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语言腐败（网络图片）
引言：了不起的细化
中国的民主转型虽然未见巨大的现实功效，但隐性的推进因素在汇集。汇集因素可列示者多，但举其要者有二：其一，郭文贵爆料事件印证的现行意识形态体系被摧毁的可能性（事件之前我的预测是「尽管我现在不知道那只黑天鹅在哪里，但我能够预知的是它一定与充沛的网络信息量有关」【注一】），即愚官体系的信息质量偏低总要承担后果，这一后果对民主转型大有其利；其二，仍与网络信息密切相关，转型推动者的政治思维日趋缜密，专项分析能力充分展示，其如林傲霜确认日常话语与主流意识形态主动分割「决不止是称谓、用词的问题，而是对启迪公民意识、培育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民主转型，都毫无疑义是一件特别重大的事情」【注二】。在此不必论证这两大因素的联系，只要明白网络上的民众信息主权并未（也不可能）被中共国家剥夺就行了。更简单地说，上世纪五十年代欺骗农民的合作化运动不可出现网络版。
上面所引的后一项是了不起的细化，因为它不仅从中共国家的统治历史看问题，而且，以纳粹时代借助语言腐败而致「德国人被希特勒玩弄于掌股之上」那样的历史，为比较之鉴，尽管作者并未使用「语言腐败」一词（在本文中，我缩略其为「语腐」）。当然，语腐背后的政治腐败是不容忽视的，换言之，语腐是政治腐败难以控制的自我表现，相当于华北地区方言「露精神」之讽刺性含义。
一、些微：尚有现代清流
的确，纳粹时代出现过不少顶尖级智力的头脑，但是，他们的荣耀无一不来自政治腐败。而「政治腐败」作为实证政治学概念也不复杂：某一社会内的特定优势阶层自我神化，进而不当使用政治权力。毒化的政治权力在纳粹那里迫使杰出的犹太人艾略塞（Arthur Eloesser）接受纳粹语腐事实，使用「怀抱希望的德国犹太人」、「炫/扩展」等词汇【注三】。这种被动在直观上意味着「诗人与其朋友的时代，以自由主义为世界观的时代，据此而怀抱希望的德国犹太人的时代，已经在同一块乡土下面被埋葬了」【注四】。在中共国家，语腐如何埋葬了天才的情怀与其时代尚是需要专门讨论的课题，但是，在与纳粹一致性的埋葬背后或者这种埋葬形成一大政治基础之后，红色贵族后代的政治崛起成了整个社会的代价。尽管他们当中一些人同样经过考试制度进入清华、北大、哈军工那样的名校，但是他们的考分仍然是秘密。然而，从今日权力泛滥的加分后果来看，至少无法从历史逻辑上排除：（一）他们根本就考了很糟的分数，后来胸无点墨的下乡红二代进名校算个很好的诠释；（二）他们的考卷即便有错题，判卷者也会屈于权势或受到权势指示而判错为对，后来他们在语腐上的更加随意性证明了此点。
以上关于考试制度与权力影响的关系并非借国际历史比较之题而做过度发挥，原因在于林傲霜提到了「北大问题」。这也是其文中唯一的缺点。不过，这个缺点是瑕不掩玉的。事实上，北大不管如何欢呼中共国家的生日（表示为「祖国华诞」、「祖国母亲的生日」等），它都是中共国家权力的仆从，也是意识形态统治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网络力量给予反讽，「北大建校一百多年了，你母亲怎么才六十多岁」之类，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了社会普通公众对权力红二代的非正当性之反感。
中共国家在权力红二代的操纵下日趋纳粹化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必要代价，而不管他们的权力失是由于国际军事打击还是由突发的整体社会崩坍，这个代价是中国社会必须承受的。它相当于德累斯顿大轰炸对昏聩的德国人民之惩罚。还有，中共国家的语腐作为政治腐败的「露精神」表现是有三个来源的，纳粹被暗中效法只是最次要的一个，尽管「一路子人民」【注五】生动地表现两者的同质性。另外两个，一是儒家因应政治的传承，另一个是苏联政治的意识形态植入。所以说，将中共国家的政治体系运行称为「统治」都有辱这个词汇，本质上它不过秦朝的不完全复现。而秦朝呢，在「统治」层面「不过是冒险家、政治流氓、庸才混蛋们的虚幻乐园，短暂的狂欢之后，一切归于沉寂」【注六】。如果我的传统比喻尚能站得住脚，那么，北大以及清华等所谓学府构成乐园的一部分也不足为怪了，尽管有少数智者从心志（非心智）上拒不从属于那个乐园。或者说，此等不从属不只构成了现代清流，而且，还是泛异议之一部分。
