群、QQ群等群主履行其管理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消息传出，微信群和微博群等立即炸开了锅。
这些网络群组，特别是微信群早已不是一股可以小觑的力量。2017年4月底，腾讯企鹅智酷发布了一个关于微信群的《2017用户&生态研究报告》，报告称，2016年微信的每月活跃用户已达8.89亿，直接带动信息消费1742.5亿元，比前一年增长了26.2%；微信群已有1千万官方公众号和56万企业号，有2亿用户将微信与信用卡连接。这个报告还说，微信每天产生70万篇文章，已成为群友阅读新闻的第一渠道，其新闻影响力已经超过了新闻网站和电视。这些数据显示，微信群对中国经济、舆论和政治的影响力都在迅速上升。
对网信办的《规定》，这个庞大具有影响力的微信群是怎样炸开了锅的呢？笔者仔细浏览了群友们的反响，发现反响有欢呼赞扬的，有恐惧应对的，有冷嘲热讽的，有愤怒声讨的，亦有插科打诨的。在各种反应中，欢呼《规定》的赞扬者绝对属于少数派，大概只有10-15%的留言属于正面赞扬。这些留言说，这个《规定》干得漂亮，必须点赞；它的出台，虽然不够及时，但是非常有必要；湖北日报网刊登陆仁忠的文章称，“谁建群谁负责”就是一剂净网良方，只要每个互联网群组都能营造清爽、文明、和谐的上网环境，健康向上、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空间就指日可待。
可是绝大多数群友的反响则完全相反。他们当中有人很担心自己的微信群违规，赶忙关闭了事；有的说，他有三个微信群，这个《规定》的出台让他很害怕，他已经做好了“一键解散聊天群”的演习！有的说，《规定》一出台，吓得他赶紧解散了一百个微博和微信群。据说一夜之间，QQ群也解散了很多。有的则插科打诨地说，很多群把群主让给了外国人或身处国外的华裔，有个美国人一夜之间就成了70多个群的群主。
而冷嘲热讽和愤怒声讨的群友反响最大。他们的反响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第一，建议把互联网关了算了。很多群友说，关闭互联网，大家就看人民日报和新闻联播，每天炒党章，举行背诵比赛，做做中国梦就可以了，要不然就学朝鲜把网断了让高层使用。
第二，批评国家严重倒退。他们说，一夜之间，国家倒退百年，竟搞连坐，当代中国连古代都不如；称现在的互联网搞闭关自守、文字狱、株连九族，一个都不缺了。有的网友把当今政府比作红小兵当道，认为《规定》出台就是文革来临；有的把它比作法西斯，说法西斯在中国大地上横行！还有的说，中共此举实在是在灭亡的路上狂奔。
第三，讽刺共产党黔驴技穷，滥用权力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他们说，不让人民说话？自己做的好还怕人说吗？自己“四个”自信还怕人说吗？谁建群，谁负责？群主又没有工资还要担那么大的责任？有人拥有那么大的权力，下面的人出事，可是一点责任都不用担，还要被称颂。有人还说，眼看洗不了年轻人的脑了，就想在网络上下黑手，真有这群腐败垃圾的！
第四，认为中共患了恐惧狂想症。有群友说，群聊本是私下聊天，根本就不属于公共舆论，更不是媒体和出版物，在法理上它还到不了言论自由的高大上层面，群聊更像呼吸、打嗝等生理或生活功能，连这个也要“政治正确”，也要监管，还要连坐法，还要保甲！这是患了什么恐惧狂想症了！还有没有救了？
根据群友们的反响，可以小结如下︰1）网信办的《规定》显然捅了马蜂窝，犯了众怒。2）网信办宁可触犯众怒，也要强整微信群等，其根本原因，就是唯恐它们和官方争夺舆论对像；3）用这种强行维稳的办法整治微信群等，反而给中共政权带来了极大的不稳，同时显示了自称“四个自信”的中共当局根本不自信；4）网信办不惜触犯众怒，表明它急于在十九大前建功立业、讨好最高当局的心态，同时此举也反映了最高当局的意志，即把各类网络群组变成党的喉舌、党的工具和党的阵地。问题是，中共能做得到吗？
▲自由亚洲电台（RFA）9月15日发表流亡海外的前学生领袖王丹的评论：色厉内荏的互联网管控
