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华所写的回忆录《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由明镜出版社出版。作者从个人亲身经历的独特视觉,记录了自己的家庭和许多亲友、邻居、老师、同学等的悲惨遭遇,见证了共产党执政后的运动给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再现了那个时代的社会大悲剧,给读者提供了更具体、更真实、更可信的历史。
尤其是发生在1959-1962年的大饥荒夺去了数千万中国人的生命,其中绝大部分是农民。作者也在短短的28天内失去了5位亲人,他们默默地屈辱地死去了。他们没有代言人,没有人知道他们是怎么死的,人们只知道那时候发生了“三年自然灾害”,经历了“三年困难时期”,极少有人知道这后面庞大的“非正常死亡”数字,更少有人知道其中的惨绝人寰的事实。
继之而来的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蒙受更大的灾难,作者长兄蒙冤入狱,母亲死于非命。刻骨铭心的痛苦和强烈的历史责任感驱使作者把这段被掩盖了的历史真实地记录下来。经明镜授权,多维选载其中部分章节。
我经历的1960年大饥荒
共用的墓碑:一个中国人的家庭纪事
作者:李世华
1960年大饥荒来临时,我还是个上初中三年级的孩子,内心还对未来充满希望,相信雪莱的名言: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
然而春天给我们家带来的却是天塌地陷的灾难。
天塌地陷
大年初三我便要启程返校。父亲出去给我借学费,我跟父亲出门,母亲也随着送我到了村子中间。父亲不知从谁家借来了钱,交给我,我正要动身,母亲却突然放声哭了起来:“乖儿来,你下次回来不知还能见到你大大(方言,爸爸之意)你娘不……”
我积压在心里的痛苦一下迸发,“哇”的一声大哭了起来。
父亲一边催我走,一边责怪母亲:“孩子该走了,你又说这些,叫孩子难过……”
然而母亲的话一语成谶,一切正不幸被母亲言中:这一别正是我与父亲的诀别。
我便投入了紧张的初三总复习,饿着肚子背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政治教义,背人民公社的十大优越性……我们的早餐是用笼蒸熟的红芋片外加一碗红芋片面糊,中午和晚上是一个红芋粉面做的窝窝头和煮的烂白菜之类。每到吃饭的时候,我就想起父母亲和爷爷刀削一般的面孔,耳边就响起小侄女的哭声,我就无法下咽我的那一份窝窝头,便悄悄地掰下一块放在我的书桌里。三两天后,我便吃每顿掰下来的有点发霉变质的窝窝头块块而省下一个整窝窝头。吃饭时,我都是把窝窝头捧在手心里吃——可能掉下来的每一小块馍渣对我都是十分重要的。这样,一个星期下来我就能省出三个窝窝头来,于是两个星期回家的时候我就可以带六个窝窝头回去。
那年的春天特别寒冷而漫长。数以千万计的人没有等到夏天,没有等到麦子成熟,便在饥饿中倒下去了。
我们的教室搬到了校门里边第一排教室的最西面的一口,紧挨着校门和传达室。同学中不断家里有凶信传来,时常听见传达室的王焕章喊同学接电话,不时看到哭着回家奔丧的同学从我们教室门口经过。我们每天都在惴惴不安中度过,生怕家里来人送信或传达室里叫接电话。在那个时候,真的如一句英语谚语所说:No news is good news(没有消息便是好消息)。
然而消息还是来了。1960年3月7日傍晚,我们刚刚吃过晚饭,我正蹲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刷牙,听见王焕章的声音:“李世华,电话……”一种不祥的预兆像过电一样传遍全身,我的全身发颤,头发梢好像都竖了起来。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进传达室,用哆嗦的手拿起话筒,电话里传来大哥低沉而缓慢的声音:“咱大大没有了,你回来一趟吧。夜里十点钟有一班车,我叫岳习武去李庄车站接你。”我没有多问,只是边哽咽边“嗯嗯”地答应着。
接完电话我已是一个泪人。同桌翟素霞得知此事,她瞪着两只眼呆呆地看着我,虽然已遭到丧母的打击,一向乐观的她好像不相信她所听到的事,不相信同样的不幸也会降临到我的头上,更不会料到更大的灾难正在向她一步步走来。我赶紧找班主任赵耀久老师请了假,背上盛着我省下来的窝窝头的小书包,借了一把油布雨伞,准备启程回家奔丧。李乐银、唐恩成、王明义等几个好友一起陪护我上了路,翟素霞没有和他们一起,而是站在走廊下目送着我。我边走边哭,他们几个同学便一路劝慰着我。走到县城东关一家饭店门口时,他们担心我耐不住一路的饥寒,请我吃了一顿饭——两个红芋面窝窝头和一碗稀饭。我至今不知他们中的那一位掏的钱、出的粮票。他们看着我狼吞虎咽吃了下去,说了一串宽心的话,便与我告辞了。
一生最寒冷的一夜
到李庄车站下车,已近夜里11点钟,天正刮着风下着雨,雨点在站台上的灯光中飞速地划出一条条寒光。我一下车就四处寻找来接我的岳习武,可是这冷清清的月台上哪里有人影?我顶风冒雨沿着月台边走边喊“岳习武”的名字,可是来来回回跑了四五趟,直到火车消失在夜空里、提着信号灯的工人也进了站台,月台上只剩下我一个孤零零的孩子,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后来我逐渐悟出岳习武那天晚上压根儿就没有来——虽然岳习武与我们是近邻,但在那个年代,他哪里有力气跑这20里夜路?
从候车室望出去,但见无边的黑暗,不见一点亮光,雨打在地上发出“哗哗”的声音。在这漆黑的雨夜里我一个人是绝对找不到回家的路的,犹豫了片刻,只好决定躲进候车室暂过一夜。我打量了一下这个候车室:屋顶上吊着一个电灯泡,在昏黄的灯光照耀下可以看见这个空荡荡的被称作候车室的大屋子里摆着七八条长座椅,墙角里蜷缩着几个外出逃命却又买不到车票的农民(那时候,为了防止“流窜”,买火车票一律凭证明),两扇门被寒风刮得来回摆动,咣当咣当作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