作为历史负资产的语腐在传统社会里，呈现奇怪的状况：社会公众（或曰草民）不但遵守语腐背景规则，还要正面化阅读相关典籍，如果草民想得到社会地位改善的话。更准确地说，以歧视草民为规则的儒家语腐本质上反映它整个体系的惰性，即它只是因应一个既存体系的维持而绝对无法接受创新，更不用说创造性的制度跳跃了。这种因应政治之内含义决定了中共国家既无统治可言又无治理可实现，所以，毛泽东的「文革」最终不出朱熹思想窠臼，邓小平改革更全面地复活了两汉政治之分利机制（宦官与外戚总为交替的腐败强势），而习近平的所谓全面改革更深陷入「二王阶续」（王莽规模化创置大败、王安石力复商鞅而惨败）。
二、传统：非人化之延续
具体到儒家经典反映语腐之话语点很多，但精炼之后可选《礼记》之「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引伸为「礼为有知制，刑为无知设」【注七】），以及《左传》引谚「盗憎主人，民恶其上」【注八】。这两句话虽在两个经典文献中，但它们互为支持，或曰：以民为盗的春秋精神源自西周国家的法律内核，并成为中国儒家政治的伦理基础。伦理基础未必在政治活动中处处起作用，但是，它所衍生的政治文化贯穿了中国古典社会，而今又复现于「全面改革」的社会。然而，究之历史经验，阶段统治（某姓王朝）只要将以民为盗的法律精神深化到政治文化里，那么，它一则真会面临王朝晚期现实生活中的多盗，即反抗者到处都是；二则在面临姓氏王朝毁灭性困局时，人民坐视不管（是为古典的「不爱国」）。两宋在这方面的教训最大，北宋黄河防线一触即溃且随后反抗四起，南宋重复前朝，更至诸官弃职而避蒙元兵锋。所谓崖山十万人殉国，不过是统治集团中的强势人物率队剑杖逼之而已。
两宋先是民（兵员为民）不战，后是官弃职，典型地重复《左传》所记韩献子「无民，孰战」【注九】的政治危机论断。其中「无民」非是人少或器械不精，而是统治集团丧失人心。简化古典文献引述，仅以《宋史·曹辅传》为例即可说明两宋「同质灭亡」的逻辑本质。曹辅是宋徽宗时代的忠臣，其政策建议亦多合时用，但其劝徽宗以俚语（未说是《左传》原句）「盗憎主人」，要求后者强化自身防卫，曰：「万一当乘舆不戒之初，一夫不逞，包藏祸心，发蜂虿之毒，奋兽穷之计，虽神灵重护，然亦损威伤重吴。」【注十】通过曹辅建议固然可以窥见将亡之国的官（皇）民关系之紧张，但政治文化里的仇恨感已经完全非人化。「盗憎主人」之盗尚且「算人」，但「蜂虿」与「穷兽」（「兽穷」之颠倒）之谓完全已将公众非人化。这种仇视社会公众的心理在中共国家得到了继承，除了袁鹏的「维地异网弱」词汇之发明，还有更具分析意义的法律地位之蔑视：当普通民众要求宪法保护时，被有权者斥曰「蠢货，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那是给联合国看的」【注十一】。如果这个网络段子确属虚构，那么，它的现实支持则是已经报道的「老百姓给脸不要脸」、「领导就是比老百姓优先」、「我是党员，反对我不是反党」，等等。
语腐不只是在极权主义（左右两翼全含）与皇权社会中有之，只是在这三者里表现较为明显且自然地与政治腐败联系在一起。据体制内经济学家张维迎介绍：美国的经济学家Timur Kuran写过一本名为Private Truths, Public Lies的书,它主要从社会学角度分析个人行为，或者说，从行为经济学视角看待民主社会中人的行为，「出于社会压力，人们常常在公开场合伪装自己的偏好，说一些与自己真实想法完全不同的假话」【注十二】。在阅读收获的基础上，张维迎「想批评的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激励制度」【注十三】。在非民主社会中，由于狭义政治权力影响之大，所以，社会之激励制度首先且持续地反应在政治运行（特别是它的高级）层面。至于低端层面，观察虽然不太容易，但仍能从语言含有的暴力倾向来判断。比如说，「每到『重拳』见报频率高的时候，官民关系也是最对立时期」【注十四】。
基于张维迎的阅读经验之启发，中共国家允许讨论「语言腐败」问题，其准确定义即狭到极权与威权主义社会，如此，「是指具有话语权的人出于经济的、政治的、意识形态的目的，随意改变词汇的含义，甚至赋予它们与原来的意思完全不同的含义，操纵人心。」【注十五】尽管这种解释（定义）不算完善，但它在更好的水准上印证了「一路子人民」的可耻性。同时，对于改革后的中共国家即威权主义情状，「靠人民的力量监督权力」仍是巨大的现实讽刺，因为这样貌似合理的命题一则基于「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注十六】之自赋伦理，另则是人民行使的名义权力仍未实现程序正义。