各位听众你们好，我是王丹。在中共召开“十九大”前夕，北京当局进一步加强了对互联网的管控，这样的管控，已经到了令人啧啧称奇的地步，那就是规定微信的群组讨论中，如果出现任何问题，群主要负连带责任。几乎与此同时，为了向外表明这次是动真格的，微信群“环球实报”的群主刘鹏飞博士被北京警方抓捕。这样的规定一出，中国的网络上顿时哗然，因为实在过于荒谬。别的不说，一个群主不可能24小时都盯着电脑屏幕，他睡觉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群组成员发出了不合时宜的帖子，他怎么可能阻拦得了？这样的规定不是要逼死群主吗？
有人说，这样的荒唐的规定的出台，是与“十九大”即将召开有关的。言下之意，这是为了确保“十九大”顺利进行而实行的权宜之计。这是完全错误的判断，因为第一，中共对互联网的管控，其实早在胡锦涛时代就开始了，只是不断升级而已，其目的是严格管控对当局统治不利的言论，而并非在特别时期才会採取的特别政策；第二，对互联网的管控并非单一事件。从李明哲桉的庭审，到当局针对宗教活动发布“专项治理私设聚会点”的通知，到拥有上千万粉丝的网络大V袁腾飞的公共号被删除，可以看出，这是一系列的行动。没有证据表明在“十九大”之后，这样的管控会突然结束。
显然，针对互联网的新的管控，说明中国的政治环境越来越恶劣严峻，民主的希望似乎越来越淼茫。但是我有不同的看法：
首先，我宁愿从反面看这个不幸的事件。当局如此变本加厉地打压网络上的言论，其实正说明了今天中国的网络扮演了重要的与国家对抗的角色。一个建立在网络上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壮大，并且让中共感到了威胁，这才会导致当局不断升级对网络的打压。所以，一方面虽然看起来政治形势严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那就是对政权构成威胁的力量本身也在成长。
其次，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对互联网的管控了，但是到今天仍旧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也说明了管控互联网并不那么容易。有网友建议，可以采用的对策是，先建立一个3个人的群，其中包含一个身在国外的人，然后把群主转让给对方，让后拉人，让他们找国外的群主负责去吧。听起来有点戏谑的味道，但是也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互联网上，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国家与社会之间正在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国家要加强管控，社会则努力争取更多的空间。目前也许国家尚佔据上风，但是付出的成本也是巨大的，引起的社会不满也将潜滋暗长，中共必将为此付出代价。
最后，对互联网如此恐惧，以至于连“连坐”这样的具有封建社会特点的做法都实行出来，正说明了中共所谓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是虚假的。只有不自信的政府，才会害怕人民的声音。而中共当局的这种严厉管控，其实也让我们从侧面看到了他们内心的担忧与恐惧。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一个极权国家内部，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恐怖平衡：国家通过消灭私人空间的努力，让人民感到恐惧，这是他们维持统治的秘密；但是由此也导致了国家对社会发展状况的信息匮乏，而当局也会因为这样的匮乏而对社会的一举一动都感到恐惧。而这样的恐怖平衡，正是让人对社会的民主化走向保持乐观的根本理由之一。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员王丹为您做的评论。
▲德国之声（DW）9月16日发表长平观察： 全村结扎、群主问责与贪官连坐
“群主问责”制引发网民恐慌与抗议。时评人长平认为，连坐制从未消失，但官员连坐的目的并非反腐。
