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大社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锺剑华）
近年，与来自外地的朋友碰面，不论是国内的或海外的，每谈到香港的时候，一个最常提出的问题是「香港是不是退步了」？客气或审慎一点的，就会说：「香港是不是在发展上跟不上了？」
香港社会确实面对很多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所有经历过高速发展的经济体及社会，到了某一点都会进入一个相对较为缓慢的低增长阶段，都必须作出体制、策略及方向性的调整，也要为下一阶段的发展再积聚动力。在前一发展过程中逐步出现的各种问题，也需要作出改革，以适应新发展阶段的需要。否则便会停滞不前，甚至会倒退，然后有被边缘化或淘汰的危险。
所以，当1997年亚洲金融风暴出现之后，香港在回归前后十多年因资产泡沫形成的经济荣景爆破，如果能够适时作出调整，对香港下一阶段的发展焉知非福。
但香港没有利用那个机会调整不合时宜的经济结构，香港的管治及政治决策仍然因为北京当局的统战需要，而继续在体制设计上迁就那些既得利益集团及政治上的追随者。造成的结果，是香港的政治制度未能与时并进，管治与政治决策仍然停留在80年代那一种模式及思维风格，经济发展也只能继续重拾以往那一套，找不到新的发展火车头。甚至因为九七回归及中共当局的家长式心态，进一步倒退到强权与财阀合流的金权资本局面。香港的经济发展也只能不断继续倚赖房地产、金融那一些所谓「传统的优势行业」。但这一些行业优势何在？其对香港今天的民生及社会是带来更大的矛盾和问题，还是促进香港的进一步发展？对于这一类问题，只要看一看今天的楼价及贫富悬殊问题已经无需再多说了。
如此一说，原来二十年也已经行将过去了。不要单说最近这二十年，就算是在九七主权移交之前，香港经历了急速的经济发展，经历了因为主权谈判及过渡期的洗礼，香港早已不是以前那个「难民社会」。社会利益高度分化、价值多元，很多积存下来的社会民生及发展问题有待解决，发展的方向及重点有待调整。这些都必须有一个能够驾驭社会大局，获得社会信任的制度和得到各界认可的决策过程。加上在回归过渡期的种种承诺，市民期望已经很不一样。因此，只抱残守缺，以为继续令投资者及工商界支持北京的当权者、能够统战那一些在体制中占有利益的专业阶层及旧政治势力、又能够继续支配那一些中共的代理人及政治组织，便可以解决所有问题，这才是落后于形势，客观上「跟不上社会发展步伐」的心态。
政治体制失衡 失信于民
过去几年，香港的经济、社会及政治矛盾加深。在九七后长大或在回归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竟然对中国政府及中国人身份的认同越来越反感；早年曾经在中英谈判及回归过渡期支持中国收回香港的很多中生代也感觉受到欺骗；有不少做官的、在今天的经济体制中占便宜的，口头上说支持中央政府，反对香港在政治上有所变革，以反民粹或支持中央为名来反对民主及民本的政治，但骨子里个个都以方便旅游为名手持外国护照，个个都把子女送到海外升学。
这些都说明了今天香港这个制度的欺骗性及如何严重落后于社会的实际需要。很多积存下来的问题没有办法疏解，很多有待改变的政策无法起步，根源是在于没有一个足以取信于香港人的政府及决策机制。结果是有不少人要用尽所有方法抗拒这个制度造成的政治压迫，也有不少人要千方百计利用这个制度造成的不公来继续寻租。彼此的态度是那么清清楚楚毫不掩饰，因而就连在社会体制的硬件之上应有的社会信任及对弈上的弹性也完全失去。
由DQ部份议员开始，到粗暴修改立法会的议事规则，整个体制的均衡与制衡进一步受到破坏。这真的会令管治及政府决策更顺利吗？市民对此无奈之余，会从此更信服这个政府作出决策及更认可立法会的工作吗？除此之外，中央政府所谓的全面管治权，如果就连香港举行一个研讨会也可以越俎代庖，选择谁人可以来港出席，所谓的「一国两制」，还是以前讲的、香港人相信的、国际社会也相信的，是要照顾香港社会的现实及特殊历史背景的安排吗？
香港今天见到的很多问题，不是因为香港自己退步了；如果真的跟不上新的发展势头了，也不是因为香港在很多方面已经落后了，而是香港有被拖垮的危险。拖垮香港的是北京那套独裁的作风，是特区政府「为港官不作港人」的奴才风格，还有那一些一听到「走狗」两个字便自己对号入座的强权向日葵及不断自我打倒的政治风向鸡。
