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上的群体冲突
1985年起，国务院推进财税改革，确定地方政府从此实行财政大包干。除了上缴中央财政的收入，地方财政自负盈亏，包干的办法五花八门。财政包干之后，县乡政府收取税费的热情的确猛然高涨，任务也分解到了个人，奖励提成也在意料之中。然而，包干的恶行弊端也逐一暴露，引发民愤。乡镇官员协同税务工商人员下乡进村，税费名目凭空生造，令人眼花缭乱，收费、摊派、罚款、集资之手都伸向了农民。
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江西、湖南、湖北个别地方久旱无雨，粮食歉收，而乱收费乱摊派仍照常征收，牵牛赶猪，拆房扒屋，殴打村民（难道南霸天、胡汉三又回来了？——转贴者点评），靠天吃饭的农民被逼无奈，聚众之下砸了乡镇政府。——这种群体性的冲突不见报端，只见内参。中央政府的减免政策不是被地方政府隐瞒不报，就是被束之高阁，不当一回事。
中国社科院的于建嵘教授2007年底出版了《当代中国农民的维权抗争——湖南衡阳考察》。他深入乡间基层，以田野调查还原了90年代至今10余年湖南衡阳县农民为维护自身权益与乡镇政府官员的周旋与抗争。税费层层加码成了沉重的农民负担，而中央政策号令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无法下达到基层民众。维权代表对于乡镇官员的暴虐之举深恶痛绝，只能向上陈情，越级上访。一级政府不行，再向上一级政府，最后被迫进京上访，进京上访竟然成了一种考验意志力的行动。
“近十年来，税费争议导致了农民负担的加重，导致了各地的群体性事件；而国家法律和中央政策虽然一再为减轻农民负担下发文件，地方政府却置若罔闻。最近几年，土地纠纷已取代了税费争议，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于建嵘教授总结说，“由于土地的利益巨大，双方争议无法协调，地方政府运用规模警力对待失地维权的农民已是常事。”
历史上的击鼓鸣冤
进京上访一直就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所谓的“告御状”是也。相传上古时的尧和舜为了能听到民间的意见，就在宫外悬挂了“谏鼓”，民众可去击鼓，尧舜会让百姓上朝面谏。此外，还在宫外大道两旁设立“谤木”，可供民众随意在上面书写意见。朝廷有专人负责将木柱上的意见抄录，再呈给帝王审阅。至今，谤木演变成了装饰性极强的政治图腾——华表。
西周时执政者仍然延续了“路鼓”——即在王宫外竖着一面大鼓，供冤屈者擂响；另有“立肺石”，即放置一块通红如人肺状的石头，供有冤屈者立于其上。这也是执政者格外开恩，为鸣冤叫屈的草头小民特别提供的一条直达于王的申诉之路。
虽然自秦始皇时代开始，与郡县制一起推行全国的还有监察制，但官吏的监督一向都只是掌握在官府的权力系统之内，除了中央监督地方、政令下达之外，基层民情无法上传。为了探求民隐，较为清明的皇帝会在权力系统之外打开一道口子，允许民众直接向皇帝或钦差大人上诉。——这就是所谓的直诉制度。“直诉制”延续了两千多年，它的合理性就看皇上的心情如何，是否格外开恩了。
直到民国时代，西方大陆法系引进之后，中华法系解体之后，进京上访这一制度才得以暂时销声匿迹（转贴者评点：民国时期是从西周到现在 中国唯一没有“到首都上访”这种现象的时期？）。
现实中的解决之道
被逼进京上访是一种偶然行为，也实属无奈，没有谁想跋涉在这条看不到尽头的艰难之路，日复一日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和金钱。
60年来，人民上访有过几次高潮。1954年至1957年，上访猛增，反右之后噤若寒蝉；文革期间中断了十几年，80年代以后上访再度持续激增。据统计数据看，全国书信形式的上访约占25%，走访形式的约占75%.走访中的集体上访（指5人以上）约占走访总人次的70%（“走访”就是不是只在家里写上访信、寄申诉材料给信访局而是上门 到“信访办”、“信访局”里直接找工作人员当面上访、申诉——转贴者点评）。各级信访机构因为没有任何监督，上访案件层层转办，导致上访不断升级，各种尖锐矛盾的焦点聚集中央。在上访低潮时，仅全国县以上党政系统信访机构受理的信访总量每年仍在1000万件（人）次以上，其它各系统和各部门的案件总量更大。群众上访会因为地方政府的警力压制而爆发激烈冲突，据于建嵘解释，地方政府往往需要花钱销除信访机构的上访记录，将上访群众押解回地方……这一切都源于地方政府政绩考核中的责任追究制（转贴者评点：收了地方政府的钱后就帮其销除上访记录是一种什么性质的行为？这种做法是否已经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这实在令人担心呀）。
从直诉制度到信访制度，不难看出其中一脉相承的历史遗迹，称之为“中国固有的传统”恰如其分。上访制度存与废的论争在法学学者之间众说纷纭，利弊各显。尽管国家信访局是最高专门机构，力争扩权，但也无法统领从中央到地方、从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到权力机关的各级各类信访机构。因为信访机构隶属不一，信访接待之后，群众所反映的问题转归到了各问题部门就等于泥牛入海，没有下文了。信访机构自身无权监督，也无法监督，千分之二的上访解决率大大消解了法律权威和中央权威。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高武平设想将现有的信访和监察系统合而为一，使之成为独立的监察信访局，既可以革除此前信访机构无权解决上访的弊病，又不至于堵塞人民信访这一反腐倡廉的信息源渠道。于建嵘曾建议将所有的信访机构归到人大，国家信访局可作为其办事机构，在宪法之下，由人民代表真正发挥民主监督，但遭遇的各方阻力使之无疾而终……
年幼时曾听到过一个清末老 童生颇堪玩味的一句话：夜里想到千条万条路，早上起来走的还是那条老路。1945年，毛泽东回答黄炎培时说：“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可60多年过去了，为民请命的执着之士仍在追寻之路上大声疾呼，蹒跚而行。可见，要走出条新路并非一件易事（黄炎培访问延安时在窑洞中与毛泽东聊天时提到的周期规律是指大宋、大明帝国、大清国等古代中国各朝各代都逃不出“开国→鼎盛→走下坡路→衰弱再到灭亡”的这么一个周期过程、这么一个命运的规律，毛泽东回答他说自己已经找到了一条能避免这一规律的新路：那就是民主制——转贴者附注）。
西方国家、发达国家和其它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没有信访局、没有信访制度，尤其是没有上访制度的西方发达国家却为什么都是法治国家？——转贴者附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