（德国之声中文网）近一周来，各种微信群不再热闹，甚至一片死寂。习惯了每天唠嗑的网民终于忍不住问：“有人吗？”数百人的群里，只有一个字的回应：“在。”这个冰冷的“在”字，无异于再一次提醒：“闭嘴！”毫无疑问，国家网信办一周前发布的两个规定，《互联网群组信息服务管理规定》与《互联网用户公众账号信息服务管理规定》，已经起到了大规模禁言的作用。
这两个规定中，最让网民惊讶和恐慌的“群主问责”制。规定对群主责任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规定，包括设立个人参加群数上限、入群审核验证、建立黑名单制度等等。网信办认为，互联网群组建立者、管理者应当履行群组管理责任，即“谁建群谁负责”“谁管理谁负责”，依据法律法规、用户协议和平台公约，规范群组网络行为和信息发布，构建文明有序的网络群体空间。
大概是担心这些官话的威慑力还不够，官媒随即发布了“公安紧急提醒”，指多名群主已经因为管理责任被拘押或者罚款，并称9种消息千万别发，包括“政治敏感话题不发”、“不信谣不传谣”“、”军事资料不发“等等，每一条都可以是无所不装的大框——比如”敏感“、”谣言“的定义从来都是官方说了算。实在装不下的，还有最后一条”“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不发”。文章说，群主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责任、治安处罚和刑事责任。
连坐古法死灰复燃？
当个群主可能会坐牢？网民的惊讶未免有些天真——难道不是从来如此吗？刘晓波、许志永、郭飞雄等等无以计数的人权活动者被判刑入狱、甚至迫害致死，他们到底干了什么？绝大多数罪证，不过就是传播言论而已。为了传播得有效一点，找人聊聊天，开开会，签签名，就成了罪不可赦的“群主”。昨天你对他们的遭遇不惊讶，今天你的遭遇也不会令人感到意外。
不同的是，刘晓波等人立志献身民主自由，也是“民主自由犯罪群”里的“主犯”。大多数微信群主未必有志于“敏感事业”，甚至受党教育多年，衷心拥护专制，不过是群内成员发表或者转发了一些相关信息，他们未能及时清除或举报，被连累，被冤枉。人们惊呼：古老的连坐法死灰复燃！
连坐法的确古老，作为成文制度在中国至少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商鞅变法。但是，“死灰复燃”则是一种错误描述，因为它从来没有死。1931年中共早期领导人顾顺章被捕叛变，周恩来下令将其家人，包括岳父母、妻子、内弟等八人勒死。1949年的历次运动，无一不是株连九族，冤布四海。“文革”期间，“阶级成分”的划分制度性地出现在各种文件和表格中。且不说“批斗地主”本身多为不法恶行，在家族财富已经被全部剥夺之后出生的子辈孙辈，也要戴上“地主成分”的帽子遭受羞辱、歧视和攻击。
连坐随着“文革”结束而退出历史舞台了吗？当然没有。为了强制计划生育，“一人超生、全村结扎”等标语口号写遍乡村。在城里的机关单位，一人超生，全体同事的“计划生育奖金”（实为应得收入的一部分）都会被扣罚。如果你没有抗议过这些野蛮法规，“群主问责制”的出现则顺理成章。
无官不贪谁负责？
对于群主问责制最有力的抗议，是对于贪官连坐制的呼吁。一张流传于互联网的图片上，写着“无官不贪谁负责”几个大字。官员的“群主”，小则是各级党委书记，大则是党的总书记。一个执政党，腐败案件层出不穷，越反越多，“群主”不但逍遥法外，还自诩英明领袖，怎么好意思法办一个微信群主？
这个抗议虽然有力，却是建立于两个误解之上。第一，“反腐”有没有连坐？当然有。周永康一倒台，政法系就要大清洗；薄熙来一被囚，重庆就要“肃清流毒”。江派团派，互相倾轧，昨日站错队，今朝阶下囚。
既然群主连坐可以震慑言论界，贪官连坐为什么没有阻止腐败呢？这就涉及到第二个误解：“反腐”的目的并非打击和防止腐败，否则你无法理解为什么呼吁官员财产公开都要坐牢。“反腐”是权力斗争的幌子。因此，贪官连坐有利于权斗，而不是反腐。
