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官媒将习近平的若干涉及文学艺术的讲话综合整理成万字长文《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发表。“学习（此“习”亦为习近平之“习”也）小组”特别加上编者按：“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总书记鲜明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无愧于时代的优秀作品’，吹响了推动文艺创作繁荣发展的集结号。重温总书记讲述过的他熟读文学经典、心系文艺工作的动人往事，愈加感受到总书记重要讲话的思想力量，体会到总书记那份深深的文学情缘。”这几句编者按语，语言方式沿袭文革时代毫无底线的谄媚与吹捧，让人想到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如果真如外界传说的那样，在这场“新造神运动”中扮演重要角色的“学习小组”由习近平的女儿习明泽主导，甚至独立于传统的宣传部门之外；那么，这个在哈佛大学受过现代民主教育的年轻女性，为何满脑子都是她未曾经历过的文革的酱缸文化？聪慧如习明泽，难道一点都不知道她的父亲就是那个赤身裸体、赤膊上阵的国王吗？
在共产党的宣传模式中，人民是一个抽象的、缺席的概念，领袖才是永远伟大、光荣、正确的“人民的代表”。曾为多名苏联领导人起草讲稿的雅科夫列夫在回忆录中说，“代领袖立言”的写作生涯难度很大，“难就难在寻找某些新的话语，而且要漂亮话，乐观主义的话语，然而，又要围绕着人人都烦透了的那些思想和论点跳舞。体制本身断然排斥一切新事物，竭尽全力巩固极权主义的权力机制，却要写诸如社会主义民主繁荣、人民物质福利的不断提高、人民对党的无比拥护、对党的热爱之类无聊的废话。无论费多大的力气，荒谬还是荒谬。大粪做不成巧克力。”最后，连勃列日涅夫本人都情不自禁地向作为宣传部长的雅科夫列夫抱怨说：“我好不容易才摆脱了，我恨死了这无聊玩意儿，不喜欢成天没完没了地絮叨……”可是，体制照样要将总书记打造成光芒四射的“文学巨星”，而且总书记乐在其中、顾盼自雄。如今，中国的习近平离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仅有一步之遥：习近平虽然没有让枪手帮助完成若干“文学巨著”，却有资格去指导作家和艺术家如何创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声称，他奉习近平为“导师”。文革从来没有来开中国，只是在邓小平时代暂时成为潜流，在习近平时代再度破土而出。
大粪可以做成巧克力，只要习氏父女倾情合作。既然作为流氓的毛泽东可以成为伟大领袖，为什么作为小丑的习近平就不能成为伟大领袖？对于《习近平自述：我的文学情缘》这份活色生香的文本，有进一步评述和剖析之必要。破解中共的宣传术，此文或许可以成为一个典型案例。于是，我仿效柏杨点评《资治通鉴》的方式，用“余杰曰”逐段评论习近平的讲话，希望“立此存照”，让无论当世人还是后世人都能明白，习近平盘踞龙椅的时代，究竟是一个怎样的时代。
一，“精忠报国”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习近平：我看文学作品大都是在青少年时期，后来看得更多的是政治类书籍。记得我很小的时候，估计也就是五六岁，母亲带我去买书。……当时有两个版本，一个是《岳飞传》，一套有很多本，里面有一本是《岳母刺字》；还有一个版本是专门讲精忠报国这个故事的，母亲都给我买了。买回来之后，她就给我讲精忠报国、岳母刺字的故事。我说，把字刺上去，多疼啊！我母亲说，是疼，但心里铭记住了。“精忠报国”四个字，我从那个时候一直记到现在，它也是我一生追求的目标。
余杰曰：正宗的共产党，应当以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六四”屠杀之后，“马恩列斯毛”这些“老祖宗”落花流水春去也，对民众再无蛊惑力。中共只好改旗易帜，以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重塑其统治合法性。习近平抬出岳飞为新偶像，号称以“精忠报国”为“一生追求的目标”，就是要让中国民众愚忠于皇上，培养以“忠孝”为核心的臣民人格，如此共产党的统治就能千秋万载、稳如磐石。
