犬儒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生活态度和精神症状。

提摩太。贝维斯（Timothy Bewes）在《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中写道：“笼统地讲，犬儒主义意味着个体与整个社会的某种关系。它最初出现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此后就标志着一种敌对文化精神，一种不仅辩难而且蔑视由世界所提供的世界观的倾向，一种在传统意义上偏爱象征姿态修辞胜于规范讨论的异化感，这种异化感不仅厌恶病态状况，而且拒绝反顾自身。其基础恰恰就在于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值得被严肃地给予尊重。”

“在现代语境中，犬儒主义的意义上事实上发生了变化，对于他们的异化体验，现代犬儒冷酷无情，反顾自身，万念俱灰，而根本不至于沉溺其中。犬儒主义意味着一种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倾向，即遁入孤独和内在之中，以缺乏本真为由而放弃政见。现代犬儒主义是一种幻灭的处境，可能带着审美主义和虚无主义的气质而重现江湖。”（《犬儒主义和后现代性》，第8页）

这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写照么？

犬儒主义者有强烈的怀疑精神，犬儒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不信任和拒绝的态度。尤其拒绝当时的支配性意识形态。从公元前5世纪在希腊诞生之时起，犬儒就指一种对文化价值的对抗精神，一种不仅怀疑而且漠视由主流世界提供的对世界的解释，其基础则是认为世界是不值得进行严肃肃对待。学者徐贲认为：犬儒主义是一种“以不相信来获得合理性”的社会文化形态。不相信一切价值（虚无主义）和冷嘲热讽、玩世不恭是其基本的价值立场和处世态度。犬儒主义的彻底不相信表现在它甚至不相信还能有什么办法改变它所不相信的那个世界。“犬儒主义既有玩世不恭、愤世嫉俗的一面，也有委屈求全、接受现实的一面。这样，它就把对现有秩序的不满转化为一种不拒绝的理解，一种不反抗（至少不正面反抗）的清醒和一种不认同的接受。

从政治的角度说，当下中国的犬儒主义是政治幻灭和意识形态幻灭的结果。没有人再相信曾经相信的宏大叙事，在这个意义上犬儒者已经觉醒；但是这些觉醒的人不再有积极的行动能力。他们被幻灭感和挫败感击倒了：或者变得疯疯癫癫，嬉笑怒骂，冷嘲热讽，或者干脆疯狂地追逐实利，变成投机分子，和自己蔑视嘲讽的对象一起侵蚀和损害自己生活其中的公共世界。他们不再珍爱公共世界。

因此犬儒主义的出现、盛行与政治参与的衰退是同一个分币的两面，它出现在从大规模的政治退却和文化退却所留下的巨大空间中。“政治活动显然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以犬儒姿态安身于这么一个社会。”（《犬儒主义与后现代性》10页）这种“干预无用论”（“大势如此，人人如此，我有什么办法？”“现在社会就是这样，说了也白说”）目前正在大面积流行，他们完全放弃了积极的政治行动，或消极颓废，或冷嘲热讽，或纵欲虚无，或投机取巧。很多人甚至认为：我不去做坏事，别人反正要去做的，我的“洁身自好”于事无补，改变不了现实，有什么意义？还不如乘机捞一把实惠。

从心理的角度说，犬儒主义是一种通过黑色幽默或嬉笑怒骂的方式来抑制焦虑、发泄不满的方式。它导致了大量滑稽搞笑作品的出现和黑色幽默风格的流行。当下中国的大话文学就是当代人焦虑的曲折反映，也是宣泄焦虑的一种方式。

犬儒主义者愤世嫉俗，但不拼死抗争，也不坐以待毙。他嘻笑怒骂地加入他并不喜欢的游戏，有时还玩得格外认真。他有一种“难得糊涂”的幽默感，犬儒者谴责社会之恶，却又不积极抗恶。犬儒者看不起他所谴责的对象，同时也看不起自己。他了解自己，痛恨自己加入于其中的腐败，他觉得腐败的制度是邪恶的，但却并不做任何事情去改变它。腐败的社会之所以能顺畅运行，部分原因正是由于它能使绝大部分人变成犬儒主义者。

犬儒还可以分为“在下者”的犬儒和“在上者”的犬儒。下层人面对世道的不平和权势的强制，没有公开对抗的力量和手段，冷嘲热讽和玩世不恭便成为他们以宣泄愤怒的主要表现形式；而对于在上者即而言，犬儒则是一种对付普通老百姓的手段。

当代中国的大话文化及其所体现的中国大众的政治态度、生活方式和文化选择都有犬儒的特征。一方面，大话一代聪明绝顶，具有超常的想象力和创造性，具有强烈的叛逆心理，认定世界上没有不可以怀疑和亵渎的权威和偶像；但另一方面又玩世不恭，不相信世界上有什么值得献身的崇高价值、值得相信的真理。一切皆不能信任，同时意味着一切都不值得执着、献身。他们的否定、调侃、戏说因此而显得很潇洒也很轻飘，激进无比却不具备建设性。这是使得犬儒主义者的怀疑、批判与否定由于价值底线的支撑可能滑向享乐主义，滑向与现实的妥协。敢于在心里否定与嘲弄一切精神界的权威，却未必会去触及现实中的敏感问题，小心地避免与权力的冲突。

