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前）不久，学校来文，说我‘为反革命分子鸣不平’。进修班立即宣布取消我‘五人领导小组成员’的资格，责令我回校检查。
不是号召我们解除顾虑帮助党整风吗，为什么提了一点意见就这么对待我？我不明白。回校后被迫在团内做了一次检查，没来得及批判就放暑假了。假期结束，我买好车票准备回进修班继续学习，那位原来拉我去开会的支部书记说：“你有问题，还没有检查批判，你要走就是目无组织纪律……‘反正不让我走，要我留下再检查，并接受批判。就这样，开了我的批判会。会后，不断地责令我写检查，叫我’从骨子里挖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根源来‘。
我从我的经历和所受的教育中，找不到反党的根源，我的检查过不了关。他们给我上纲上线，还叫我非给自己扣上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不可，这使我非常痛苦。给党员提意见就是反党，这个说法我接受不了。想不通也得写检查，检查写了一摞，一个档案袋都装不下。此外，还要我交代与我有来往的同学，以及与亲属朋友的关系。这实际上是叫我陷害别人，我怎么能写？不写就说我态度顽固。‘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是他们挂在口头上的话，动不动就威胁说要把我交到大会上去批判……
思想的苦闷，心情的压抑，使我这个刚步入社会的青年难以承受。我病了，全身发烧，牙疼得不能进食，一连拔掉两颗牙齿。
我的精神也垮了，情绪低沉。于是有人来做我的工作，说什么你还年轻，你的经历与别人不同，是可以改造的……
不久，所有的批判会都开得差不多了，右派也一个个定案了。中文系总共不到三十名教职员，打了十个右派！和我一起分配到这所大学的八名同学，六个打成了右派！
凡是右派及与右派有关的人都下放市郊农村劳动。我虽然没戴右派帽子，但被开除了团籍，也和右派一起下放劳动。
明明没给我戴右派帽子，我却没头没脑地被人喝令为右派。我还清楚地记得那天的情景：在中文系办公室里摆着一排桌子，桌旁坐着系反右领导小组的成员，原国民党某要员的秘书黄××也坐在那儿。他逐个叫着右派的名字，被叫的人一个个走过去签字。
‘葛卢力！’突然叫到我的名字，只见他把桌子一拍，大声喊道：“右派分子，你今天老实点！‘然后递过一份材料，让我签字。
当时把我吓傻了，那份材料上写的什么，我看都没看就签了字。事后听说，上面写的是我的‘反党言论’。
我的情绪坏透了。俗话说男儿有泪不轻弹，可我下去劳动的头一个月，几乎每天晚上都偷偷地哭，常常把枕巾都哭湿了。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本来你觉得自己没有错，可批来斗去，你就糊涂了。共产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自然不会有错，错的只能是自己。我为什么要给他们提那些意见？为什么有的人就没卷进去？只能怪自己幼稚，怪自己坦率和无知，怪自己的嘴不该说话……
我们的劳动非常艰苦。冬天要来回几里地拉运冰块。我的身体瘦弱，没多大力气，拉不动时就用腹部去顶。每拉一趟，浑身都湿透了，寒风一吹，衣服里就像结了冰一样。
夏天在稻田里干活，活儿怎么苦、太阳多么毒不说，中午还不能回去吃饭，只能在地里啃干粮。晚上回去伙食也不好，根本谈不上什么营养。有个右派馋得把别人扔掉的小瘟猪拣回来，烤烤就吃了。
大约一个月后，人事处长来到我们下放的农村，通知我说：“你是右派，取消了工资，以后每月发给生活费三十元。‘这又是我没料到的——这一下，全家人都要跟着我倒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