然而，岳飞不是现代公民应当效仿之榜样。岳飞从来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而且是一个种族主义者和食人族，所谓“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不是种族灭绝又是什么呢？岳飞也是如假包换的“分裂主义者”，破坏“祖国统一”的千古罪人——既然中共的官方史观肯定元帝国和清帝国开拓疆土的努力，那么岳飞参与的无望的抗金战斗，不就是站在历史的反面吗？
习近平用童年的阅读经验号召国人“学习岳飞好榜样”，难怪今天中国会出现形形色色的“爱国贼”，有爱国怪人将国旗纹在脸上，也有爱国怪人到美国去升中国国旗，超级五毛司马南公开宣称：“反美是工作，留美是生活。”而在香港，西环地下政府甚至开始推动立法，要惩罚那些在升国旗、唱国歌时打屁的“不爱国者”了。
二，当时能找到的文学经典我都看了
习近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我们这代人自小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上山下乡的时候，我15岁。我当时想，齐家、治国、平天下还轮不到我们去做，我们现在只能做一件事，就是读书、修身。“一物不知，深以为耻”，我给自己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我们插队那时候，也是书籍的大交流。那时，我居然在乡村教师那儿也发现很多好书，像《红与黑》《战争与和平》，还有一些古时候的课本，比如清代课本、明代课本等。
余杰曰：“修齐治平”是儒家伦理，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人生理想。习近平的言行举止处处显示他要做毛泽东第二，但他少年时代喜欢读的并非枯燥无味的毛主席语录，而是被标识为“封建主义”的中国古书、被标识为“修正主义”的苏俄著作以及被标识为“帝国主义”的西方著作。“封资修”的“毒草”人人爱，习近平也不例外——老毛的书房里，没有一本马列著作，全部都是讲厚黑学和权谋术的线装书。
习近平一再渲染知青时代在乡下读书之难，为什么无书可读呢？不正是因为毛泽东掀起反文化、焚书坑儒的愚民运动吗？毛时代的中国被阻隔于人类文明主潮之外，造就了几代人精神的荒芜。“于己不欲，勿施于人”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导，既然当年习近平知道无书可读的痛苦，当他掌权之后为什么还要钳制文化、扫荡出版、压制思想和言论自由呢？
例证之一，中共教育部和宣传部联合下文，命令大学的人文和社会科学系科不准使用西方教材。2017年9月19日，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田雷，在其主持的微信学术公众号“雅理读书”上披露：原华东政法大学校长何勤华，日前在“全国外国法制史研究会”第30届年会上发言，批评一些大学限制外国法制史教学和研究，让中国大学孤绝于世界大潮之外。有些大学校方压缩教学课时、缩减教学课程，甚至一些大学的图书馆以清理审核为由，对凡是带有“西方”字样的书和杂志，全部停止向学生出借；还有部门突击抽查外国法制史教学，以防止老师在讲课中“过分赞赏、宣扬西方古典民主制度”。有分析认为，这是习近平以“七不讲”和“十六条”管控教师思想的体现，也是中国法学院自我“阉割”的第一步。习近平自诩为读书人，却要将全体中国人塑造为不读书（尤其是不读西方的书）、不思考的精神奴隶。
三，“三言”里的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习近平：“文革”时，我们家搬到中央党校住。按当时的要求，中央党校需要把书全集中在科学会堂里，负责装车的师傅都认识我，他们请我一起搬书。搬书的过程中，我就挑一部分留下来看。……那段时间，我天天在那儿翻看“三言”（明代文学家冯梦龙编纂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其中很多警句我都能背下来。
