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是一本实录右派分子命运的书，书中十四名右派，大都出生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经历过抗日战争生死存亡的劫难，饱尝了旧社会专制统治的痛苦，怀着“崇高理想”，为社会主义新中国奋斗。他们有的是东江游击队的老革命，有的是著名作曲家，有的是作出巨大贡献的学者，有的是秉公执法的法律工作者，有的是解放初期“弃学参干”党政工作人员，有的是解放后成长的工程技术人员。
他们在政治上单纯上进，为了共产主义理想，为了祖国和人民的利益，真诚地奉献自己。可是，他们却都倒在了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中。二十多年来，他们像奴隶一样，灰头土脸地过日子，虽然熬到最后“改正”了，但历史的伤口更难以愈合。
作者李泥，江西鄱阳人，1931年9月出生于一个知识份子家庭。本人长期在科学研究部门和研究生院做管理工作，1992年退休。经明镜出版社授权，多维独家选载该书篇章。
未划右派的右派
《历史伤口──二十年右派寻访记》选载
李泥
他，葛卢力教授，瘦高个儿，薄薄的一层头发全白了。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纵横交错的皱纹，像雕塑家用刀刻出来的作品。
遇见熟人，他总是热情地打招呼，脸上泛起微笑，而在那深深的皱纹里，却有着一种苦涩的味道。也许这很自然，他莫名其妙地当了二十多年右派分子，到头来才知道，当年根本没把他划为右派。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当人们问起他来，他无奈地摇摇头，皱起眉，露出一种古怪的笑容。
‘为什么，谁说得清呢？只能说明那个运动挺混乱，对人挺不严肃。我们学校，像我这样情况的人就有三个。’
‘还有更古怪的事呢，听说某单位打了半天右派，按指标还缺一人。怎么办？在会上讨论来讨论去，讨论不出结果来。这时，有个人出去上厕所了，等他回来，结果有了，就是他……’
‘还听说有个单位，有一个人历来总是当先进、模范什么的，好事总有他的份。反右派时，他说：“这次右派就让我当吧！”结果，他真的是了。’
‘至于我是怎么回事，就让我说说事情的经过吧。’——
1930年3月，我出生在东北宾县，父亲是教员，家里生活比较清苦。伪满时期，在日本统治下，学生们受的是奴化教育。但我很早就接触了地下党，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民主青年联盟。
日本投降，东北解放，我已经十六岁，初中毕业了。当时李立三同志领导的遣送日本战俘回国的工作急需翻译人员，我会日语，就去了。遣送工作结束，八路军办事处推荐我上了共产党员领导的省立师范。后来，该校又保送我到解放区东北大学深造。
这所大学的领导都是从延安来的，民主作风好，非常爱护青年。他们和学生住在一起，吃在一起，玩在一起。在他们面前，什么话都可以说。我在这个环境中成长，被一种民主气氛感染，从此一心跟党走，1949年入团，接着又申请入党。
1953年大学毕业，分配到某大学任教。1956年，又送我去北京一所大学苏联文学进修班学习。那时的我，沐浴在灿烂阳光中，积极进取，充满朝气。
1957年，党内整风运动开始了，号召大家给党提意见，还要求党团员带头。反复说‘不打棍子，不抓辫子，不戴帽子’什么的，解除大家的顾虑。解放区的民主空气在我心里扎了很深的根，又是团员，我没顾虑，满怀热情地帮助党整风。
在我回本校办事的一天下午，学校有个鸣放会。我正在睡午觉，支部书记把我唤醒，拉我去参加，介绍我所在进修大学的鸣放情况。我二话没说就跟他进了会场，介绍完情况后，也给校领导提了两条意见。
一是关于一个毕业生留校任教的问题。这个毕业生专业水平很低，不能讲课，还净写错别字，却被留校担任了团总支书记兼助教。我说，毕业生里有很多有才华的，为什么不留，偏偏留下他，不就因为他是个党员吗？
二是对一位教师的审查问题。这位教师是北大的优等生，我曾给他当助教。1955年肃反运动中，校长在全系教师会上说：“我要揭发一个教师，他对自己的反动历史拒不交代，现在你们可以起来揭发他。‘接着就点了这位教师的名。只见他全身发抖，站起来声音颤抖地说：”校长，您别这样，您别这样。’我知道，他的所谓‘反动历史’也不过就是解放前美军在北京时，外语系的大学生轮流去给他们当翻译，他也被派去过。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查出他什么新问题来，可领导上一直没有说他到底有什么问题，没给他平反，也没给他做任何善后工作。我在会上说：“经过肃反，他到底是不是反革命，应该说清楚，对他本人有个交代，也便于别人明白是否需要和他划清界限。‘
此外，我还用延安干部的民主作风做对照，对这位校长的官僚主义，提了点批评意见。
开完会，我就匆忙离开学校返回北京，因为当时我还是我们进修班‘反右斗争五人领导小组’的成员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