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驱逐“低端人口”，有些人莫名惊诧、怒发冲冠，似乎这是中共第一次干坏事。其实，此种“阶级清洗”，共产党一直都在干，乐此不疲，花样翻新。从八十年代流行的“盲流”这个词汇，到春节联欢晚会上赵本上和宋丹丹在小品中竭尽嘲讽之能事的“超生游击队”（当时大家看得都很开心），再一直追溯到毛泽东时代的“四类分子”、“黑五类”、“黑九类”，相比之下，“低端人口”的说法显示中共与时俱进，已经变得“文明”多了，你们还有什麽怨言呢？
中共标榜“平等”，然而中共最拿手的就是“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学者李若建在《中国贱民阶层“四类分子”》一文中，梳理了中共人为制造“贱民阶层”的历史脉络：中共建政初期，在一些地区，最初只有“三类分子”的称呼（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一九五七年反右运动之后，“四类分子”中增加“右派分子”，成了“五类分子”，即后来民间口耳相传的“黑五类”。文革中，“五类分子”之后又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
这些不属于“人民”的“贱民”，数十年来受尽歧视、羞辱和迫害。在农村，很多地主和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其“原罪”还延及第二代、第三代。居住于大城市的贱民，则在一次比一次猛烈、残酷的政治运动中被像垃圾一样清理出去。中共原本是一个农民党，极端缺乏管理现代城市的经验，夺取政权后向苏俄“取经”，苏俄控制城市的做法就是：将城市居民按照不同阶级加以划分，无人例外。然后，将敌对阶级驱逐出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文化中心，赶到偏远地带、不毛之地，或在集中营里集体劳动，或任其自生自灭。如此，城市就能安全、整洁、井然有序，用斯大林的说法就是“像玻璃一样干净”。
在平时常规的人口控制之外，每次政治运动都会伴随着对特定人群强制性的迁迻政策。比如，一九五八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上海将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城区，造成若干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一九五八年十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一千七百八十九人，被迁居于粤北部山区。一九六三年，新疆也发生了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
文革期间，当局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成为普遍性的政策。文革初期，北京市有八万五千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天津全市则有四万两千人被遣送到农村。估计，当时中国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习近平就是那时被赶出北京的“黑九类”之一。以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勛的罪状——习仲勛被毛泽东钦定爲“利用小说反党”的“反革命”，之后又被戴上“叛徒”、“特务”等“帽子”，习近平当然也是“五毒俱全”，北京之大，却没有他的容身之处。习仲勋是最早一批垮台的中共高级干部，被打倒十六年，单独关押多年，一度精神失常，耳朵也被打聋。因此，习近平在十岁时就成了人人喊打的“黑崽子”。
已被关闭的“共识网”在二零一三年发表了与习仲勋有“忘年之交”的杨屏写的一篇文章《习仲勋与近平的父子情》。那时，习近平刚刚上位，正在与对立派系作殊死搏斗，宣传部门来不及删除这篇文章。如今，习近平大权在握，习仲勛的坟墓被修葺得如同皇陵一般，此类文章再也不可能流传了。
杨屏在文章中回忆说，一九七六年七月二十日，刚刚复出的习仲勋将儿子从北京召到河南洛阳，那时正是酷暑难当。在此前的一个月的一天晚上，习仲勋因为想念儿子，竟当着这个“忘年之交”的“小朋友”杨屏的面，哭了两个小时都不止。