▲美国之音（VOA）9月15日报道：镇压微信言论的法律与经济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已故的党魁毛泽东发动的被举世公认为疯狂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有一项可以致死的罪名，即所谓的“恶毒攻击罪”简称“恶攻罪”。凡是被认为是“恶毒攻击”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及毛领导的中共党中央及中央其他领导人的人，都可以被抓捕、判刑甚至判处死刑。至于什么算是“恶毒攻击”完全是当局任意说了算。
如今，在敬佩毛泽东的中共新党魁习近平治下的中国，许多观察家认为，在中共即将召开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当局言论管制空前收紧之际，中共当局近日推出所谓9种可以入罪的网络言论禁令，是“恶攻罪”的翻版和强化版。
官方发布9种可以入罪的网络言论禁令是：1，政治敏感话题不发；2，不信谣不传谣；3，所谓的内部资料不发；4，涉黄、涉毒、涉爆等不发；5，有关港澳台新闻在官方网站未发布前不发；6，军事资料不发；7，有关涉及国家机密文件不发；8，来源不明的疑似伪造的黑警辱警的小视频不发；9，其他违反相关法律法规的信息不发。
批评者指出，这种宽泛无边、当局可以任意解释、可以笼罩一切人和一切言论的禁令与“文革”时期的恶攻罪如出一辙。而且，更为令批评者感到愤怒的是，当今中共当局似乎比“文革”时期的当局更变本加厉，因为“文革”时期的中共当局毕竟还没有公开宣扬犯罪连坐制，但当今中共当局却规定，在网络群组有谁发言触犯了中共宽阔无边的禁令，群主也要一并入罪。
中共的这种新规定引起中国国内外许多批评者的质疑。有中国网民指出，“由微信群的群员违法而要追究群主责任的规定，令人想到了反腐追责的问题。暂且不说这种连坐制、株连制的害处，既然网络违法可以这样追责，官员贪腐犯罪就更应实行‘连坐制’，追究其上级官员的责任。”
截至目前，中共当局对批评者的意见拒绝承认和回应，与此同时，中共当局在继续推行违反中共所领导的中国最高权力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的宪法的言论禁令。
观察家们普遍认为，在可见的将来，牢牢掌控着中国司法的中共当局可以继续安然无恙地推行违反其自己制定的宪法的法律法规，不会受到任何法律挑战。
在另外一方面，中共当局针对社交媒体微信推出的9种可以入罪的网络言论禁令有可能给中国网络巨头公司腾讯继续吸引用户扩大发展带来挑战。美国彭博社9月12日发出报道说，“中国的社交媒体新浪微博几年前也经历过类似的言论自由收紧。当时微博的用户被要求实名登记，一些意见领袖因发表意见被抓捕。随着智能手机的推广，用户转向了当时兴起的微信，而微信当时受到的管制比较少，那种局面促成了腾讯成为今天价值4000亿美元帝国。”
▲美国之音（VOA）9月16日焦点对话：十九大前风声紧，网路连坐镇住微信圈？
华盛顿 —十九大前风声鹤唳，中国政府祭出几个网路控制的杀手锏，在社交媒体引来一片哀嚎。根据政府新规，互联网将实行群主实名制和群主负责制，这意味着社交媒体群主不仅身份要公开，而且要为群内所有言论负责。紧接着，中国警方对网民提出“九不发”要求，“提醒”微信等群组不要发布政治敏感话题和未经官方公布的港澳台新闻等九类信息，其涵盖内容空前广泛。群主负责制让群主对群内言论负责，是否会使群主沦为协助当局控制言论的有效工具？ “九不发”规定的内容空前广泛，为当局因言治罪提供了多大的方便？
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四位嘉宾是：中国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硕士生Michael Graney 高明先生；旅法学者，中国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研究员宋鲁郑先生：“华人民主书院”董事会主席王丹先生；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政治与经济学者程晓农先生。