三、未知：派别公开程度
事实上，不涉及人民监督的程序正义问题，仅看非常政治时段（其如已经名声不佳的「反腐新政」在其高峰期），对贪污官员的处置依据（犯罪线索）主要不是来自于群众举报，相反，大量群众举报被认为没有价值或捕风捉影。重大案例的主要线索来自权力体系内斗，以巡视及再巡视方式发现，必然是新的政治腐败之产生温床。经济反腐带来的语腐也是十分明显的，用众数小案件掩盖某几个大案是基本手段，其如通报一些官员的违规加油从而掩盖了通报所涉地域的乡镇长期侵吞村民利益问题，或者村里出面「打条欠钱（巨款）」而使镇级财政黑洞被掩盖。更狡猾的语腐表现在宣传策略上，其如环保督察的事后处理在公开报道时不提「公罪」（不是个人贪腐类行为）人名。从一份地方报道上抽出细节，其云「市环卫局局长、新华区环卫局局长、运河区城市管理局局长被约谈；三部门三名主管副局长、副书记被诫免谈行；运河垃圾处理场场长、运河区建筑垃圾管理站负责人给予行政警告处分」【注十七】。
语腐策略不是地方层级的创新而是对最高权力层类似行为的模仿，其如前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王珉被指有「妄议中央」的违纪行为，但「妄议」内容、「妄议」对象在最高党媒上绝口不提。各下级党媒与有些自由度的网媒也不提「妄议」内容与对象。这与下级自律无关，而是它们没可援引的消息源。再比如，郭文贵海外爆料是指向中共最高权力层面人物的，但国内请出反驳者的公开报道只是出现一位科技公司高管姚某，而对郭文贵指的姚某背后关系人只说「（被爆为）国家高层领导的亲属」【注十八】，但此中的「高层领导」是谁如同环保督察通报的低级官员一样不被提及。语腐策略在该两宗不提人名的宣传行为中，「露精神」的粗俗做派跃然纸上。但是，它一则在网络条件下是中共国家在拿公信力做赌注，与社会狂赌、与民众狂赌；另则是它的政治行为从较低层级到权力核心层都在「回归苏联」，或者说，所谓的「全面改革」不过是「回归苏联」的一个代称。
在苏联，权力核心层的派系之争是基本事实，那时，网络因素不存在（至晚期也是非社会化的，只有知识精英掌握），但少数的聪明民众还是能人从公开报道中猜得出来。猜出来就会暗中散播自己的看法，尽管会有法律风险。在另一端，此类小传播在精英层面成了对苏共不信任的原因之一。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整个领导层存在不同派别的活动，这完全不是秘密」【注十九】。至于「不是秘密」的范围是否达至整个苏联国家，从戈氏的回忆录中无从印证。但是，苏共体系暨整个苏联国家的语腐是非常泛滥的，因此，它们产生的反语腐资料成为特定书目的附录。即便不考虑整个社会如何受到语腐的影响，只看苏共高级政治活动，语腐乃为政客们的政治生存术。在叶利钦以莫斯科市党委第一书记的身份（另有政治局候补委员衔级）挑战整个政治局的辩论引发了震惊之时，「那些发言者，包括昨天还赞扬他的人，现在却无情地指斥他」【注二十】，戈氏认为「我们就是擅长这一套」【注二十一】。中共国家后来者居上，以更加擅长的方式大玩语腐之术，刘少奇一夜之间可以是「叛徒、内奸、工贼」，也可一夜之间诸罪全无而「平反昭雪」。那么，谁又不怀疑在反腐新政兴盛之际倒下的高级政治人物不会是新版的「叛徒、内奸、工贼」呢？谁又怀疑那些人受在特定政治情形下，一夜之间获得「平反昭雪」呢？
布热津斯基曾指斥克里姆林宫的高级权力人物是一小撮阴谋分子，或许这个激愤之说可以全指左翼极权主义政治。相比之下，中南海的高级权力分子历变数代，他们则是一小群赌命汉。他们以语腐之术为投骰技巧，以整个党的政治生命为赌注，试图赢得万世永继的江山主义梦想。但是，网络条件下，这种政治赌博的赢率已经大大降低，尽管他们还未至「输得仅剩内裤」。换言之，中南海的政治赌命无法阻止整个社会的转型愿望，因为人民昏聩的数十年稳固状态正在被网络力量所改变。
结语：回看毛氏「灯」
当然，语腐作为抵挡民主转型的策略有它的社会版本，其如传说中的习近平在获取绝对权力后会效法蒋经国的解严。这个传说的脸谱形式是习近平一直在施「打左灯，向右转」之策。假若一个社会人智力尚属正常，就很可能发问：效法蒋经国，一定以拥有绝对权力为必要吗？如果一个青年物理学家希望自己成为「下一个霍金」，他一定有必要把自弄瘫吗？还有，蒋经国之抉择实出无奈，重大外部条件是美中（中华民国）断交及其产生的岛内压力——没有美中断交，岛内民主运动就不可能短期兴盛。而今，中共国家自信没有外交困难，更有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之雄心。