余杰曰：有趣的是，习近平在此透露了一个“国家机密”，他应当以“泄露国家机密罪”被逮捕查办：文革潮起，早已是“死老虎”的习仲勋家族亦不能幸免，家人被安置在中央党校“保护性监禁”。而即便在中央党校，各类藏书也要集中起来封存。搬书过程中有一小小漏洞：本是“黑五类”的少年习近平被“拉壮丁”去搬书，顺便“挑”（更准确地说是“偷”，因为那些书都是国家财产，不过，偷书不算偷也）了一些留下来自己看。
习近平挑选冯梦龙的“三言”来读，一定不是因为其中隐藏有“革命星火”，也不是其“极摹世态人情之岐，备写悲欢离合之致”；而是因为其中有不少关于明朝后期市井生活的描写，尤其是有绘声绘色的性爱、色情段落。处于性饥渴状态的少年习近平，究竟是如何面红耳赤地阅读那些“动物凶猛”的段落的？当然习近平不会公开披露此类细节。
若习近平真的熟读“三言”，难道他一点都没有发现，如今中国社会人心之溃败，比起明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鲁迅在《忽然想到》中写道：“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那么，不妨再添一句：满洲兵是仁慈的，因为后来有共产党打来了。共产党统治中国七十年，中国人心之败坏到了前所未有之低谷。国民党时代只是官僚阶层的败坏，民间尚有生机与活力，尚有是非善恶之基本判断；共产党时代，则全社会各个阶层一起崩坏，此为中国民主转型最大的阻力。
四，读完《怎么办？》 睡光板炕炼毅力
习近平：我年轻时看过很多俄罗斯作家的作品。上次在索契，俄罗斯电视台主持人采访我，问我读过哪些俄罗斯作品。看到我说俄罗斯作品如数家珍，他很惊讶。他说，我们俄罗斯好多人都没看过这么多。……我们那一代人受俄罗斯经典的影响很深。看了普希金的爱情诗《叶甫盖尼·奥涅金》，后来我还去过敖德萨，看那里留下的一些诗人痕迹。我很喜欢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说英雄，谁是英雄啊？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最有深度的俄国作家，托尔斯泰是最有广度的俄国作家，两相比较，我更喜欢托尔斯泰。托尔斯泰的三部代表作，我更喜欢的是《战争与和平》，当然《复活》给人很多心灵上的反省。我也很喜欢肖洛霍夫，他的《静静的顿河》对大时代的变革和人性的反映，确实非常深刻。……车尔尼雪夫斯基是一个民主主义革命者，他的作品给我们不少启迪。他的《怎么办？》我是在梁家河窑洞里读的，当时在心中引起了很大震动。书的主人公拉赫美托夫，过着苦行僧式的生活，为了磨炼意志，甚至睡在钉板床上，扎得浑身是血。那时候，我们觉得锻炼毅力就得这么炼，干脆也把褥子撤了，就睡在光板炕上。一到下雨下雪天，我们就出去摸爬滚打，下雨的时候去淋雨，下雪的时候去搓雪，在井台边洗冷水澡，都是受这本书的影响。
余杰曰：这一段习近平谈苏俄文学的影响，对于在文革前后成长起来的那一、两代人而言，苏俄几乎就是全部的“外国”，苏俄的部分文艺作品是当时惟一可以合法阅读的书籍（在中苏交恶之前）。正如年龄比习近平稍长几岁的作家苏晓康所说：“我们这一代人，跟已经颠覆了他们自己历史的那个俄罗斯，有太多联系，而跟我们自己的传统毫不相干。意识形态、制度建构的移植，就不去说它了，在文化上我们所能吸吮到的养分，从哲学、文学、音乐、美术等等，哪一样不是来自苏联？……我们没有能力从这种“传统”中剔除民粹主义、领袖意识、政党逻辑、暴民倾向、平均观念等等，以及思想方法上的决定论、两极化，才是要害。”
不过，即便是苏俄文学，从习近平的读书心得来看，他提及的若干著作，要么根本没有读过一页，要么连皮毛都未读懂。
比如，习近平读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读出来的居然是“每一个时代都有每一个时代的英雄”，显然是望文生义、南辕北辙。莱蒙托夫的《当代英雄》，虽然以“英雄”命名，书中却“并无一人是英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本书乃是“反英雄”的经典。俄语书名中译为“当代英雄”，并不符合作者的原意，更准确的名字应当是《当代主角》。书中的主人公毕巧林是一名到高加索服役的贵族青年军官，他精力充沛，才智过人，但到处找不到生活目标，因此养成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将充沛精力消耗在半真半假的变爱游戏和冒险行动中，给别人带来莫大的痛苦和不幸。与其说毕巧林是英雄，不如说他是“浪子”，莱蒙托夫特别以这个“非正面人物”来作为小说的主角，突破了古典主义文学的模式。毕巧林这个人物，开启了俄罗斯现代文学中找不到存在价值的“多余人”群像。