历史与现实都证明：由于没有“非如此不可”的信念，犬儒主义者是很容易成为以另外一种方式接受与肯定现实的顺民。

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当下的犬儒主义根植于意识形态化政治的破灭。“意识形态化政治”是希尔斯提出的命题。关于意识形态化政治，希尔斯写到：“意识形态化政治的信条是什么？首先并且最重要的是这样一种公设，它认为应该从一组一以贯之的和包罗万象的信仰立场出发来从事政治，而这些信仰则必须压倒任何其他考虑。这类信仰赋予某一群体或阶级至上的重要性，而领袖和政党则成为这些完美无缺的群体的真正代表；相应地，他们将诸如犹太人或资产阶级这样的外国势力和种族群体，视作是所有罪恶的化身和根源。意识形态化政治并不单纯是局限于政治范围的信奉二元对峙的政治，这种信仰唯我独尊，它要求广被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要求取代宗教，提供审美准则，主导科学研究和哲学思索，并且管制住性生活和家庭生活。”“意识形态化政治一向着魔于总体性，并且一直着魔于未来世界。它们相信，健全的政治必须有一套不仅在空间上，而且也在时间上可以说明宇宙中每一事件的学说”（《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第56页，57页），意识形态化政治是一种通过某种宗教化的教条一揽子全盘解决问题的政治，是二元对立的斗争政治，是唯我独尊、鼓吹教主崇拜的疯狂政治，是通过走火入魔的集体主义和理想主义控制个人的一切生活领域的政治。这种疯狂的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是导致犬儒主义盛行的重要原因：从警惕理想导向放弃一切理想，从怀疑宏大叙事走向怀疑一切信仰，从厌恶意识形态化政治走向拒绝一切政治，从反思宏大的“未来”叙事走向放弃对未来的责任，总之，从极端的狂热走向极端的犬儒。

然而，意识形态政治狂热的幻灭并不必然意味着犬儒主义是唯一的选择，告别意识形态化政治的途径并不只有彻底放弃政治一条。到底是什么导致人们从意识形态政治的毁灭走向了去政治化的犬儒主义？是我们应该好好研究的问题。

我以为，从意识形态政治直接进入到犬儒主义的原因是缺少公民政治和公民美德。公民美德既是对意识形态政治的否定，同时也可以预防犬儒主义政治。希尔斯在《意识形态与公民道德》一文中对此有所暗示。

公民政治的基础是公民美德，包括公民的主人公意识，主体意识、参与意识和责任意识，如果说意识形态政治的基础是虚构的高调“理想”、高调“道德”以及建立其上的对于人的道德和“理性”的不切实际的高估，那么，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就是一种低调但务实的政治和道德，它建立在对人性的切实理解上，对人性的弱点、复杂性持有理解和宽容态度，同时也制定了可行的制约手段。“公民政治要求人们理解美德的复杂性：没有任何美德是单独出现的，每种德行都以牺牲其他德行为代价，美德和邪恶是交织在一起的，而且没有任何关于美德登记的理论体系在实践中是可行的。”（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第78页）意识形态政治常常需要用那种高调的统括一切的“理想方案”来进行宣传鼓动，激发人的仇恨和激情，投入非理性的种族灭绝或阶级斗争，而公民美德包含了责任意识、团结精神，不煽动激情，不鼓吹仇恨，它“不将人推向英雄主义和圣人品质的极端来揭示人的本性。”（希尔斯《意识形态和公民道德》第75页）。意识形态政治搞领袖崇拜，对“元首”权威没有任何限制，而公民政治则“谨慎地行使权威，力图预见到行驶权威的后果，同时认识到人类能力不可确定的局限性，以及预见的不确定性。”（同上，第75页）公民政治从来不相信什么全盘一揽子的解决方案，它坚信人的理性能力和道德的局限性，因此主张在谨慎的试错过程中谋求进步。公民道德中还包含了人类连续性和“尘世永恒”的意识，它出来不主张砸烂传统、从头开始建立“美好”生活和“美好”人性，同时也强调对未来的负责精神，“公民道德要求敬重传统”，“就过去而言，公民政治赞赏过去不可否认的实际成就，以及那些由于生前的所作所为而使我们肃然起敬的人们之人文品质；就将来而言，公民政治洞察到了当前的一代人与生物学意义上和价值道德意义上的后来者之间本质上的统一性。”（同上，77）因此，公民道德中不但内在地包含对其他公民的尊重，而且也包含了内在的对未来的责任意识。

总之我认为，公民政治既可以防止意识形态的狂热政治，也不会堕入什么都不相信、什么都无所谓的犬儒政治，而没有良好的公民政治和公民道德，是当代中国人以前的从意识形态政治狂热转向今天的犬儒主义政治冷漠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