程晓农表示，网信办的新规定主要是一种威胁，用微信群主责任制，要求群主加强群内自律。当局与民众之间在管制言论方面“猫捉老鼠”的游戏从来是“猫高一尺，鼠高一丈”。官方每占领一个阵地，民众就自发地开发出新的阵地，微信群就是过去几年里民众自己建立的半自由言论空间。民间的真相信息交流起着自发启蒙的作用，虽然信息零散，但在极权制度下，这样的启蒙始终是社会保持进步动力的关键一环；同时，时政信息的民间交流也起到一种提高大家辨错能力的作用，通过识别真假信息、判断是非对错，增强群体共识，防止思维僵化，开阔视野，这是走向民主化的必要过程。
程晓农说，中国的改革开放从来没有真正涉及政治制度层面，极权主义政治制度始终未变。西方和民间一直有一种误解，似乎经济市场化必然带来民主化；也因此，对近几年政治上日益严厉的控制感觉是倒退。其实，没有进步，也就无所谓倒退。中国目前的社会不满前所未有地广泛深入，当局不可能消除引起社会不满的制度和既得利益群体，只会不断升级社会监控。很多人为中国模式自豪，因为带来了经济繁荣，但他们没有看到，中国模式的实质是用资本主义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会自我削弱，只会随着社会不满的上升而自我强化。
王丹说，首先，我宁愿从反面看这个不幸的事件。当局如此变本加厉地打压挖网络上的言论，其实正说明了今天中国的网络扮演了重要的与国家对抗的角色。一个建立在网络上的公民社会在逐渐壮大，并且让中共感到了威胁，这才会导致当局不断升级对网络的打压。一方面虽然看起来形势严峻，但是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希望所在。其次，早在胡锦涛时期就已经开始对互联网的管控了，但是到今天仍旧需要进一步加强管控，也说明了管控互联网并不那麽容易。有网友建议，可以采用的对策是，先建立一个3个人的群，其中包含一个身在国外的人，然后把群主转让给对方，然后拉人，让他们找国外的群主负责去吧。听起来有点戏谑的味道，但是也反映了一个现实，那就是在互联网上， 国家与社会正在进行激烈的拉锯战。国家要加强管控，社会则努力争取更多的空间。 最后，对互联网如此恐惧，以至於连“连坐”这样的具有封建社会特点的做法都实行出来，正说明了中共所谓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都是虚假的。只有不自信的政府，才会害怕人民的声音。
宋鲁郑说，从8月25号到现在，网信办推出了四个规定，有关群主的规定是第三个规定；但是，这条规定没有细化管理条款，并不好操作；而且，覆盖的话题都是中国人没有兴趣的内容。总之，我感觉，这条规定出台后，微信群变化不明显，人们抱怨也不明确。可能要等到10月8开始执行后才能看到有究竟有怎样的影响。
要群主负责的政策是否合理？是否会造成群中的不信任气氛，导致相互审查？对此宋鲁郑说，我首先要谈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中共为什么不开放言论的原因。举个例子，中国经济改革开放之初，贸易是不开放的，因为太弱小所以要保护；当经济逐渐强大之后，贸易便开放了。回到开放言论问题，众所周知，价值观现在是西强东弱，所以，中共才要保护自己弱小的价值观；其次，法令出台不过是威慑而已，刚才也说了难以操作，所以仅仅是发信号；还有，举报就是告密，群里都是私人朋友，也无利益冲突，其实很难做到互相举报。
西安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美国硕士研究生高明说，根据我的观察，我的同事和朋友们基本不用微信来发表评论，尤其是与政府对立的评论，而是主要通过它来了解新闻。凡事具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观念，人们都不敢在网上发表，因为害怕被同事和同学检举揭发。还有，我所在的西安是保守的内陆地区，气氛和思想本来就不如东南一带活跃。但是，无论如何，这条规定会让人更加警惕自己的言论，对配偶之外的人更加谨慎。在我周围，人们对这样的规定有支持也有反对。支持的认为，决策者有权力这么规定；反对的说，这么做无法像统治者以为的那样可以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