杨屏说：“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一个老人这样哭，一个像我爷爷般年纪的老男人在哭。没有声音，只有泪水，嘴唇在颤抖。这场景，如今想起来，我都浑身战栗！我当时被惊呆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盯着老爷子，竟然不知道给他拿毛巾擦脸。后来，当看见他用手去擦桌子上的泪水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杨屏回忆说，当时他和习仲勋碰杯喝酒，酒还没有下肚，习仲勛的眼泪又涌出来了。“放下酒杯，他用两只大手盖住整个脸，擦了好几遍眼泪。抬眼看着我说：你爸爸比我好哇，把你照顾得这么好。我也是当爸爸的，因为我，你近平哥哥可是九死一生啊！”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少年习近平因为说了几句反对文革的话，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列为“敌我矛盾”，在中央党校的院子里关押起来。据习近平自己回忆，因为他得罪了造反派，“有什么不好的事都算在我身上，都认为我是头儿，我被康生的老婆曹轶欧作为‘黑帮’家属揪出来。那时，我十五岁都不到，他们说，枪毙够一百次了”。
中央党校召开批判六个“走资派”的大会，最后一个人就是习近平，前五个是大人，第一个是中共著名的理论家杨献珍。这六个人都戴着铁制的高帽子，帽子重，压得受不了，习近平只好用两只手托着。习近平的妈妈齐心就坐在台下，台上喊“打倒习近平”时，齐心被迫举手喊口号打倒儿子。批斗完了，近在咫尺，母子也不能相见。
此后，一次意外的相见，成为母亲齐心一生的痛。一天夜里下大雨，趁看守不注意，习近平跳窗户跑回家，齐心吓坏了，问他怎么回来了？“妈妈，我饿。”近平哆哆嗦嗦地说，想让妈妈给弄点吃的，然后进房间换衣服。然而，习近平万万没有想到，妈妈不但没有给他做饭吃，反而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冒着大雨向领导报告去了。
习近平知道，不是妈妈心狠，而是被迫无奈——如果不去报告，就是“包庇现行反革命”，自己也会被抓走。那样，远平和安安怎么办？他俩还是小孩子啊！饥肠辘辘的习近平，当着姊姊安安和弟弟远平的面绝望地哭了，又绝望地跑进雨夜。
最后，颐和园一个看工地的老头儿收留了习近平，让这个可怜的孩子在一张连椅上熬过一夜。第二天，习近平被闻讯赶来的警察抓进“少管所”，参加专门爲“黑帮”子弟设置的学习班，并接受劳动改造。这是习近平的“一进宫”。
一九六八年十二月，毛泽东发出号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是毛泽东抛弃红卫兵的开端。不过，在关押中的习近平抓住了改变命运的机会，主动要求上山下乡，说是“响应毛主席号召，到延安去”。造反派一看，去延安基本上属于流放，就让他去了。
然而，刚去延安梁家河村的习近平，在村里人缘不好，上下不待见，与同去的知青也不合群。据习近平回忆：“上山下乡时，我年龄小，又是被形势所迫下去的，没有长期观念，也就没有注意团结问题。别人下去天天上山干活，我却很随意，老百姓对我印象很不好。”五个月后，无法适应农村原始落后生活的习近平逃回京，不愿再回延安。但是，他在北京的家早已不复存在，户籍也被注销，只能东躲西藏，过一天算一天。最后，他又被当成非法“盲流”，关进了“学习班”，半年后才被放出来。这是习近平的“二进宫“。
今天北京的“低端人口”所遭遇的一切，当年的少年习近平统统遭遇过，他们都被一双看不见的巨手驱离北京。如今，习近平偏偏对那些遭到驱逐的“低端人口”毫无一点怜悯之心。对“低端人口”发起的这场雷霆打击，如果没有得到习近平的首肯，刚上任不久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岂敢轻举妄动？习近平俨然是毛泽东第二，那些被暴力清理的“低端人口”，对他来说只是“内参”中的一小串数字而已——“低端人口”越少，中南海就越安全，这点代价是值得付出的。
或许，连习仲勛都没有想到，他的儿子会如此无缝衔接地由被害者变脸爲加害者。习仲勛晚年最大的担忧，就是党内再出现一个毛泽东似的暴君。八十年代初，有一次习仲勋和彭真在会议的间歇闲谈。习说：“要有一个制度，有一种力量，能抵制住‘文革’这样的压力才好。”彭真说：“我们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种违法的行为。‘文革’是极严重的错误，今后决不许重演。”习说：“问题是，如果今后又出现毛主席这样的强人怎么办？他坚持要搞，怎么办？我看难哪，难哪！”
饱经风霜的习仲勛深知共产党的权力运作方式，民主与法治跟共产党无缘，杜绝再度出现毛泽东式的人物“难哪”。他却不知道，受尽折磨的儿子习近平，居然成了有样学样、以毛爲楷模的共产党党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