至于说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影响了知青一代的“苦修主义”，当然不全然是夸张。然而，毛死后，文革退潮，当年的“苦修主义”瞬间变脸为肉林酒池、纸醉金迷的制度性腐败和享乐主义。知青一代占据权力中心，变本加厉地要回他们在青年时代失去的一切。这是一个心理学中饶有趣味的“补偿机制”。习近平却不愿思考“由俭入奢”的这一转换是如何完成的。
五，插队时走30里路去借《浮士德》
习近平：德国的文艺作品比较大气恢弘，像歌德、席勒的作品。我14岁看《少年维特之烦恼》，后来看的《浮士德》。当时，《浮士德》的汉译本有三种。访问德国的时候，我跟他们讲，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比如，歌德的《浮士德》这本书，我是在上山下乡时，从30里外的一个知青那儿借来的。他是北京五十七中的学生，老是在我面前吹牛，说他有《浮士德》。我就去找他，说借我看看吧，我肯定还你。当时，我看了也是爱不释手。后来他等急了，一到赶集的时候，就通过别人传话，要我把书给捎回去。过了一段时间，他还是不放心，又专门走了30里路来取这本书。我说，你还真是到家门口来讨书了，那我还给你吧。
余杰曰：在这里，习近平再次澄清说：“我演讲中提到的一些东西不是谁给我预备的材料，确实都是我自己看过的。”可谓此地无银三百两。不会有人相信习近平访问列国时，报出的长长书单上的书籍他全都读过。很多书所拥有的深度和广度，远远不是他这个尚未完成初中教育的半文盲所能读懂的，《浮士德》亦不例外。如果没有对德国乃至欧洲的文化、宗教传统的整体把握，不可能明了《浮士德》之主旨。
当年，在中国，一本《浮士德》要走三十里路才能借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呢？无疑，这是一个反人类、反文明的国家。习近平掌权之后，试图将中国拉回那个“道路以目”的时代：看看历史学家高华在香港出版的《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一书在中国的可悲遭遇，就一清二楚了。
2017年2月10日，曾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理想国”营销编辑的戴学林，因与他人合作在中国转售香港、台湾书籍，包括《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被中国列为“非法出版物”的书籍过千本，被以“非法经营罪”罪名判5年监禁。戴学林自2016年5月起失去联系，至同年9月才确认被公安带走。戴学林被判刑的罪名是，用微信号“禁忌的游戏”出售《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等港台书籍，当中被鉴定为“非法出版物”的金额23万余元人民币。
而戴学林案发与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前董事长何林夏因“受贿罪”被捕的案件几乎同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创设“理想国”、“新民说”等图书品牌，在中国知识界颇有影响力，但因其出版内容及各类论坛偏向自由化，引起有关部门注意。广西师大出版社2015年11月曾出版高华的遗作《历史学的境界》，被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要求下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2000年由香港中文大学出版，至今已重印数十次，高华于2011年底去世。2002年，律师朱元涛不满北京首都机场没收此书，告上法庭，指此书是严谨的党史著作，不符合“诋毁国家领导人”等的“非法出版物”认定标准。他一审败诉后再上诉，北京高院判其胜诉，但胜诉理由是海关作出处罚的手续不清，未涉及对该书性质的认定。