如果鼓吹「打左灯，向右转」的骗子们不具备基本智力水平，那么，总可回观中共历史：毛泽东在获取绝对权力（从大陆赶走蒋氏政权）之前是「打右灯」的——痛骂蒋氏政权不民主、反宪政、无人权，而拥有大陆主体地区的绝对统治权后「向左转」而加入以苏联为主的左翼国际集团。这个抉择给中国带来了无尽的灾难，其如大饥荒死了多少人至今还是个争议。今天的现实是：习近平根本没打什么「灯」，半掩半遮地变成了新版毛泽东！
注释部分：
[一]参见我的实证政治学论文《基于政治全球化的国内公平——茅于轼资源与转型智力博弈》，载于《民主中国》网刊二〇一七年二月十六日。此文系该刊二〇一七年年度征文应征稿。
[二]同[一]刊，《着力从日常用语上消除中共意识形态毒素》（作者：林傲霜），二〇一七年九月十日。亦本年度征文。
[三]参见维克多·克莱普勒著《第三帝国的语言：一个语文学者的笔记》（汉译本，印芝虹译），第一百九十四而至第一百九十六页；印译版本：商务印书馆，二〇一三。
[四]同[三]，第一百九十五页。
[五]同[三]，第二百四十一页。如同将「语言腐败」缩略为「语腐」一样，「一路子人民」是我对纳粹宣传的诸多关涉「人民」词汇的形象化统称。那些词，有「人民的同志」、「人民的总理」（可联想周恩来所博虚誉）、「人民的害虫」（可联想袁鹏创词「维地异网弱」）、「贴近人民」、「与人民隔膜」、「心系人民」（可联系产生新腐败的「精准扶贫」）。对于「一路子人民」，克莱普勒讽刺说：「那么，戈培尔到哪里去寻找人民、他将自算作其中一员的，他所了解的人民？可以确定地找不到。」
[六]参见我的通俗历史著作《历史上的三种人——皇帝·官吏·草民政治博弈真相》，第十至第十一页；拙著版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二〇〇六。
[七]参见饶钦农点校[清]朱彬著《礼记训纂》（上册，上、下册统一页码），第三九页（〈曲礼上第一〉，第一至第五〇页）。对于「刑不上大夫」之诠释，朱彬说：「不与贤者犯法，其犯法则在八议轻重，不在刑书。」
[八]参见郭丹、程小青、李彬源译注《左传》（中册，全三册统一页码），第九百九十八页；郭程李注版本：同[七]，二〇一六。
[九]同[八]，第九百九十四页。
[十]参见[元]脱脱等撰《宋史》，第一一一二九页（〈曹辅传〉，第一一一二八至第一一一三〇页）；脱撰版本：同[七]，一九八五（繁体竖排版，共四十册，〈曹辅传〉在第三十二册）。
[十一]参见网易博客版块二〇一四年二月十日博文《你以为宪法是给你看的？那是给联合国看的》（转载者：shenyuan160[网名]；原作者：花城王姐106[网名]）。
[十二]与[十三]参见《读书》杂志二〇〇二年第二期文章（「短长书」栏目）《私下吐真言 公开说假话》（作者：张维迎）。
[十四]参见我的博文《是这样！但需要注释》，载于我的网易博客（http://sihoen/blog.163.com）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
[十五]参见百度百科〈语言腐败〉词条，词条的主要展开内容来自张维迎《语言腐败的危害》一文。该文原载于爱思想网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八日。
[十六]参见求是理论网·资料版块二〇一三年七月三十日转刊《检察日报》文章《靠人民的力量监督权力》（作者：方工）。
[十七]参见网易·河北版块二〇一七年九月六日转刊石家庄新闻网消息《环保督察 沧州四十六名责任人被严肃问责》（记者：马冬胜）。
[十八]参见中青网·新闻版块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转刊《法制晚报》报道《重磅人物 击碎郭文贵爆料》（记者未详）。这篇报道的题目是语腐证明：既然姚某非常不幸地被郭文贵误指了，他原系普通商人，那么，在反驳爆料时则何以成了「重磅人物」？
[十九]参见戈尔巴乔夫著《孤独相伴：戈尔巴乔夫回忆录》（汉译本，潘兴明译），第二百八十一页；潘译版本：凤凰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译林出版社，二〇一五。
[二十]与[二十一]同[十九]，第三百七十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