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转型与十字方针征文）
有一种人总在你独处时，不由自主出现在脑海。仿佛某种神秘力量，他们的生命、理想和情感，在千里之外不断叩响你的心扉。听说有一种叫做“灵性场”之物，可以忽略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莫非就是？这灵性场使你得以平和、静逸和振作。朱虞夫便是此类人物，尽管他华发丛生，身陷牢笼，而你却很难因此陷入忧愁，那是不可言说的慰藉，教人深感不虚此生。
有一年我收到一张明星片，上面是许多人的签字，还有几句祝福语。我的母亲望着上面的字迹说：“这字写得真好，写字的人一定不简单。”我告诉她那是我的一位“反革命”朋友，以前是位美术编辑。她似乎略有所失，在她心中，文人是软弱无良和自以为是的代名词。于是我又向她解释，这位朋友坐过两次牢，是死不悔改的硬汉。她豁然起来：“难怪看这字看起来象个武夫。”
虞夫之名，乃是上虞县一个叫武夫的小地方之意，此地“武夫”之地似乎如今已经不在，曾是他生养之地。我想要一笔带过他的掌故，却又觉得艰难，不如一面徐徐道来。老朱时不时自嘲：“我前半生是矛盾（毛邓）的，后半生脑子里被灌了很多浆糊（江胡）。”我母亲得知这句名言时忍俊不止，连声称赞他的幽默风趣，并深以为贴切。
年轻时被两种自相矛盾的是非逻辑左右灌输，年长后又被不讲是非只讲物欲的伦理搞得晕头转向，要命的是：这四家都宣称来自同一个祖师爷。真教人头疼欲裂。这是他这一代人共同的苦恼，除了把它们悉数抛到脑后之外，一般人该如何才能抵挡？不教自己智商归零？
我们的老朱早早地就找到了抵御他们的法子。年轻时，他是民主墙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民刊之风。因为编辑出身的缘故，老朱的刊物规范、整齐。那些用蜡纸和油印机打造的刊物，有时是免费的，有时也会收到一些赞助性质的订阅，从几块到几十块不等，颇似今天公众号的“打赏”。物质和精神方面都缺少营养的青年们，抓住每一丁点与旧日不同的观点如饮甘露。尽管社会普遍贫困，旺盛的热情却足以填补这一切。那景象让人情不自禁联想起离他们的时代90年前的景象：同样是一群活力四射的年轻人，急不可耐想要背离孔孟之道。
在这段被笼统成为“民主墙”的历史中，有人仍试图从马克思、列宁一类人的作品中找到革新的蛛丝马迹，而有人则对这些东西恨之入骨。清末的维新派也同样对孔夫子一脉的学说如法炮制，不同的是，后来的人们完全得不到官府的支持，哪怕是摇摆不定地观望。这些年轻人的命运早已定下：等上层内斗分出胜负，便要将他们一网打尽。有编辑经验的朱虞夫在这场思想启蒙里是个“香饽饽”，很多刊物都请他去做指导。当同龄人毛庆祥、戚惠民等人纷纷因办刊物“落网”，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投入劳改队时。朱虞夫却成了漏网之鱼，据他自称：他久经政治运动的家庭嗅到了危险气息，坚决要求他停止此类活动。于是他淡出了那个被泛称为“民主墙”的运动，居然逃过一劫。
1989年，朱虞夫又因为支持学运被抓了去，关了十天。
在他言语中，年轻时当了民主墙的“逃兵”，似乎是此生一桩憾事，不过该来的命运迟早要来。1998年，杭州乃至全国爆发了组建反对党的行动，朱虞夫积极投身其中。不出预料，次年，他与民主墙时代的好友毛庆祥等人，再次被捕入狱，获刑7年，罪名“煽动颠覆国家政权”。2007年又以“妨害公务”为由判刑二年。这所谓“妨害公务”，是因为儿子与闯入家中的警察冲突起来，朱虞夫护子心切，试图保护儿子免受欺凌，结果是父子二人皆被冠以“袭警”罪名，投入监狱。
这位老朱有所谓“精力无限、魅力无限、人品无限”之美誉，这“三无限”，系同道好友们的调侃之词，尤其最为湖北人胡俊雄所传颂。因为“害”朱虞夫被扣上袭警罪名的，正是这位靠给“低端人口”修电脑为生胡俊雄。朱虞夫气度儒雅，虽年近六旬身材依旧挺拔，嘴角永远微微上扬，和蔼的目光里有洞悉世事而又不为所患的睿智和勇气，无论是留一头潇洒的长发还是剃成青皮，都无法掩盖脸上顺从柔和的色调，嗓音中充满雄浑磁性，某种野性活力被掩压于其中，再配上柔和的南腔，教人心旷神怡。