外界曾有误解，认为法院判决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已非禁书，不过事实是内地海关发现该书仍会没收。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是破除个人崇拜的最佳解毒剂，也是让习近平寝食难安的“异端之书”。今天的中国人要读到《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比当年习近平要读到《浮士德》更加艰难。当年的习近平徒步走三十里路就能借到《浮士德》，而今天的中国人如果买卖和传阅《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却需要付出坐牢的沉重代价。戴学林是真正爱书的人，他在网上买卖《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当然不是为了获取区区几万元的盈利，而是为了让更多同胞读过这本书之后“因真相得自由”。反之，标榜爱读书的习近平，将戴学林关进监狱，表明他才是书的敌人，以及真相和真理的敌人。
六，两次踏访海明威的写作之地
习近平：美国的作品，我看得不多。像惠特曼的自由诗《草叶集》，再有就是马克·吐温的作品，《竞选州长》里的那个小片段给人印象深刻，还有《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我喜欢的是杰克·伦敦，像他的《海狼》《荒野的呼唤》《热爱生命》。《热爱生命》是列宁的枕边书，列宁在生命弥留之际仍请人给他朗读这本书。……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对狂风和暴雨、巨浪和小船、老人和鲨鱼的描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余杰曰：习近平在此承认，美国的作品，他看得不多，他对美国文化是隔膜的，甚至仇视的。不要认为他早年访问过美国，就认为他比前任胡锦涛更有“国际眼光”。习近平探访美国作家海明威的足迹，偏偏是去古巴——古巴这个美国的敌国，是习近平心中的友邦。他拥抱古巴独裁者卡斯特罗的时候，简直就像太子拜见父皇诚惶诚恐。古人说得好，“臭味相投，狼狈为奸”，判断一个人究竟是怎样的人，看他交什么样的朋友就知道了。
七，雨果的作品最让我感到震撼
习近平：我青年时代就对法国文化抱有浓厚兴趣，法国的历史、哲学、文学、艺术深深吸引着我。……司汤达的《红与黑》很有影响，但对人世间的描写，还是要算巴尔扎克、莫泊桑的作品，像《人间喜剧》的影响就很大。最让我震撼的是雨果的作品，《悲惨世界》、《九三年》都是以大革命为背景的。我看《悲惨世界》，读到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伟大的作品，就是有这样一种爆发性的震撼力量，这就是文以载道。再有，就是罗曼·罗兰的《约翰·克利斯朵夫》。
余杰曰：文学，即便是伟大的文学，亦不一定能让一颗卑贱的心脱胎换骨、趋向崇高。我们不可过高估计“文学的力量”。读过若干文学名著的人仍然会是可恶的独裁者，希特勒就是手不释卷的读书人。
习近平赞扬《悲惨世界》中“卞福汝主教感化冉阿让那一刻，确实感到震撼”，但他是否认识到，那不是人的力量，那背后是来自上帝的爱与宽恕的力量？遗憾的是，被“震撼”过的习近平，偏偏选择充当穷凶极恶的“敌基督者”的角色——习近平命令浙江等省的心腹、走卒们，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拆毁教堂和十字架的运动，数千家教堂及其十字架遭到官方的暴力破坏和焚烧，中国的基督教会遭遇到自义和团和文革之后的第三次大劫难。
习近平声称喜欢读雨果，但雨果并不是一名鼓吹无产阶级暴力革命或痞子革命的作家。如果习近平真的读过《九三年》，就应当知道雨果借书中主人公郭文之口说过：“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换言之，如果革命违背人道主义原则、泯灭人性，雨果就会反对之、唾弃之。雨果不可能认同斯大林和毛泽东的种族屠杀、阶级屠杀，雨果不可能支持苏俄的古拉格和中国的劳改营。那么，雨果这样的作家如果生活在今日的中国，一定会像刘晓波那样被习近平囚禁至死。习近平不要再“习公好龙”了。
