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在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习近平为什么不喜欢“英明领袖”的封号？》中介绍了王沪宁出任政治局常委之后的第二天即在审阅新华社“重头文章“时表示，对习近平同志的宣传既要到位更要准确，领袖和统帅的称谓习近平总书记都是当之无愧的，但不必要使用”伟大“之类的形容词。
另外，外界都已经注意到的蔡奇在十九大召开期间把习近平吹捧成“英明领袖“的表态内容，也已经被王沪宁以”不妥“二字否定了。官方媒体接到的上级通知内容证实了这一消息。
笔者在十九大召开之前即已经有数篇文章介绍过王沪宁提醒习近平“防止对领导人的宣传庸俗化”的内部消息。
在《六中全会王沪宁提醒习近平禁止吹捧、从谏如流》一文中，介绍了笔者的消息来源透露的内容：王沪宁在起草去年的六中全会公报时本来是参照了当年胡耀邦和邓小平的有关讲话，写进了“党内禁止个人崇拜”，但考虑到现如今外界对中共宣传机器诟病最多的内容就是在党内重搞毛时代和华国锋时代的“个人崇拜”，所以习近平同意了栗战书的意见：“我们党内事实上并不存在这个（外界媒体强烈质疑的）问题，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这句话”。习近平和栗战书的意思是，如果在六中全会公报中出现“禁止个人崇拜”的字样，等于是“不打自招”，自己承认了已经从邓小平时代开始成为历史沉渣的“党内个人崇拜”之风已经又回到了现实社会。
在《中共高层只有王沪宁忧心“个人崇拜“沉渣泛起！》一文中，笔者还介绍了内地记者朋友的说法：现在聚拢在习近平身边的“幕僚、文胆、策士“们，唯一敢说出”个人崇拜之风不可助长“的就是王沪宁。2005年上半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宣部曾对内发文，要求媒体”不再对习近平总书记使用‘习大大’的称呼“，据说也是王沪宁向习近平提醒在先，中办和中宣部才敢对下发令。
针对当时外界流传的王沪宁可能会在十九大上接班王歧山的猜测，笔者当时也有专门文章分析过。笔者的看法是：习近平照着王歧山模式“复制”出一个接班人来已绝无可能。如果习近平要想在本届政治局委员的“五十后”里挑选出一个不但个人清心寡欲，家庭成员也难得干净的人，王沪宁可能是唯一够标准的。
如果按照习近平“打铁还要自身硬”的标准衡量，王沪宁是唯一够格的中纪委书记人选，但事实上恰恰是他在目前所有的政治局委员里最没有可能接任中纪委书记的。
众所周知，王沪宁无疑是中共高层领导人里里政坛经历最单纯的一个。在大学期间，因为他所担任过的系和院领导职务，都是以学者身份出任，而且也不是分管行政的，严格说来真的不能算是“官”。由此说来，他这辈子担任的第一个官职就是正司局级的中央政策研究室政治组的组长，接下来就是副部级的研究室副主任，再接着就是至今仍还在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的研究室主任职务。
以中共副国级身份兼任党内幕僚机构的一把手，在邓小平时代先后有二，一是胡乔木曾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党史研究室主任；二是邓力群曾以中央书记处书记身份兼任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主任前后五年时间。
五年前的十八届一中全会上王沪宁由书记处书记升了半格转任政治局委员之后中，外界即不断有分析文章推测他会成为2017年中央政治局常委人选的有力竞争者。笔者当时的看法是，中共政治的政治局常委都是“分兵把口，各管一摊”的，所以习近平如果在十九大上要拉王沪宁入常的话，除非只让他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就如同中共十六大至十八大之间的李常春，否则等于是让他扬短避长。
果不其然，十九届一中全会安排王沪宁升任常委后没有几天，中共政权即公开对他宣布了他的第一项兼职：中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任。这项职务是当年李长春十年政治局常委生涯中的唯一一项兼职。而如今的王沪宁虽然没有象刘云山一样兼任中央党校校长，但却比当年的李长春多了一个当年尚不存在的职务，中央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副组长。
笔者二十年前的文章《专家当智囊,教授变幕僚—-江泽民的政治化妆师王沪宁》是外部世界第一篇介绍王沪宁的文章。此文被收录到笔者的《江泽民的幕僚》一书中。书中介绍：若是按照西方对“知识分子”概念的定义,江泽民的全部幕僚中,唯有王沪宁可以自诩是知识分子出身,甚至还一度被认为是“体制外自由派知识分子”。正因为如此，王沪宁以政治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身份加盟江泽民智囊团的事实本身，便在中共党内党外引出一番强烈震动。
中共用枪杆子取得对整个中国大陆的统治权之后,毛泽东一句“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便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领袖身份：邓小平一句“改革开放”令十二亿中国人民有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机会,随奠定了他一言九鼎的权威地位。历史把江泽民推向中国党第三代领导核心的同时，便宣告了中共政权个人英雄主义时代的结束和平庸政治时代的开始。而在平庸政治时代的“领导核心”绝没有可能仅靠一句口号、一声号令便可使亿万臣民伏首贴耳,必须在前朝旧制基础上升华出一套新的,系统的政治概念,籍此彰显自己的合法性,并在此基础上指导治国救党之实践。不然，这代核心非但自己的领导地位朝不保夕，整个共产党政权也有可能毁在这代领导集体手中。
这段二十年前的分析，如今用在习近平身上仍不过时。
王沪宁的理论建树令江泽民等中共当时的台前领导人找到了“共同语言”是毫无疑问的。注意一下中共十四大政治报告中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新解释，注意一下九二年下半年以后江泽民、李鹏、乔石等人在各种场合里对“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承诺就会发，,类似的话语在王沪宁此前的文章和著作中都能找到。比如王沪宁关於“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靠移花接木(即不能搞‘全盘西化’),也不能搞揠苗助长(即‘稳定第一’)”的论述,关於“发展民主政治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发展民主政治才能卓有成效”等论述,实际上已经成为江泽民等人对内对外讲话的模式化用语;而王沪宁关於“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来逐步推动人民民主”等论述,更是为江泽民等人运用自如。所以当时中国大陆已经有人说王沪宁的论文选实际上已经成了中共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政治辞典”,并不夸张。
笔者在去年和今年相继为本专栏撰写的《栗战书为习近平“卖力气”，王沪宁为习近平“出思想” 》，《如今的习近平比当年的江泽民更需要王沪宁》等系列文章中都强调过，笔者二十多年前的文章中分析的内容，也正是江泽民之后的胡锦涛，胡锦涛之后的习近平一个更比一个需要王沪宁、器重王沪宁的原因。无论北京政坛内关于王沪宁与栗战书已经矛盾至“不共戴天”的说法是真是假，栗战书在习近平身边的作用是可以被他人取代的，但王沪宁才是无人可以取代。外界有评论文章形容栗战书和王沪宁形同习近平的左膀右臂，但事实上栗战书不过是为习近平“卖力气”的，而王沪宁则是为习近平出思想的。如今的十九大上习近平论功行赏，让王沪宁和栗战书的党内政治地位同时更上一层楼。
在如上文章的基础上，笔者又为本专栏撰写的《中国共产党将以马列毛邓和王沪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一文，， 以调侃的口吻道出了实情，那就是：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和胡锦涛的”科学发展观“再加上如今的习近平思想”，是王沪宁思想的三大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