他最擅长的似乎是书法，据他称那是因为在狱中勤练的缘故。靠练字打发时光，他说得轻描淡写，好象里头是个休闲场所一样。要在那里争取到不干活、能读书、练书法的权利，需要付出何种代价？需要何种惨烈的抗争？他从不提起。“反正他们拿我也没有什么办法，也就由我去了。”他一如既往地带着微笑，似乎什么也没有回忆起，那些日子就象白开水一样既淡而无味，又滋养肌体。而在我眼中他最大才华是朗诵诗歌。无论是辛弃疾还是杜甫，毫无夸张虚饰，古人恰似近在眼前，相互倾吐诉说，怆然处几欲泪下。听他吟诵诗篇时，我会情不自禁想起陀思妥耶夫斯基，这位大作家一生最重要的喜好，是朗诵普希金的诗，他曾一个聚会上，使在场上千人潸然泪下。
当然，我们的老朱得不到面对上千人的机会，他被牢牢地控制在杭州警方的耳目之下。每天见过什么人？说了些什么话？在网上发出过什么声音？未来几天会不会有什么人来找他？政府部门、各种公共集会场合，尤其是有外国人出没的地方，那是一定不能让朱虞夫出现的。至于离开杭州去外地，更是好几年才能逮到一次机会。为了养家糊口，他还在小区物业当一个“安全巡视员”，主要职责是防那些偷电动车电瓶的小贼们，那几年在杭州此类小贼非常泛滥，一不小心，电瓶就没了。
我看着他有气无力拿了个绿色激光棒，对着远处晃荡，问他那是为何？好玩么？他回答说自己在监狱里呆了九年，天天和贼人们在一起，那些进入小区的陌生人，他一眼就能分辨出好歹善恶。用激光闪他们的意思，是告诉那些偷电瓶或者是踩盘子的人们，他们已经被盯上，叫他们好自为之。我忽然想起自己在外多年，不知道被这种绿色激光闪过多少次，原来是被保安们当成踩盘子的贼人，并不是什么顽童恶作剧。于是二人大乐。
杭州的民主党同仁们，一直活在某种压抑的氛围之中，公开反对党这一特殊身份，使他们的一切行为举步维艰。稍有“风吹草动”，“越雷池”之举，便会遭来政治迫害。他们出入往往有“随行人员”形影不离地跟踪，如果是两个民主党人碰面，则场面堪称“蔚为大观”、“浩浩荡荡”；遇上敏感时期或者杭州有什么会议、外国人来访，则干脆遭到软禁；家门口设有重重监控，警务亭直接戳在窗外；电话、网络一应通讯工具悉数“透明”。
他很快又振作起来，不愿让我捕捉到那稍纵即逝的消沉。“看来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们再把我抓进去了。”语中仍是一如既往的磁性与柔和，他对自己的言行举止非常谨慎，时时提醒着自己不要以低迷情绪影响他人。他和警察们的“关系”非常之僵，因为从来不买那些人的账，那些人在准备朱虞夫材料的时候肯定不会为他准备什么好词。所谓五十而知天命，其实并不需要等到五十，他的命运我也早已明白，我甚至可以想象出警察们威胁要把他投入监狱时的脸嘴，而且肯定不是一次两次。他不怕做监狱，却似乎害怕身在监狱外，却有力无处使的境况。“我在里面非常习惯，我已经坐了两次牢，那里头的门道一清二楚，我在里面过得会很舒服。”他似乎又捕捉到了我心中的依依不舍，又用一种决心已定的腔调，语气更加柔和：“吕耿松、陈树庆，他们熟悉法律诉讼，能帮人维权，但是我能做点什么呢？作为一个人权受害者的标本，就是我能为这个国家人权进步做出的最大贡献。”
到了2011年，朱虞夫果然因为一首名为《是时候了》的小诗，又被逮了进去。这首诗在反右期间，“引蛇出洞”时期在北大广为流传。北非爆发的茉莉花革命引发连锁反应，阿拉伯世界的好几个独裁政权接连垮台。证明了一直被某些廉价而庸俗的畅销政论学所敌视的伊斯兰教文化内部，同样具有对普世价值强大的内在认同。当代社会发达的技术给了统治者们强大的暴力资本，但国家机器一旦反水或者观望，则其垮台仅在摧枯拉朽之间。
中国大陆一片风声鹤唳，《茉莉花》这首江南民歌，因其旋律被普契尼用在歌剧《图兰朵》中，而深为西方人所熟悉。好大喜功的官僚们四处以这首歌来“推广中国形象”，大有成为中国第二国歌之势。对他们来说，茉莉花革命所蕴含的不祥气息不言而喻。举国上下大肆抓捕，有志于变革的人们纷纷落网。在这一波大抓捕中，朱虞夫再次在劫难逃，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获刑七年，第三次系狱。
他被捕之前的情景仍历历在目，而时光荏苒，一扳手指头，居然又到了他快要出狱的日子。他的刑期将在2018年3月4日服满，又当了七年的标本，不知他是否心满意足。而我，在这七年之内，居然一事无成。愧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