8、冯老给了我一个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
习近平：冯老（冯其庸）是红学家，我跟冯老结识于正定，当时我在正定当县委书记。……请冯老给了我一个为什么在正定建荣国府的理由。见《红楼梦》剧组的时候，我说我们这儿完全有资格搞，因为曹雪芹是正定人。他们都笑了，说莫名其妙，曹雪芹怎么是正定人？我说，曹雪芹的老家是正定的，这是冯老提供的。冯老研究红学，查明了曹雪芹的身世。曹雪芹的祖先是北宋的开国大将曹彬，曹彬是真定灵寿人，真定就是现在的正定，正定府当时的范围包括河北的灵寿县，就在正定的隔壁。
余杰曰：习近平在河北正定当县委书记时的政绩工程“荣国府”，如今已破败不堪。当年，习近平拉来御用学者冯其庸为其背书，说曹雪芹是正定人，真让人啼笑皆非。习近平对《红楼梦》不感兴趣，对文化也不感兴趣，他只是想达成“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目标。这是八零年代以来中国地方官员屡试不爽的一套把戏：岂止是争夺曹雪芹的“原产地”，从老子到诸葛亮的“原籍”，都有两个甚至三个地方为此打得头破血流。
9 、王愿坚讲的故事对我很有帮助
习近平：1982年，我到河北正定县去工作前夕，一些熟人来为我送行，其中就有八一厂的作家、编剧王愿坚。他对我很有帮助，为什么呢？他给我讲了很多长征的故事，讲了很多老将军的故事，第一批授衔的老将军，他大部分都采访过。……王愿坚说，有一次，我去采访一位吃过草根树皮、经历过九死一生的老领导。正说着话，警卫员进来对老领导说，首长，参汤拿来了。老领导喝了一口，说凉了。小警卫员把参汤接过去，顺手就泼在了外面。王愿坚说，看到这一幕，心里很不是滋味，突然想到我们现在条件好了，“补”的东西多了，按中医的说法，人不能只补不泻，现在是该“泻一泻”了。他的意思是说，不能忘了初心啊，不能忘了打天下时的艰苦岁月，现在条件好了，要警惕脱离群众。……王愿坚跟我讲到柳青。他说，柳青是一个陕西作家，1952年曾经任陕西长安县县委副书记，后来辞去了县委副书记职务、保留常委职务，并定居在那儿的皇甫村，蹲点14年，他的《创业史》很多素材就是从那儿得来的。王愿坚说，我为什么要跟你说这一条呢？你们这些人都是制定政策和执行政策的人，柳青可以做到中央或者陕西省的一个文件发下来，他会知道他的房东老大娘是哭还是笑。如果你们对人民的心声能了解到这个程度，那对施政是不是很有帮助呢？
余杰曰：我对王愿坚这个三流的御用作家不感兴趣，只是对习近平“不忘初心”的说法感到可笑。若“初心”是美善的，且能“不忘初心”，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将姐姐姐夫巧取豪夺来的亿万财产充公、分给贫穷百姓呢？那么习近平为什么不将女儿送到延安乡村像他当年那样当几年知青，却将女儿送到帝国主义的心脏——美国哈佛大学——去念书呢？不要再说“不忘初心”这套鬼话了，共产党从刚一成立时，其“初心”就是邪恶的，就是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共产党不是到了一九四九年夺取政权之后才“逐渐变坏”的，共产党的根子就烂透了。
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王愿坚向习近平提起前辈作家柳青。柳青的《创业史》是毛时代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今天当然不会有人去阅读——除了研究毛时代文学的专家。习近平标榜柳青深入基层的作风，但刻意迴避的事实是：柳青一生命运多舛，不由自主地卷入政治运动，屡次受到当局的批判和打击。柳青曾遭到红卫兵的拳打脚踢，红卫兵逼迫其承认《创业史》是“毒草”。然后，晚年患上癌症，郁郁而终。习近平若是读过柳青的女儿刘可凤所写的《柳青传》，就会知道如下细节：六十年代初，柳青甘冒风险面见在陕西任职的胡耀邦，大胆质疑“社教”运动的“前十条”、“后十条”和“二十三条”。胡耀邦同柳青交心，说：“柳青同志啊，你最了解农村情况，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接着说：“我也在受审查、挨批判。”最后气愤地说：“权大压死人啊！”
十，贾大山被我“赶鸭子上架”当文化局长
