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网2017年11月7日讯）对社会进程做出准确的分析和判断是困难的，因为社会本身包含了太多的不确定因素。但是对社会问题的分析如果能不断接近问题的根本，那么就可能会对未来的政治转型提供一些有价值的参考。寻求到一条更加合乎这个国家转型的观念和路径，避免走弯路。同时也可以避免不必要的悲观，或者盲目的乐观。

 

若时间退回到五年前，中国的自由派普遍持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中国的各种社会问题，矛盾急剧积累，而在现有的制度下不可能得到有效的解决。因此中国除了走宪政主义道路，不会有别的出路。自由派整体对中国的未来是充满信心的，或者对中国的民主转型是充满信心的。五年后的今天，五年前中国所存在的各种社会问题同样存在，并没有得到根本上的解决。运动式的反腐看似声势浩大，也只不过是把原来的腐败分子打掉了，新的腐败分子上台了而已，这是大家都心知肚明的。

 

改良主义的转型观念和路径在中国已经越来越没有前景，因为体制表现出越来越刚性，社会空间遭到了近三十年以来最严酷的压制。本来就没有现实路径的渐进转型路线，现在更是在想象层面上的希望都破灭了。而一些持变革主张的朋友同样表现出悲观的情绪，认为体制对社会的冻结，除了等待寒冬的过去，变革同样不可能有所作为。其实如果以同样的前提，那么五年前的中国，变革也是同样不存在空间的，所以对于进入冰河时代的提法，可能是不恰当的。

 

回归到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本质考察，中国有没有实现政治转型的契机，根本上取决于中国的体制是不是面临不可避免的危机。如果体制还有足够的弹性，或者有能力解决存在的各种危机，体制就有可能继续维持下去，而政治转型就需要等待更长的时间。如果说五年前大家对中国问题的判断是大体准确的，那么五年后的今天，体制面临的问题同样存在，而且随着体制对经济和社会的更严格的控制，可以说在很多方面是加剧了。投资环境恶化、通胀加剧、经济衰退等等，经济、社会、政治都面临更加严重的危机。只是由于有过去三十多年的市场化改革，以及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巨大的红利积累，使得体制暂时有足够的资源应对目前的危机。

由于极权体制长期对社会的压制，公民社会都不可能有发育的空间，组织化的反对派力量就更是不可能存在。因此，中国的转型即不可能是渐进式的，也不可能是单纯由变革派力量强势推动的。最可能的方式是由突变危机引发的转型，突变式的危机是指社会由于自身矛盾的积累发生了体制过去的维稳机制难以发挥有效的作用，并因此暂时对社会失去了全面控制的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在短时间内实现对社会的动员，并形成可以与体制抗衡的力量，从而开启政治的转型。

 

突变式的变革转型并不需要事先有足够的社会抗争空间的存在，事实上在极权体制下也不可能有这样的空间存在。因此，体制对社会空间的压制不应该是变革派对未来悲观的理由。只有渐进式的转型才需要有足够的社会空间的存在，去完成公民社会的发育，壮大，从而推动政治的转型。但是变革转型无疑需要在转型到来之前做好观念上的准备，使变革尽可能得到社会各个阶层的认同和支持。

 

新极权体制就是后三十年的，已经在旧极权体制基础上发展了的新的极权形式。因此，在意识形态上要重建其合法性，并在社会管制上实现法制化，这种变化实际上是顺理成章的。新极权体制在整体架构延续了旧的极权体制，但是在形式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变化。到了2000年以后逐步定型，有限的自由化改革停滞，这就是后来全面维稳的时代。这个阶段也是渐进转型观念最有市场的时期，因为社会要延续以前的发展，避免危机，那么进一步推进自由化改革就是唯一的出路。结果必然就是走向宪政主义，这是渐进转型的前景，在理论上，现实上都被认为最合理的，也最可能的一条道路。

 

事实是体制并没有，也不可能会选择走宪政主义的道路，现在的新极权体制才是体制选择的道路，这是体制的共识。但是会在过去的基础上局部领域进行修正，比如经济上加强国家控制，个人更加集权、社会空间上会有更严厉的压制等等。不过体制也不会重回到前三十年前，因为经过三十年的市场化改革，农村经济的商品化，城市工业经济的大范围私有化，形成了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在社会整体阶层结构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之前，要实现三十年前的那种绝对的奴役是不可能的。

 

袁世凯也想称帝，但注定是要失败的，其中一个原因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知识分子，精英阶层都已经不可能再接受一个皇帝的存在。在这一点上，现在的情况完全可以比一百多年前更加乐观。况且在一个权贵集团利益错综复杂的地方，要实现个人的高度集权，也不是随便一个平庸之辈就能实现的。

 

理论、制度、道路自信就是对这种新极权主义的自信，它被认为是给中国的后三十年带来了经济上的成功，开创了中国模式，是信心满满的要准备输出并影响世界的。这不是传统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也不会是过去那个曾经把这个国家拖入巨大灾难的旧极权体制的自信，那种制度也不可能给他们带来什么自信。有人担心中国会回到过去旧极权体制时代，是对现状缺乏足够的了解而产生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这种新极权体制即能实现权贵集团对国家的控制，又能保持对社会的长期掠夺，把权力变现，这才是符合他们长远利益的道路。

 

与过去相比，新极权体制加强了对社会的控制，虽然从表面上看压制了社会上的不满的声音和反抗，但问题和矛盾并不会因此消失。对经济和社会的更严厉的管制，结果必然就会导致经济的进一步衰退，社会更加缺乏弹性，社会矛盾加剧积累。从而更容易促成并导致突变危机的发生。由于突变式的危机转型并不太依赖社会抗争空间的大小，而是取决于社会是不是更容易导致危机的出现，因此新极权体制可能将更加有利于开启中国的政治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