习近平：我在河北正定工作时，结识了作家贾大山。当时，河北文联的副主席林漫（又名李满天）挂职正定县委常委，是他带我去贾大山那个文化馆的。贾大山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作家，他对人民的热爱，使我很受感动。他本身就来自于群众，他不愿意做官，是我生拉硬拽让他去当县文化局局长。
余杰曰：习近平将贾大山跟贾平凹并列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二贾”。然而，即便是专门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博士生，大都不知道有个名叫贾大山的作家、也不知道这位作家写过哪些作品。
习近平提拔贾大山当文化局长，跟马英九提拔龙应台当文化局长倒是有一比，可以成为两岸互相呼应的“佳话”。
十一，文艺创作要反映真实的生活
习近平：我和叶辛同志（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都是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辈。他讲到的一些体会和心态，像开始见到农村、农民的那种感受，我是很能理解的。他是在贵州插队，我是在陕北黄土高原。……后来我就同老百姓打成一片了。我住的那个屋子有一排炕，因为就剩我一个知青了，睡的全是当地的农村孩子，虱子、跳蚤也都不分人了，咬谁都可以。
余杰曰：跟习近平同辈的上海知青作家叶辛，早就因为剽窃他人作品而在文坛声名狼藉。但共产党偏偏就是要任用此类名声不佳的人，因为这类走投无路人才会因为党的“破格录用”而忠心耿耿。
习近平对叶辛的欣赏，不单单因为他们有共同的知青生涯，更因为习近平的博士论文也是剽窃而来。官痞爱文痞，古今亦然。
十二，军旅文艺工作者要有军味、战味
习近平：我赞同阎肃同志（空政文工团一级编剧，已故）讲的“风花雪月”（阎肃在文艺工作座谈会的发言中说，军队文艺工作者也有“风花雪月”，但那风是“铁马秋风”、花是“战地黄花”、雪是“楼船夜雪”、月是“边关冷月”），这是强军的“风花雪月”。一提到这个词，我就想起古代的军旅诗人，有那么多荡气回肠的诗文啊。
余杰曰：中共政权是一个好战的政权，从其宣传术语就能看出其“战时心态”。然而，无论习近平如何鼓吹军旅文学的军味、战味，中国军队之腐败仍然无法遏制。中国的军队从来不是国防军，而是共产党的党军，如今又迅速蜕化成“习家军”。
十三，形象塑造要全面把握人物性格
习近平：李雪健同志（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电影家协会主席）讲得充满深情（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李雪健作了题为《用角色和观众交流》的发言）。他演的《焦裕禄》《杨善洲》，两个人物都刻画得特别好，按行话讲，就是入戏了。有句话叫“人生如戏，戏如人生”，这两部戏不是那种戏说，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杨善洲、焦裕禄，他们就是这样的人，我们的艺术形象塑造全面把握住了人物性格。……雪健同志那句话说得好，“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啊。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以解放全人类为自己的崇高目标，没有个人的私利。
余杰曰：习近平说他欣赏李雪健那句名言“共产党员的职业病——自找苦吃”，其实，李雪健和习近平都不相信这句话。中国的问题早就在一个苏联人的段子中讲透了，胡耀帮的儿子胡德华在《炎黄春秋》春节茶话会上特别针对中国的现状讲了这个段子：一个苏联人如此形容他们的生活：“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自己也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也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也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说谎。”习近平知道李雪健在说谎，李雪健也知道习近平知道他在说谎，在座的那些作家和艺术家们个个都知道习近平和李雪健在唱双簧，而观看电视直播的民众也都知道这样的会议是“一场游戏一场梦”。在今天的中国，不说谎的下场会是怎样呢？刘晓波的命运就是一个警示，不说谎的人被说谎的人千夫所指、寝皮食肉。
全国上下所有人都在说谎、而且如此理直气壮的国家，大概除了北朝鲜就是“西朝鲜”了。习胖与金胖如出一辙，西朝鲜与北朝鲜交相辉映。
十四，文艺作品要有质量、有特色
习近平：文艺创作要在多样化、有质量上下功夫。我们有很多历史题材可以拍，不要都是凄凄惨惨的，老是说甲午战争我们被打得一塌糊涂，冯子材镇南关大捷、戚继光抗倭，这些都可以拍一拍。要开拓思路，除了戚继光、冯子材，还有其他人物和故事。……《智取威虎山》拍得还有点意思，手法变换了，年轻人爱看，特别是把现实的青年人和当时的青年人对比，讲“我奶奶的故事”，这种联系的方法是好的。……像《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等，不要用“三突出”的方法拍，而是用贴近现实的、更加戏剧性的方法拍，把元素搞得活泼一点，都能拍得很精彩。
余杰曰：这段话中提及的《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红灯记》、《沙家浜》才是习近平的“精神底色”，习近平最爱的还是文革中的样板戏。习近平“精神上的父亲”是毛泽东，“精神上的母亲”是江青，习仲勋和齐心都要退避三舍，江青若坚持活到习近平掌权的时代，或许能在此登台编导“第九个样板戏”。
习近平还是老老实实地唱红歌吧，不要再拿《战争与和平》、《复活》、《悲惨世界》、《九三年》、《浮士德》、《老人与海》这些西方文学巨著来给自己脸上贴金了。
十五，重要建筑特别是标志性建筑应当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习近平：我们对待建筑的新风格、新样式要包容，但是绝不能搞那些奇奇怪怪的建筑。现在，一些地方不重视城市特色风貌塑造，很多建设行为表现出对历史文化的无知和轻蔑，做了不少割断历史文脉的蠢事。我们应该注意吸收传统建筑的语言，让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建筑个性，让中国建筑长一张“中国脸”。
余杰曰：让建筑长一张“中国脸”，比起当年北京市长陈希同命令北京的标志性建筑必须“戴帽子”来，又更上一层楼。干脆，习近平不要穿代表西方文化的西装，穿长袍马褂吧。不，长袍马褂是满人入关之后带进来的，不是纯正的“汉服”。要找到真正“根正苗红”的汉服，不妨翻一翻沈从文的《中国服饰史》。
习近平跟文学艺术并无“情缘”可言。习近平的文学素养究竟有多高，从他如何对待幽默就能看出来。
前些时候，在北京景山公园，几名外地游客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他们把吃剩下的一个包子装进食品袋后，用一根细绳吊挂在一棵树上。然后，他们就被警察拘留了。他们被冠以什么罪名呢？是文革中使用过的“恶毒攻击伟大领袖”吗？
有人评论说，这几名游客的想像力真是太丰富了。当从手机上看到别人转来的这则图文并茂的“世说新语”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既佩服这几名游客也佩服后来拘留他们的警察——双方都多么有想像力：至少都知道那段明史，或者说都知道明末最后一任皇帝是怎么死的，据说吊死在煤山一棵歪脖子树上。虽然那棵树已经不存在了，但景山附近的每一棵树都容易让人生发某种特别的联想。
不知是游人或是“朝阳群众”举报，还是被警察看到：如果是游人或“朝阳群众”举报，说明他们警惕性高，也非常爱领袖爱核心爱主席。如果是警察责任心强，他自己发现而联想到的，表明这警察是个“有心人”，一见这情形就联想到行为艺术，就知道那几名游人想表达什么，拘留他们是警察职责所在，否则一旦被上面知道，他的饭碗就有可能不保。
习近平亲自参与创作了这个举世无双的小品，他才是这个行为艺术的总导演。关于中国的现状，这个故事是最好的阐释。这个故事可以载入当代的《世说新语》，习近平则可以荣获高于诺贝尔文学奖的“习近平文学奖”。
一个不能容忍幽默和嘲讽的统治者，必定是暴君；一个没有幽默和嘲讽的生存空间的国家，当然无法产生一流的文学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